前几天在豆瓣首页看到一枚“春娇与志明”的评论，大意说此片不适于月薪两万以下的屌丝观看。电影我没看过，无从判断，但从他举的几个例子来看：什么送IPAD啊，住长城公社啦，北京市区两套房子啦，实在是，弱爆了。而且，屌丝喜欢看这个，尤其是，考虑一下上映四周就成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的Intouchables, 其中的桥段，有几个是天天罢工要求增长退休金的普通法国人民可以买得起的？滑翔伞，私人飞机，艺术品收藏，没事儿就去花四万欧元买张“鼻血洒在画板上”的画。

当然，这不是说Intouchables不好看，它好看极了，笑料不断。对于黑人移民群体的描述也没有那么的stereotypical — 虽然有些矫情是必然的，特别是考虑到Driss的原型Abdel，是个阿尔及利亚人，不是黑人。但笑完了你觉得，不过是好笑而已。它首先绝对不励志，关于一个残疾的富人遇到了一个失业的问题青年然后两个人突然找到了生活的出路，那是运气。它某些时候有些嘲讽“高雅艺术”，但这些嘲讽无非是一些欲扬先抑，Driss从一个对歌剧绘画诗歌只会用污言秽语来嘲笑的文盲，变得听古典音乐、欣赏达利、跟人讲话时还要分析韵脚。让你觉得之前的笑料都白笑了。最后，我要回到开头的主题，没错，富可敌国的Philippe的遭遇是为了说明，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快乐，他后来遇到了对的人，但电影最终展现给我们的这些“快乐”，却大多仍然是各种物质财富的堆砌。

自古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只属于有“闲暇”的男性公民——想象一下在古希腊公民是多么特权的阶层，妇女、奴隶以及其他没有财产的人都不配有闲暇，不配有闲暇的人当然不能从事艺术活动。Driss可能真的有艺术天赋，但他不幸生在塞内加尔，然后被阿姨带到法国，做着banlieue的小混混，如果他没有遇到Philippe，这辈子都不会进画廊，更不会拿起画笔。但他遇上了，他被“civilise”了，这是他一个人的运气。问题是，从事艺术活动永远是件特权主义的事情，它跟平等不沾边。所以在19世纪末，那些还对旧世界怀有乡愁的思想家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民主世界，无不惊恐地感到民主将会让这个世界远离一切尊贵、高雅、伟大的东西，堕入平庸。

资本主义民主和大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商业社会，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些可以实现的欲望，可以买，可以向上爬，可以远离家乡和家庭的羁绊，从零开始。那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一个稀巴烂的城市, 人人都攥着个iphone, 男男女女却如野狗般抢出租车, 大街上的广告主要关注如何获得假乳房, 变成韩国美女, 提高性欲, 消灭痔疮, 无痛流产. 随地吐痰者的梦想是买一辆十万以上的车，然后和车一起变成一头横行霸道的畜生, 再把自家的伢送到有外教的幼儿园, 小学和中学。”

资本主义会把这叫做社会进步，想想看在身份社会里，可以做整形、无痛流产、买车、让子女享受教育的阶层占整个社会人口的百分比吧。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即使不是每个人可以做，每个人都看到了可以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买，everything’s buyable.

后来另一个人E说到，“想胸大想變美想消除痔疮想买车不知道错在哪里。不懂得尊重世俗的愿望的人也配不上什么超然的美好。” 

我回复道：“每个人都没有错，错的是结构。就好像你批判奴隶制，贵族制，公司制，诸如此类，其实每个主人贵族资本家都善良地很，为人正直诚恳，经常捐钱济贫等等，不代表制度本身没有错。每个乐享消费主义的个体都做了对自己最正确的选择，不代表不能批判消费主义。”

但现在我想再来领会一下第一条微博的意思。如果ta是说：整形、买车、送子女去外教幼儿园是庸俗的愿望，而对照地，比如说，听音乐会、玩滑翔伞、收藏现代艺术品就是高雅的愿望，那我倒宁愿去同意E了。在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有闲阶层和有钱阶层是同一拨人，他们制造艺术，确立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占上风。后来，世道变了，资产阶级嘲讽作为有闲阶层的贵族，闲暇本身不再被夸赞，艺术是市场上的又一种商品。最终，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在于交换，无论是高雅的，庸俗的。

电影中Philippe的原型，Philippe Pozzo di Borgo是Pozzo di Borgo公爵的儿子，当然，单单贵族身份还不足以让他可以那么富——他还是香槟生产商Pommery的老板，直到因滑翔伞事故而全身瘫痪。在妻子死后，他遇到了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私人护理Abdel，Abdel为他规划了许多出其不意的各种行程，据费加罗报说，比如“把他扔进飞机带他去了加勒比海的，以及加拿大北部。这只是一连串冒险的开始。” 他们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到摩洛哥，两人各自遇到了他们现在的妻子，就分开了。

所以，如果套用开头“春娇与志明”的句式，治愈系没那么容易的好吗？没有私人飞机至少也要可以全世界随便飞选择适宜定居地嘛，没有祖上留下来的豪宅至少也可以提供住所给所有的护理嘛。这当然不是这部电影想要讲的，至于他要讲什么，是关爱残疾人心理健康还是腐朽的贵族阶层需要新鲜血液，我也看得模棱两可。不过我看出了“加强对移民失业青年的艺术教育”的主题，以及“打着反civilisation幌子的角色如何被civilised”的主题，于是生出了以上的感慨。

跟随 @dreamingkitty 童鞋在围脖上讨论了一点点关于移民、移动的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事情；想转贴到推特上去，但因为字数问题比较困难。如果在博客上建个“微笔记”的标签吧，又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有下一篇。但是，姑且加入一下博客微博化的大潮吧。

Dreamingkitty: 内政部长T.May又提出要加强UKBA的管理力度，意图把这个部门分成两个部门。这个建议主要是针对之前UKBA部分官员提出放松边检的要求之后，实际执行的工作人员把检查放得更松了的情况。此事被踢爆后，May就已经三番四次提出要改进管理，今天有个独立调查员John Vine提交了报告，可戳http://t.cn/zOyMh2r

Dreamingkitty: 当前英国出入境事务以及签证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无法处理来自欧盟内部的移民骤增的情况。现在HO努力砍的，或者有能力砍的，是需要获得签证的non-EEA的入境人数。由于获得英国签证的门槛不低，审查也算比较严，这部分人的带来的“问题”比较少而钱比较多，能减的数量有限之外，减多了也不划算。

Dreamingkitty: 真正引起比较多现实问题的，是来自新东扩地区的EEA居民，他们入境时无需签证，可以分享不少公民福利，在某些方面受到比英国法要宽松的欧盟法的保护，但以低技术和低收入的人群为主，且进入的人数根本无法被控制。也就是说，HO试图减少A的时候用的是减少B的方法，而B可减少的空间又极小，方法值得围观。

dustette：“分享公民福利、受到欧盟法保护”什么的是官方说辞吧，来自CEE国家的工人、尤其是post-workers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为了移动的权利放弃社会权利，雇主（不一定是英国企业）会给波兰工人波兰薪水和社会保障，让他们在英国干活。欧洲法院当然有促进“平等对待”的案例，但那个是要自己争取的，去上诉去折腾

dustette：司法管辖权总是默认首先属于主权国家，所谓“受到欧盟法的保护”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实际作用，只有出现案例了才拿出来讨论一下。这也是他们总说的，“欧盟公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权利”之难题。

Dreamingkitty: 续前：英国/欧洲的雇主，给了来自东欧劳工非常低的工资和糟糕的待遇（另有非欧盟的劳工，有些是非法的），去干英国人不肯干的季节性、高强度的工作。在贫民社区中，下层英国人厌恶这些人的存在并假定他们是抢夺社会福利的罪魁祸首，但这些人才是低价售出自己的劳动力又得不到切实保障的。

Dreamingkitty: 至于欧盟法的益处，有个例子是关于入籍的。欧盟国成员配偶获得永居所需的年限比英国公民的配偶的要短，且附加要求低。在英国人的解读中，这可能导致一些人钻政策空子，通过假结婚的方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权，进而获得在英国永居和打工的机会，逃避所在国政府对涉外婚姻的限制和审查。

dustette: 你举的例子貌似是“作为EU公民的益处”，来钻英国的国籍法的空子，欧盟法是管不着国籍的，但是能管到居住权——确保自由移动的权利。有个著名的案例是个中国非法移民姓陈的女子，她先到英国，又去belfast生小孩（不能取得英国国籍，因为不是完全的属地原则；但可以取得爱尔兰国籍）

dustette: （先更正：她不是非法移民）继续，然后她带着8个月的女儿（爱尔兰公民）又申请英国的居留，被拒，被拒原因是虽然女儿根据EC协议是有移动权利的，但她才8个月，没履行过任何义务云云。ECJ判这个案子，是陈氏母女胜诉，因为移动权利不应该有年龄限制。而在这个情况下她妈妈是她生活的依靠。

回复@苦逼老流氓: 爱尔兰国籍法中的birthright citizenship，适用于整个爱尔兰岛，包括北爱。 //@苦逼老流氓:没明白。贝尔法斯特不是北爱么？和爱尔兰国籍有啥关系？

Dreamingkitty：说着说着都该去控诉那些滥用劳工的公司和雇主了，这是直接获利方，但这个似乎在控管的边界之外（不清楚，求说明）？他们送到英国的劳工，待遇差，生活条件也差，还要背负着本地下层人的仇恨和鄙弃，成为让所在国政府头疼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被各个派别当成移民牌来打，又都不提供解决的方案。

dustette：你看过那个讲拾贝惨案的Ghosts吗……

Dreamingkitty：回复@dustette:那么惨啊……非法移民真的超惨的……所以很佩服李明欢，敢跑到欧洲来做田野调查……本人是木有这个勇气、能力和心理承受度的~

回复@Dreamingkitty: 李明欢是谁…… 但那个电影是有点victimizing，立场太明显，感情太丰富，不好。这方面题材的电影我觉得更好的是it’s a free world; 会发现大家都很难的，包括那些非法中介……

每个社会都制造它的陌生者/外国人（在罗曼语族里陌生者和外国人是一个词）。用齐美尔的话来说，陌生者（the stranger）是基本的社会类型之一，是团体本身的必要元素，就好像“穷人”，“内部敌人”一样。这是陌生人的威胁被放大到极端的年代。

其实，像苹果日报上这个引起众多争论的广告在印刷业出现以后可谓屡见不鲜。

比如前英国首相先生发明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

后来流行开来

下面这个则比较不知名了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拉脱维亚（定然有人心说，“拉脱维亚？这种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怎么富裕的国家也好意思排外”）的建筑公司，广告上的字是：“包办一切维修和建设，除了输入移民工”。

后来这个广告公司被某些有点良心但不怎么有力量的媒体举报了，有没有惩罚不知道，大概是不了了之。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边境控制会怎样？不是没有社会/政治学家这么主张过。有那么几个政治哲学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呼吁“开放边境”，他们的立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就是说，道理上说，伦理上说，是应该这样的。

道理上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不都号称是自由民主国家吗？自由主义最大的原则是神马，就是自由嘛。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由他的选择和努力、而非由先天属性决定的。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一个人的成就、幸福、健康、福利、bulabula，各种好处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能选择的出生国。这自由嘛？所以应该让大家自由移居！

若非要问我同意否，我觉得他们也说得没错。但是，我一直想要和规范理论家划清界限，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没用。论文写那么长，当然，当作思维训练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没了。他们还满足于此，要不然罗尔斯怎么叫他的万民法是现实主义乌托邦呢。

我可不想写一篇万字长文来呼吁：国家应该开放边界！因为，国家是不会开放边界的。但是，如果“no one is illegal”或者“no borders”这些移民运动团体搞什么动员让我来签名的话，我是肯定会签的。重要的是要求什么(这个动宾短语的重点在动而不在宾)，要求的东西乃不可能之物并不重要。

主权国家们就是不肯冒险让自己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边界越开放，移居的人越不会长期居留；而国境线越封闭，好不容易穿越了边境的人越想要永远居留。毕竟，人们想要的不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权利，而是自由移动（欧盟的freedom of movement）的权利。

欧盟几十年来的自由流通政策已经证实了这点。在接纳波兰等东欧国家之前，最初的欧盟15国忧心忡忡了好多年，生怕一旦开发边境（主要是工作许可），会有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冲到西欧（用香港人民的话来说，像蝗虫一样），抢他们的工作，耗他们的福利，弄垮他们的经济。

后来这些事没有发生。当然，CEE（中东欧）国家移居去15国务工的人数确实增多了，但这种增多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移民潮（比如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还有官方的季节工人计划等等）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政客们不这么想，政客们善于利用移民/陌生人的象征意义，在争取选票阶段，总是各种承诺“我们一定要减少移民，控制申请避难者的人数，造福本地人”，上台之后就发现，根本做不到，只好偷偷奉行实用主义。

1993年法国内政部长帕斯卡提出了著名的“0移民”目标，但到了1998年，他不得不把1997-98年度移民合法化过程中所有提出申请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栅栏葺得再高，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飞地（唯一位于非洲的属于欧盟的领土，很多来自北非的潜在移民试图从这里前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建再多的电网和铁丝，没什么能阻挡想移居的人的念头。可以阻挡一些人，但没有降低总的移居人数，无非是增加了死亡人数，，引来人权机构的谴责。（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1500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的时候死亡，UNHCR的报告人称，实际人数应该远远多于这个，因为统计的难度。但这已经是2006年，unhcr开始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使地中海成为了死亡之海）

那些搭上一只腐朽的木船打算飘过地中海的人，是怀了怎样的勇气和愿望？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也未必会过上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像莫克姆湾拾贝惨案中的中国工人一样，葬身大海，或者陷入贫穷。

而那些通过努力和运气终于过上满意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后辈，也许会像当初人们敌视他们一样敌视“陌生人”。

但陌生人总是要来的，人总是要走路的，资本商品服务总是要流通的。尤其是，你不能让资本商品服务加速流通的时候却把人困在当地。

天龙八部的结尾处，耶律洪基率军追赶萧峰和前来救他的江湖豪杰们，这些人从北京一路逃到雁门关，眼看进了雁门关就进了宋朝疆域，耶律若敢进关就等于向宋国宣战。但守门的将士却出其不意地不肯开城门：

    那军官已听到人丛中的叫骂之声，又见许多人穿着奇形怪状的衣饰，不类中土人士，说道：“老和尚，你说你们都是中土良民，我瞧有许多不是中国人吧？好！我就网开一面，大宋良民可以进关，不是大宋子民，可不得进关。”

    群豪面面相觑，无不愤怒。段誉的部属是大理国臣民，虚竹的部属更是各族人氏都有，或西域、或西夏、或吐蕃、或高丽，倘若只有大宋臣民方得进关，那么大理国、灵鹫宫两路人马，大部份都不能进去了。

此举间接导致了萧峰忠义不能两全的自杀，纵然段誉有“游鱼之捷”，虚竹有回春妙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哥将断箭插入心口，倒是成全了阿紫。当然，即使守关的军官开了城门，以萧峰的纠结心态也是自杀的命，除非有朝一日被扫地僧点化了学他父亲去出家。

但回过来看，此军官的举动可是合乎规矩之极，他守在这里不就是一边境检察官和immigration officer吗，工作就是区分国籍，拿正确护照的可以进，错误护照的不能进。就算是此刻这些人有生命危险，等于避难者，要申请避难资格也有各种行政程序，哪能一嚷嚷就让你进了。不过金庸后面对这守城军官大加讽刺，说他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情节向皇帝邀功云云。为神马？因为他的行为有悖于天龙八部的精神。整个天龙八部就是一波澜壮阔的以“中原”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大理，西夏和辽国分别分配了一个主角，但三位主角都和“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中流砥柱。吐蕃这个地方现在比较不省心，所以出现的鸠摩智和吐蕃小王子等人也都不怎么友好。

试想，现在的中国版图若不是现在这个局面，那天龙八部的国际关系史还会是这么写吗。那个谁谁不是说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金庸这个20世纪的人来写11世纪的事情，投射的其实还是20世纪的问题。这个问题，19/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说了，我们要大民族主义，不要小民族主义。当时反满主义盛行，孙中山也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现学现卖地从日本学了点德国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理论，表示国族不一定要和民族重合，一个国家可以有若干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出现在若干国家，我中华民族，素来汉满蒙回藏是一家。后来孙中山也觉得反满没什么用，于是接受了这个“五族共和”的主义。这是什么，这是鹿鼎记嘛。

鹿鼎记的结尾，韦小宝向他妈询问爹爹是什么人：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全书到此结束，唱响一曲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赞歌，宛然就是唱“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韦小宝这个鹿鼎记塑造的大英雄（韦爵爷是大英雄还是小流氓每个人想法不一，至少他在外交方面功不可没）可能是汉人，满人，回蒙藏，但就是不能是俄罗斯人荷兰人（同理，张无忌可以娶蒙古姑娘，但是不能娶波斯姑娘，哪怕是混血）。因为我们虽然不要小民族主义，要大民族主义，但毕竟还是民族主义嘛，接俄罗斯人荷兰人的就是烂婊子。

这可不是事实，宋元时候的泉州住着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民国时候的上海接纳了不少来自欧洲的难民，谁说他们去丽春院就不受欢迎了呢。

因为之前有推友推荐这篇关于欧元的文章，我批评了几句其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并且和作者在推特上交流了几句，就想写一点关于欧洲认同的闲言碎语。因为实在是个巨大的题目，相关的书上百本，论文大概上千，哪怕做个文献综述也可以写上好几天，幸好我们不搞那么认真。

先从刚才说的那篇文章讲起，他把欧盟的政治结构和美国比，然后说后者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前者稀里糊涂，而且不是直选不民主——欧洲议会EP是直选，但是没什么用，但也没他说的那么没用，考察人权状况的那是ECJ（欧洲法院）和ECHR（欧洲人权法院），议会通过的法律是要移植到成员国法律中去的。不过EP的弱点在于，虽然号称是直选，但是参与选举的公民少之又少，忘了具体数字，大概30%不到。这些问题，被叫做“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是讲了好多年的老问题了。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区域国际组织的民主问题，不是民族国家的民主问题，不是说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不能比，那也要看比什么。在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和部分外交防务政策很有的比，若是比选举民主，怎么不拿美国和ASEAN, MERCOSUR比呢？那样就会听起来很荒唐，和欧盟比倒还不那么荒唐，为神马，因为欧盟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但走得再远，也是个区域合作组织，舒曼也没想过把它搞成一个联邦制国家。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联合就没有别的政制形式了吗？各就是一些稍微激进一点的后xx（请自行填入各种词，民族、现代、殖民之类的）分子对欧盟抱有兴趣的地方，所谓政治想象力嘛。

但是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再次，民族国家不是唯一可能的政治共同体）这件事存疑，很多人觉得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构建欧洲认同（identity这个词很不好翻译，说身份也好啦）。但什么是认同？却何难解释清楚。首先它太多层面，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族群的，bulabula，然后它又多多少少有心理因素，所谓“集体归属感”，涉及到心理就有点难理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代，每个人首要的认同总是national identity——因为大陆木有好的词来对应nation，我只好按照台湾的译法叫它国族认同啦。就是说，你放眼望去，从小到大，遍布四周，所有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都是在给你建立这个国族认同，媒体和学校教育的重大功能自不待言，小说什么的也功不可没——金庸就是一国族教育的大师。所以当你到国外去，跟人见了面，说完名字，就要说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不说自己是哪个市县镇的，更不会说是亚洲来的。国族认同/身份压倒其他的认同/身份的例证。

尽管有很多“先贤”们很想有朝一日建立欧洲合众国（马志尼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愿望多半不能实现。欧盟官方的民调机构Eurobarometre调查了几十年，不要看欧盟一体化在这几十年来发展迅速（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呃不如叫煤钢合作社，到现在的区域‘帝国’），关于欧洲认同的调查结果可是没什么变化，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公民、其次是某国人”的人不是没有，有那么一点，多年来没有增长过。

那么是否便可认为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议题是大大的失败了呢？也不尽然。有两拨人不这么觉得。一拨人可以叫做自由民族主义者们，可谓自由派的大正统。尤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同济图书馆8楼的开架区抱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翻读的时候，主编的名字David Miller可是如雷贯耳。此人写了不少的书和论文，来力证national citizenship（国家的公民权？呃。。）如何重要，国民认同如何重要，没有被取代是大好事，云云。即使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棋手Kymlicka先生，也一在表示多元文化主义亦在驯服、加强liberal nationhood（自由主义国族性？呃。。），绝非取代之。再比如UCL的Bellamy先生，也是正统得不能在正统的政治理论家——那套very short introduction系列中的citizenship一册便是他写的。他亦觉得欧洲公民权之成功处便在于没有制造出可以与国民认同匹敌的超国民认同，否则的话national citizenship的价值就不保了。此人有次来讲学，欧陆学者大多不能赞同，我一个同学和他争执起来，觉得他对欧盟宪政太低估，此人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是法国人咯。同学顿觉此人甚无趣，当下不再理会。

另一拨人是各种批判理论家，后殖民、后结构、还有解构主义者之类。对他们来说，非但国族认同是批判对象，超国族或后国族或去国族认同也未必就更加包容了，也是一样的建立“自我”和“他者”、“包容”和“排除”的二元论嘛。他们批判欧洲认同的时候喜欢引德里达，此人玩文字游戏，说没有什么认同是和自身相同的——identity的原意不是相同吗，但“自我”跟其自身却并不相同，任何认同都是复数的，都是跟自身不同的，如此云云。本来这个立场是很彻底的解构主义的，但后来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和哈贝马斯合写了一篇文章来号称对抗美国霸权，“什么把欧洲绑在一起”，从那个很解构的立场退下来了。但谁知道是不是老哈主笔只是硬要拉他署名呢……

说来说去，也没说清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没错的，国族认同再强大，也不能沉默一切其他的身份/认同。而欧洲认同这个东西呢，没有后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殖民主义者说得那么坏（我直接忽略正统自由主义了），关键是认同这个概念不但认同也认异（瓦特，你着了德里达的道嘛）。看看欧洲性工作者权利宣言和其他打着欧洲旗号的社会运动，就觉得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公共空间还是充满许诺的。所以人说，要论的不是欧洲公民，而是公民在欧洲（同理，不是世界公民，而是公民在世界上）。

至于不怎么搞运动的消极公民们，大家只觉得，从罗马到巴黎，不用带护照，不用换通货，反正挺方便的呀。

但这又牵扯到另一个批评，觉得欧盟的公民概念太重经济，不够社会，把公民消费者化。“自由”（主要是移动自由）成了统治工具，云云。但批评归批评，像我，一开始写文章就要各种批判申根协议，但生活中不还是大感其方便吗？然后一边享受移动自由，一边便也不在乎所谓真正的自由了。

一群国际学生聚在一起，总是喜欢笑谈如何惹恼某个国家的人。容易成为靶子的自然是那些“小国”。比如说吧，惹恼一个斯洛伐克人的第一招，是搞不清楚（或装作搞不清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实在太普遍了，不要说那些远离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就是经常出入外交场合的政客们（确切点说是傻乎乎的政客们，有实例可查的是布什和贝鲁斯科尼）也经常搞混，更有坊间传说，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外交部每个月会见一次交换那些写错了地址的信件。第二招，“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里面比较穷的那部分嘛”，之类的。

但是惹恼比利时人就比较难了，因为，据说，他们不在乎。反正，连谁是比利时人这个问题都搞不太清楚，弗莱芒区和法语区互相瞧不顺眼，但也相安无事，因为大家不在乎嘛。

结果搞得布鲁塞尔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世界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布市法律上是“双语城市”，不过显然法语占绝对优势，但是四周都是讲荷语的市镇。所以我刚开始住在北边一个荷语小镇Grimbergen的时候，第一次对这种“边界”感有所体验，从该镇乘公交车到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刚开始上来的乘客都讲荷语，司机也对他们讲荷语，但不知不觉地，也不知道从哪一站开始的，突然注意到上车的乘客都讲法语，司机也开始讲法语了。在所谓的“欧盟区”，显然，大多数的广告标识都是英文。

外国人虽多，但是碎片化，不成（文化）气候。所以不光是这个城市本身没有“共同体”感，外国居民中，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也缺乏这样的认同。换句话说，不扎堆。

本来，我这样的人会想，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是理想的post-national城市吗？但讽刺地是，这样一个post-national都市的形成却（依然）全赖于national identity的想象。大多数在布市短期或长期工作的外国人，都是恰恰因为其“国籍”而取得这样的工作职位的。她/他的工作（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往往与作为其国家的代表进行区域协调有关，甚至有时候，就是为了在国际环境中增强/促进其所代表的国家/民族的政治统一、文化整合的幻象。所以，布鲁塞尔真是理论上所说的nationality和internationality互相依存的最佳体现啊。

刚才不是说，比利时人什么都不在乎吗，这话是一个师兄说的——他是个生长在这里，但身份很难界定、连母语是什么都很难界定的人。但后来他又以狂热粉丝的身份向我们力证：毕竟还是有一些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的，那就是丁丁！

师兄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手指翻飞，诉诸文字不能体现其生动性的十分之一。不过算了，反正事情是这样的：

丁丁历险记的知识产权归作者的遗孀所有，后来此女嫁了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办了一个公司负责所有关于丁丁的商业开发。后来该公司把电影拍摄权卖给了索尼，然后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这部电影，即将全球首映。本来大家都觉得，肯定首映是在布鲁塞尔咯。结果后来制片方由于各种商业考虑，决定把首映放在伦敦。然后比利时人就震惊了：神马？？！！这怎么行？？！！于是，虽然该国目前还木有政府，但还是极其效率地作出决定，排出一个部长去好莱坞谈判，谈判结果是，好啦好啦，我们不在伦敦首映啦。众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危机已经解除。没相当很快又传来噩耗：他们决定首映放在巴黎！还说：反正大家都是法语城市嘛，都差不多嘛。

（师兄评论说：神马，你们美国人把炸薯条叫做french fries（号称薯条是比利时人发明的）我们就忍了，从来不说什么，现在还要搞混丁丁的出身，那是怎么都不能忍的！）

于是比国的领导人们又是一阵紧急磋商，决定放出底牌：如果你们把首映放在布鲁塞尔，我们就派出一名皇室成员来参加哟。

于是制片方就动心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巴黎的诱惑。所以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好吧，首映仪式放在布市，然后有个下午茶，然后有一趟专列“丁丁火车”把所有人载到巴黎去，在那里举行晚上的宴会。

虽然是个妥协，也只好如此啦。比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不禁感慨道：虽然平时我们老埋怨皇室一点用都没有，但关键时刻只要运用得当，还是可以剥削一下的嘛。

结果呢，媒体们纷纷把此事当作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来大肆报道：你看，不要说我们没有政府，我们的外交官还是很能干的哟。

若问师兄怎么知道这些个细节，只因他爸是外交官，在这件了不起的胜利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吧。于是乎师兄就有了首映礼第一排的VIP PASS，这周六下午一点，和斯皮尔伯格与比国公主一起圆他的丁丁梦。让我们祝贺他吧。

想写这个是源于有两个朋友讨论打算做一个项目来比较推特在欧洲与新浪微博（以下简称微博）在中国的政治动员、”awareness-raising”等方面的异同，这种比较——显然是建立在把微博当作推特在中国的对等物的前提上，作为一个比较积极的推特中国用户我自然有点意见，如果是我的话，宁愿来比较推特中文用户群和微博的政治动员与议题形成。

这两个东西之间的比较，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大多是技术层面的——比如，我觉得最本质的不同，推特是很典型的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你上来看到是很平的信息，没有熟轻孰重，没有谁告诉你今天需要/最好去讨论些什么。微博从最开始就是新旧媒体的中间之路，大概也是在我朝能走的唯一道路（饭否就玉碎了嘛），信息的等级性很明显。@flyingad老师举了个物理学上的例子给我，想象一张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膜（据说就是”能量”），当一只球落在膜上的时候会形成凹陷（据说就是”物质”），大球会形成比较大的凹陷，小球会形成大的凹陷，并且向大球身边聚集（据说就是”万有引力”）。在微博上，当你fo的人转发了一条信息，你看到的不只是那条信息的内容，你会看到原本发这条信息的人后的”V”字，还有10000次转发，8000次回复，提醒你这是一个大的凹陷。右侧栏的热门话题排行榜也会显示数字，数字成为传统媒体报道微博在公共事件中作用的重要援引资料。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技术上毫无新意、设计上粗鄙、营销上恶俗的网站，为什么好像一再地在那些可以被称为”minor-genre resistance”（用潘毅的词）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会被政权所利用（传统媒体中开始出现：由于微博上xx呼声很高…），把异议纳入到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轨道上来，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的特色：这里说”政治”，朗西埃会把它叫做”police”。最后会到何方？

我以前说过，推特影响的是冯正虎这样的人，微博影响的是钟如九这样的人。我总想套用德里达的话说：一个幽灵，1989的幽灵，在推特中文圈中徘徊。推特中文用户大多已经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所以awareness-raising的功能很小），关心民主，关心人权，关心被迫害的艺术家，关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但不会去关心（倒不是不想，而是用户群结构所限，没有可能）江苏某县因为强拆上访的小女孩——这样的女孩有成千上万，你可能会觉得，救了一个能怎样？制度还是在那里。

用微博的人，据说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2亿，大多对民主、人权这些大词没有概念（不像用推特的人，翻墙本身就构成一个statement），可能是为了好玩，为了追星，或者为了改变自身的困境：面临强拆的人，儿女被拐卖的人，一心救助患绝症的偏远地区的儿童的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即使是纯粹为了消遣的人，也常常被右侧栏的”公共话题”所吸引，投入到肤浅、吹灰不费、但是确实是”公共”的争论中。纯粹靠着人数，还有一些好运气，困境也许真的可以被改变，甚至形成风行一时的话题中心。这是一个公私领域界限模糊的地方，通过围绕着私人领域的事情的公共抗争，你也许可以真的找点一点公共性。即使他们并不在乎制度，而只在乎一时一地的情况改善。

刚才看到 @zaobitouguang 回复我说，”用twitter就像站在100米远的地方骂人，用微博就像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而且可以随时扇你两耳光。”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未必就不能说出有力的话，况且还可以啐唾沫呢。但是站在100米之外的话，别人听都未必听得见，多半是骂给自己听。

但这些当然不是因为推特本身，而是因为——它被禁了嘛，大家用不了嘛，没人知道嘛。没人知道怎么搞动员，怎么搞议题，只能谈谈理想，谈谈理论。在推特上天天号称感受”自由”的气息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的。也不是因为新浪微博这个网站本身，它依然是个恶心的网站，但任何此类网站都会提供一个平台，哪怕是被严格监控、自我审查的平台，这个平台上有太多不知道怎么翻墙、不知道墙外是怎样、因为种种原因被政权欺压或者被社会边缘化的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才是（通过网络）在·现·实·中进行微抗争、不得不微抗争的人。

不过，如我开始所说，这种建立在”幸运的”个案上的改变，很容易就被利用了（更不用说网站本身就在严格的监管下，随时都在自我审查了）。所以当你看到诸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之类的机构开始频频提到微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权太知道怎么把微抗争转变成体制合法性的一部分，但是只要dynamics在，就总有希望在。

在学年末，开始奔忙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三星期前在法兰克福，两星期前在首尔。结果是法兰克福的那伙人，因为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后殖民主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所谓的global south的所谓的’people of colour’，而在首尔这帮人，一半德国人，剩下的一半里一半会讲德语，还都研究一些关于日本和韩国的陈年旧事，简直成了德语学界东方学会。这我可没料到，因为主题是关于border的，不是关于东亚史的。有这么一些插曲值得一提。

1

在法兰克福，我所在的panel负责人aylin介绍我住在她的朋友杰罗姆在奥芬巴赫的合租公寓里。是个很舒服的公寓，我睡在客厅，书架上放着整套的弗洛伊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的著作。显然它们不只是摆设，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社会学对我来说是很实证的学科，但他们的研究题目都跟实证一点关系也没有，要么是某个特定的思想家，要么是某个特定的概念，subjectivisation之类的……

话说回来，那几天我和aylin和其他人经常在城里喝啤酒，期间聊起我的host杰罗姆，aylin说他是个“anti-german racist”。当然，这是个听起来很奇怪的描述，racist也是个很坏的词。但我还是理解成某种自嘲，而且aylin应该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像我们这种成天跟各种意识形态概念打交道的人，有时会毫无恶意地开玩笑说对方是racist，就好像我的同性恋室友，每当邀我出去玩而我正好有事去不了时，他就会说我是homophobia。所以我离开那天跟杰罗姆简短聊天时，提到“我听Aylin说你是anti-german racist”，他当时显得很镇定，回道“是吗？” 但后来我就见识到了德国人的固执，他发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来表示他的愤懑和不解，先是分析我们那段简短的对话是如何的有违常理，继而向我解释他的立场——激进的反-反犹主义立场，无论如何都不是racism。我只好也回复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来分析我那段简短对话后面的友好动机，和aylin这么说的友好动机，以及您无论如何都不是racist。

不过，从他的解释来看，他怎么说也是激进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我当然没有把这个写进回信。我曾在会场遇到他，但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在第二天出现在会场，穿了一件印了以色列国旗的T恤，我说了我当时完全没注意到他穿了以色列国旗。他后来在邮件里跟我解释，他觉得有必要警告这些后殖民主义者。而且他反对反犹主义到什么程度呢？前一阵子judith butler来法兰克福做一个什么演讲，aylin问他去不过去，他说：“不去，如果我去了会忍不住扔她番茄鸡蛋的”。而巴特勒又算哪门子的反犹主义呢，不过是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说了几句话而已。我觉得搞不好他觉得阿伦特也反犹，最终没有跟他继续通信。

2.

后来我在首尔遇到这些德国人，聊起此事，大家说德国的anti-german leftist势力还是很庞大的。但这些搞历史的人一点也不批判，其中只有一个，长得挺像齐泽克，论调也蛮齐泽克。那天晚上我们在吃烤肉（顺便说一下，我在韩国每吃烤肉事后必胃痛），这位齐泽克男Robert和一个美国小哥Mat在辩论。美国小哥M在研究“国际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以，你们可以想见。我跟R帮腔讲了几句，然后说：“不管怎样，你们自由派需要我们。” M说：擦，我才不是自由派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句什么，R大笑，拍着我说：“you are right, he’s a fucking liberal”，然后我们干了一杯。

但是我喜欢后殖民主义者吗？其实不然。在法兰克福的那场，最终成了一个关于文化/肤色/身份的陷阱。尤其是谈个人经验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关于个人教育体验的panel，于是”women of colour”成了有话语权的群体，”白人男性”注定没法说话。于是这边有个小哥，白人小哥，就做迷茫状了，说在这样的场合下不知道如何说话，是否应该回家去反省？这位报告者，一位显然是在德国长大的，棕色女子，说：“你是应该回家，然后反省。”

这小哥的问题是挺傻的，总以为自己在结构之外，而这女生自以为代表了她要代表的群体也挺傻。结构这东西，我的panel里这个丹麦/哥伦比亚女J和印度小哥M的对话也很有代表性。J（作为白人女性）说：“最恨那些自以为无辜的。我如果说你傻，我就是种族主义；你如果说我傻，你不是。而我其实是从这个结构中受益的，那些自以为无辜的，不知道他们的特权，就是表达solidarity。”她说丹麦还是瑞典哪里的国际妇女节游行，这些个女性主义团体，觉得为了体现她们的国际性，也邀请了穆斯林妇女团体一起，游行的时候，穆斯林女性团体打出了“solidarity”的标语，她们就愤怒了：“谁让你们solidarity的？” —— 处在主导/控制地位的标志就是，只准我们说“我们支持你们”（也就是同情你们），而不准你们说。

3.

后来，我们坐在汉江岸边喝酒，下起了雨，就躲到一个奇怪的高架桥结构下面去了。柏林女孩在讲从柏林到苏黎世的各种德语城市的gay bar和dark room，性和毒品；R和M继续在争论革命的正当性。旁边有两个中国女孩，路人，她们在打羽毛球。时而有一列火车在头顶的桥上呼啸而过，我想，好吧，首尔也是个挺好的城市。

还是决定记一下，虽然药家鑫案已经有了阶段性了结——如abelchen同学所说，毫无胜利可言。可是鉴于我和c老师为此争执了很久，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那些貌似远离不理智的民众的清醒者的观点：这件事里是民意影响司法公正，而且人们攻击李玫瑾教授是不对的。如果是别人我未必会较真地去争执，但c老师是我爱的人，我得好好把自己讲清楚。

1. 为什么批驳民意干涉司法公正不适用于这里。

因为没有司法公正in the first place。这个批驳适用于2003年的刘涌案，值得回顾一下。

刘涌是辽宁的某“黑道霸主”，号称罪行无数，在一审中被判死刑，但随后由于程序正义问题（涉嫌刑讯逼供），在辽宁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中改判为死缓。另，这个过程也不是说完全独立的，因为据说“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几位一流法学家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是导致刘涌被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 —— 也就是说，民众的意见要不得，法学家的意见还是要遵从。随后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尤其是沈阳人民纷纷披露此人在东北是如何无恶不作的（当然，后来有人说许多是夸张了），最终提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再审（是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5起普通刑事案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媒体觉得是舆论监督的胜利，法学家觉得是法律的失败。我记得这个案子特别清楚，因为是大学里上法学原理课的时候梁晓俭老师讲的，她似乎是我校文系里唯一不多的名师。

在药案中，最开始不是民意要干预司法，而是司法要强奸民意——调查问卷，电视台造势，一切都是为了形成“轻判”的被操纵民意而justify将来的判决，结果弄巧成拙，反而激发了“重判”的操纵以外的民意。这种卑劣的手段，甚至与审判结果无关 —— 想想水门事件吧，即使最终结果仍然是合乎法律，也会因为采取了这些卑劣的手段而丧失合法性。在刘涌案中，民意破坏了程序正义，而这件事中，民意要求的是程序正义，当然，这是一个悖论，这也是此事终究是个悲剧的原因。

2. 为什么李玫瑾是错的。c老师觉得李玫瑾仅仅是“阐述她自己的观点而已”，他尤其反感那篇所谓写给张妙儿子的文章，里面诅咒李的那段话堪称“下作”，是的，那段话是很下作，但我不觉得李玫瑾就没有可指责之处。她说了什么（视频）？

李玫瑾：“心理学上有一个词，经常叫强迫行为，强迫行为就是什么？他做的这个动作往往不是他的一种兴趣动作，而是一种机械的他在做，这个动作往往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替代行为。所以我现在突然明白什么呢？你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要问药家鑫的问题，他（药家鑫）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动作是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的一个同样的动作。”

主持人： “报复。”

李玫瑾：“ 对，他这个动作不是报复，他是什么呢？实际上属于当我不满的时候，我弹琴本身是来发泄我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撞伤了，而且在记他的车号，他这个刀的行为实际上类似于砸琴的行为。”

这段话，初看起来任何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吧，李自己的答复是这是专业问题，你们不懂的。她答清华大学的肖鹰的时候说，“我希望有学术素养的人，在批判一个不同行业的专家话语时，一定先让自己成为此专业的行家。” c老师也部分表示同情，说心理学家的理论总是很奇怪的。不过其实李算不算得上心理学家也存疑，她是哲学系本科毕业，然后就去公安大学任教了，还有好事者去做调查，她没有发过一篇像样的论文，她最著名的“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一文，发表在本校的学报上，全篇有5篇参考文献，全是关于马加爵的网络报道，她既没有自己做过调查采访，也没有引用任何犯罪心理学的著作。—— 当然，让我们假设她确实是该领域的专家，难道专家就该蔑视常识吗？我们有网络，有图书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查到什么是强迫行为，而且，可以查到根本就不是李玫瑾说的那样

这个莫名其妙的理论 —— 还是灵机一动想起来的，“所以我现在突然明白了”，怎么突然明白的未知。之前是她们看了一段药家鑫自我辩护的视频，她自己也承认自己对案件并没有其他的理解，没有人告诉她药家鑫愤怒的时候砸琴，她自己就猜测出来了，正如她猜测马加爵一个人看黄色录像一样。其他一些事情更加不明显一些：比如主持人的有意引导，李后来自己的辩解文说，自己是心理学专家，不是量刑专家，可是主持人和她的对谈恰恰是从量刑开始的，而且还一再提起。

如果这一段视频还不够的话，看看她其他的言论就更漏洞百出了。

她在后来的一篇自我辩解文里说：

药家鑫案件中，要是他真想置人于死地，完全可以一刀毙命就跑掉，但他为什么要原地扎了八刀。我的解释就是这一点跟弹琴有关，他把平时所熟悉的动作非常利索地再现出来，这源于他弹琴的背景。

也就是说，她说药没有“真想置人于死地”，这还不是赤裸裸地为犯罪人开脱，就没有什么是了。至于这句话莫名其妙的逻辑就不用说了，药又不是职业杀手，一刀毙命你妹啊。

再来看看她怎么说马加爵吧：

“马加爵的杀人行为，与贫穷无关、与歧视无关，应该对此血案负责的，不是社会而是马加爵本人。而现行的法律，也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在犯下此种罪行后，仅仅因为贫穷就可以减轻处罚。”“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

至于药为什么不是有扭曲人生观，而只是受到了“不愉快的刺激”（另外，擦，是他撞的别人，凭什么别人成了不愉快的刺激）不得而知。她后来也说：犯罪心理学是研究犯罪行为的“可理解性”，后来网友的批评是把这种“可理解性”当成了“可辩解性”。只是她费尽心思为药的行为寻找“可理解性”，对于杨佳案却如此了事：“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很多犯罪就是很愚蠢的。”

再来，2010年上半年发生若干期杀害儿童的案件之后（包括南平的郑民生），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这些行为伤害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对于这类犯罪，我们态度应该很鲜明，不能把这种原因归为社会，也不能归类于弱者，这是不正确的，…… 我在第一起案件发生后，曾经说过这个话，这种案件就应该当场击毙犯罪分子，绝对不让它再拖延，只有这样才能震慑这些犯罪人，因为这些人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在这个案件类型上，我们一定要一致起来，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是不可原谅的，如果我们在这问题上非常果断，非常坚决，社会态度非常一致的话，这类案件就会减少。

对比鲜明的是，她在“药家鑫案件需要我们思考的”一文中说：“我始终强调一个观点：很多案件都可以折射出社会中的缺陷。如果一个案件发生，只认为杀掉一个人就万事大吉，那也是一种无知。”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说，即使她的观点前后矛盾、不令人信服，也不能仅仅因为其观点可笑而责备她。让我们看，要么，她说的话并非发自本心，而是被人授意，那么她有违背良心的道德责任；要么，她说的话确实是她自己所想说，那么，她忽略了自己是在国家电视台评论公共事件这个事实，有明显的偏袒，甚至罗织不存在的理论愚弄公众 —— 她如果是写在博客上，也不过是荒唐观点被人笑骂一下，就比如，我在自己博客上写种族主义的言论，跟国家电视台的主播说种族主义的言论是两码事，所以，她有足够的理由被指责。—— 当然，诅咒总是很下作的。

对于C老师时常表现出的伪善态度和缺乏抗争精神，我其实再理解不过了，因为我也是同样类型的人。

我也很理解这样的倾向：当一个人被沸腾的意见所唾骂时，总想对他/她挥洒一点同情。但李玫瑾不需要同情，她的事业和生活不会为此受到任何影响，最重要的是，她能够自己说话。真正需要同情的，是那些不能说话（而只能呻吟或怒吼）的人。

(另：如果真的有心理学家关心此事，我只喜欢他们能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让21岁的城市青年（包括他的同学）觉得“农村的特别难缠”，难缠到必须杀之而后快。看采访视频的时候，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我的感情，深深深深深深伤害了我的感情。)

虽然每次做这种不务正业的事情时（包括研究别人怎么穿衣服，神马牌子的秀场和lookbook，也是很花时间的！！）都不知疲倦兴致高昂，可做完之后就万分后悔并空虚。但毕竟，这种瞎折腾，只要是花了一小段时间就会有回报，不像搞科研，或者谈恋爱，花上不管多少时间都未必会有一丁点儿的回报。当然了，只是未必。

话说回来，“尺八夜”是篇很美的文章，但愿你们有耐心听完。这里可以下载音频，第一段和第二段。第二段的质量好一点，文本在这里。

（一）

（二）（为什么是墙外版？因为。。是16×9的，而土豆貌似默认为4×3，没找到怎么改）

我甚至还把很久以前录的海子的诗传了上去，然后发现，靠，土豆上怎么有那么多海子的诗。。但是有的真的让我觉得很雷（比如这一个），我是说，音频质量当然很好，不过反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竟然还有人表示热泪盈眶。。），我果然……还是喜欢温柔型的啊。

（比如这个九月就不错，不过我能听出来这个小哥是北京人。。因为他把wei发成vei。。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小哥。。）

另，既然是跟日本有关的文章，且重温了那么多曾经拍下的“我在美丽的日本”（川端），再借机祝福一下三岛客，和所有客居三岛的人，愿你们平安幸福。

今天是卓别林的生日，从前天开始google doodle就换成了卓别林的纪念片，这种动作也是少有的吧。顺着链接又看了一遍“大独裁者”的片尾演说，一边想起帕斯卡那段最有名的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Ego vir viden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苹果教主演讲中最常用的词那个视频，第一常用词就是“mere mortals”，因为我们是mere mortals所以都要用苹果产品吗？呃。）

但其实，什么是终有一死的，什么是不朽的，未必那么显而易见。陈老师跟我说：“人啊什么的，追寻到最源头，不过是时空的凹陷。想到这里不觉得很绝望吗？” 万物都是如此，在无穷无尽的时空面前不值一提，但是所有的绝望都来自于人的知识，包括对“时空的凹陷”的知识——这就是帕斯卡说的，只有人才认识到人如同蜉蝣于天地，而天地对此一无所知。（说到此我想起我曾和陈老师在gtalk上讨论这个问题，我决定把它贴在最后面。）

比如这就是不朽的例证：

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an Emperor – that’s not my business. I don’t want to rule or conquer anyone. I should like to help everyone, if possible — Jew, gentile, black man, white. We all want to help one another; human beings are like that. We want to live by each other’s happiness, not by each other’s misery. We don’t want to [...]]]> 今天是卓别林的生日，从前天开始google doodle就换成了卓别林的纪念片，这种动作也是少有的吧。顺着链接又看了一遍“大独裁者”的片尾演说，一边想起帕斯卡那段最有名的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Ego vir viden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苹果教主演讲中最常用的词那个视频，第一常用词就是“mere mortals”，因为我们是mere mortals所以都要用苹果产品吗？呃。）

但其实，什么是终有一死的，什么是不朽的，未必那么显而易见。陈老师跟我说：“人啊什么的，追寻到最源头，不过是时空的凹陷。想到这里不觉得很绝望吗？” 万物都是如此，在无穷无尽的时空面前不值一提，但是所有的绝望都来自于人的知识，包括对“时空的凹陷”的知识——这就是帕斯卡说的，只有人才认识到人如同蜉蝣于天地，而天地对此一无所知。（说到此我想起我曾和陈老师在gtalk上讨论这个问题，我决定把它贴在最后面。）

比如这就是不朽的例证：

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an Emperor – that’s not my business. I don’t want to rule or conquer anyone. I should like to help everyone, if possible — Jew, gentile, black man, white. We all want to help one another; human beings are like that. We want to live by each other’s happiness, not by each other’s misery. We don’t want to hate and despise one another. In this world there’s room for everyone and the good earth is rich and can provide for everyone.

The way of life can be free and beautiful.

But we have lost the way.

Greed has poisoned men’s souls, has barricaded the world with hate, has goose-stepped us into misery and bloodshed. We have developed speed but we have shut ourselves in. Machinery that gives abundance has left us in want. Our knowledge has made us cynical, our cleverness hard and unkind. We think too much and feel too little. More than machinery, we need humanity. More than cleverness, we need kindness and gentleness. Without these qualities, life will be violent and all will be lost.

The aeroplane and the radio have brought us closer together. The very nature of these inventions cries out for the goodness in men, cries out for universal brotherhood for the unity of us all. Even now my voice is reaching mill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millions of despairing men, women, and little children, victims of a system that makes men torture and imprison innocent people.

To those who can hear me I say, “Do not despair.” The misery that is now upon us is but the passing of greed, the bitterness of men who fear the way of human progress. The hate of men will pass and dictators die; and the power they took from the people will return to the people and so long as men die, liberty will never perish.

Soldiers: Don’t give yourselves to brutes, men who despise you, enslave you, who regiment your lives, tell you what to do, what to think and what to feel; who drill you, diet you, treat you like cattle, use you as cannon fodder. Don’t give yourselves to these unnatural men, machine men, with machine minds and machine hearts! You are not machines! You are not cattle! You are men! You have the love of humanity in your hearts. You don’t hate; only the unloved hate, the unloved and the unnatural.
Soldiers: Don’t fight for slavery! Fight for liberty! In the seventeenth chapter of Saint Luke it is written,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man” — not one man, nor a group of men, but in all men, in you, you the people have the power, the power to create machines, the power to create happiness. You the people have the power to make this life free and beautiful, to make this life a wonderful adventure.

Then,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let us use that power! Let us all unite!! Let us fight for a new world, a decent world that will give men a chance to work, that will give you the future and old age a security. By the promise of these things, brutes have risen to power, but they lie! They do not fulfill their promise; they never will. Dictators free themselves, but they enslave the people!! Now, let us fight to fulfill that promise!! Let us fight to free the world, to do away with national barriers, to do away with greed, with hate and intolerance. Let us fight for a world of reason, a world where science and progress will lead to all men’s happiness.

Soldi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let us all unite!

————–卑微的分割线————-

我们的聊天记录是这样的：

me: 总之你有一种把各种事情都归结为动物天性的倾向，而我反对这种倾向。

牛虻: 我相信它是因为它能解释很多事情，但并不能要求它能解释全部事情啊。再说说到底，我也没觉得人类有什么真的很了不起，或者创造了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

me: 创造了你，也创造了所有的知识which让你觉得“人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造”，创造了语言，让你可以说，“人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造”我的意见是：没有什么东西是自然的，所有东西都是人的创造。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这些创造了不起还是不了不起没有意义。

牛虻: 那要看用什么标准来看了，人类并不比其他的东西更具有生存能力，而这实际上是所有生物的根本目的，就算用再多的知识，文化以及科学这种东西被创造出来，无非也是为了更好的延续自己的基因罢了，没有别的任何的目的。但如果这时候一个小行星撞过来，人类全都灭了，但蚂蚁啊蟑螂啊细菌啊还存活着，那如何能说明人类更伟大这件事呢？说到底还是标准不一样啦，你知道我一直是达尔文主义工科男，但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我还是相信爱与正义的。

me: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现在说的这一切，人类延续基因还有什么什么，达尔文主义，都是创造出来的知识——是精神的，是精神的东西（而不是自然）让·你·相信·：人并不比其他的东西更具有生存能力

牛虻: 嗯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啦。。。

me: 人类没有更伟大，但你，作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站在人类的知识以外的地方（所谓“自然”）来判断，人是不是更伟大。

牛虻: 你的意思是我能了解这件事，能得出这些结论就已经是最伟大的表现了，但如果这样的理解让我觉得这件事并不伟大（这样的伟大并不伟大），听着很悖论呢

me：但我根本就没有说伟大不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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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街道两旁种满了橘子树（也许是橙子，也许是别的什么），于是我每次走过都会哼起”点亮橘子树”，刘若英2001年的歌，到现在已经十年，我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了。有一个现象是，如果有段时间总是听什么，后来再也不听什么，隔了很久之后，一旦听到那个”什么”，那段时间就会历历在目。对我来说，”将爱”和沪西的日子紧紧相随，我不喜欢将爱，在那之后再也不会特意去听。刘若英是磁带的年代，我的电脑里没有一首MP3是她的歌，但我买过Love and the City之前她所有专辑的磁带，它们陪伴了那些动不动就感时伤怀的少年时光（靠，十年过去，少年成了怨妇，依然还是动不动就感时伤怀）。

刘若英唱歌最奇怪的地方是，太像说话。我最痛恨的台湾流行歌MV的惯用伎俩就是穿插念白（想想林志玲是怎么摧毁周董凌乱的兰亭序的），但念白出现在刘若英的歌里很自然，因为一首歌从头到尾都像是自己说话。所以有时候，画面感会强过旋律，我记住的，是每年春天雪融以前，在炉边看远方的人寄来的卡片；是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和命运的心血来潮；还有失去恋人的姑娘转身走进漫天的落叶，还有门前一排金黄的橘树。还有把身边同学都写进武侠小说的我，堆满了瓜子皮的课桌，写了无数字条的自习课。

然后我爱她在歌词内页上写的那些废话，多么得废啊。她自己也知道：”我从来不相信，在唱片的内页加点文案对聆听有什么帮助，我从来也不认为，这些文字能再怎么添加歌曲的意义，不是都说，音乐填补的正是那些言语到不了的遗憾。我们不是都同意一首歌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张唱片，自然会旋转出一个自足的世界。”但她就是一个话痨，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于事无补的东西。我喜欢，是因为我也做这些事。

“然后想起更多更好笑的事。那些曾经让自己死去活来的事，现在想来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 那些曾经让我颠笑狂哭的事。如今看来也只是惨禄年华的点缀。 唯有想起最当初爱我的那个人…… 回忆当儿很想对他说的那句话。 谢谢他丰富了我年少的空虚岁月。谢谢他没有嫌弃我脸上的疤痕，并且忍受我那土不拉几的粉红色近视眼。 让我在这么多年以后想起他，海感受得到哪质朴无邪的温暖。 谢谢他，让我在回忆的荒原中，竟保有了一片绚烂的花园。”

——这是那个被KTV毁掉的”后来”。

“傍晚总是没有分界的感觉。天，要黑不黑，灯开还是不开？窗帘要拉上还是不拉？ 这种不确定，就像你与我之间，令人想逃避。但是傍晚却又天天来临。”

——黄昏，是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那段记忆被放在抽屉里，即使不提起，也不会忘记，不会消失。当有一天， 想起打开抽屉的时刻，我找到一波波翻天复地的浪。于是我又关上抽屉，直到浪潮声渐渐平息。 即使不再打开，我知道那段记忆不会消失，也绝对不会被忘记。

——被她唱得乱七八糟的”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四季里唯有秋天时一夜之间说来就来的。 当树上落下的一片叶子的时候，发丝被一阵凉风吹起时，加上第一薄衫时，改点第一杯热茶时，叹第一口气时…… 秋天树上枯黄的叶缓缓欲坠的姿态令人驻足。 它们总是在落地之前，做着垂死的挣扎。 至少再做个优雅的后跟翻或是转个圈才甘心成为人们脚下的那一声不经意的脆响。 那是一种有所坚持的美感。像人生 。 我想起曾经有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说，秋天树上的叶子是听声音掉落的。 说完便拍起手，果然叶子一片片落了下来。 男孩要女孩跟着做，女孩害羞而骄傲的死不肯举起手。 经过很多个秋天，男孩已不知去向了，女孩独自经过那条路，抬起头来，又看见那些树上的叶子，想起了那一幕。 她突然拍起手来，一声，两声，啪啪啪啪！数不尽的拍掌声。 突然，她的泪止不住的留下来。 只因为满天散下了绵绵层层枯黄的回忆。

——”序言”比歌词还要长的”左岸”。

献给志摩先生与幼仪女士

——《四月天》。张幼仪本来是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刘若英莫名其妙地跟她情节/情结相符了。

如果我还是坚持着口是心非,你是否会来替我解围？

——”说”，这个是love and the city里的，也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我终于不再追随她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拧巴会死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对她来说成了一种姿态，成了开头为”我这样的女子”的姿态，对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入戏太深，干脆毫无顾忌地做到极致。

从此之后，她就成了”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的那一类。以前转贴过“我很好”（就听这个名字吧，其背后的纠结心态还有谁更好地代表？）的豆瓣评论：”大多数人，都有个限度，生活其实就那么回儿事，没有答案。糊涂了，也就得到了，说不上失败，说不上伟大。奶茶这种人，我觉得就算是太爱演戏，给别人看，给自己看，骗自己说别人都拧巴到底觉悟了，我还没到开悟那份上，也未必丝毫不觉得自己拧巴过分。“曾经你觉得她敢说那些你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说的话，很勇敢，后来你觉得何必如此？这样喋喋不休，这样不改其志？但我深深觉得，这是任何人都不配给予”同情”或者感到”遗憾”的姿态。你们这些看通了的、妥协了的、幸福了的人，都不配同情。

可是毕竟，很多年前她还不是这样的，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爱我”时的她，唱”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啊，虽然曾经最需要你给我鼓励”时的少女小渔。想起人年轻时的样子总让我觉得意难平，这是一种可鄙的恋旧的心态。即使王菲，我多么喜爱”誓言”里的她，哪怕她现在幸福得不费吹灰之力。后来我在虾米上看到一个精选集，创建者也有同样的心态，她说：2001年的《收获》，刘若英在文案里写：”我想给未来的刘若英写一封信，请她不要忘记现在的样子”……我想给从前的刘若英写一封信，请她不要忘记我们当时的样子。

但其实，和刘若英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想念当时痴笑狂哭的事成了惨绿年华的点缀，不过是念着”不要变不要变”的时候改变了那么多，我总是想保存一切，记住一切，结果越想记住，越意识到忘记了那么多。越遗憾，越有更多的时间在遗憾中流走。——我说，你他妈这样活着累不累啊？

只好再学王靖雯小姐说一句，执迷呀不悔。

据说上个月《城市画报》做了一个”谁是中国普通青年”的专题，据说该专题引起了成千上万普通青年的愤怒。可惜我没有读到这期杂志，所以我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基于二手资料，该二手资料就是”成千上万普通青年的愤怒”的代表之一，叫做”城画闭嘴“（以下简称为”闭嘴”），豆瓣9点（一个属于”城市青年”的网站）上有1829个推荐。

我很奇怪我这种每天都上豆瓣的人怎么会到今天才看到，而且越看越迷茫。被后殖民主义洗脑之后，我变得愈发偏激了，于是忍不住要吐槽几句。

1. 那段卷首语，关于”也许你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小城市们”，虽然看起来很恶心，其逻辑倒也是举世共知的：这个世界上有中心和边缘，西方和东方，城市和乡村。边缘/东方/乡村是无法表达的那一方，它们永远只能由别人来表达。这种权力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想象一下，在20世纪初，某个法国或者美国的人类学杂志，打算向社会科学界介绍一下”远离西方的光芒之外，某个也许你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太平洋岛国，他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剧院，更没有人类学杂志，它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一些勤奋的研究者，在那里做了3年的田野调查…”（这就是我讨厌人类学的原因，请小耕等童鞋自动忽略）

我知道，让你们恶心的是城画的标准：（臭名昭著的）星巴克、地铁、IMAX，如此浅薄，如此物质。如果换一种标准呢？按照那个”闭嘴”的作者在最后一段所说，有本地咖啡馆、独立书店、最好每人有辆车周末可以进城采购？没有一个人对单一性、同质化的现代性有问题：西方的现在就是东方的未来；大城市的现在就是小城镇的未来（请勿在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话，你们知道全球化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结果，毫无意外的，到了最后一段，他/她给出的”小镇青年之出路”，走向了理想化的美国小镇：因为讨厌中国的中心/边缘结构里的”中心”，还是YY一下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里的”中心”吧。

2. 是什么区别了城市和城镇/乡村？政治的，经济的，但我还是想说文化的。城市有生产知识/权力的机制–”城市画报”这样的杂志、其他的媒体、大学、研究所、blogbus这样的平台让你们骂城市画报、豆瓣、三校社会学论坛、各种各种，城市有无数的渠道来研究、代表和言说城镇和乡村，城镇和乡村就是被代表和被言说的那一方。城镇/乡村究竟有没有可能自己言说？有，除非它开始使用城市的话语，也就是接纳霸权的话语。如同那篇博客，那篇博客下面的留言，以及我这篇博客一样。但是我们这些使用霸权话语的人，凭什么说自己能够”为”小镇青年说话？

我又要提起后殖民主义的黑话了。subaltern studies(有翻译成”贱民/庶民研究”，其实跟贱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或者说，不是跟某种身份有关，而是跟某种关系有关–不过，身份不都是通过关系界定的吗？)经过了几个阶段：开始，有一帮批判者，觉得以前的学术研究都是精英主义的，the subaltern总是作为从属的、被影响的角色出现，而不是作为主体。他们宣称，the subaltern也是自治的主体，既不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它。（比较：小镇有自己的文化，毫不依赖于城市文化）后来，又有一些人批判上述批判，觉得后殖民主义批判本身才是精英主义的，自以为可以为the subaltern说话；而实际上，斯皮瓦克最著名的：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 再后来，又出现一些人，觉得前面这些批判都是解构而无建构的，此是后话。

在某个段落中，”闭嘴”中写道”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我看着我的表兄们，总是想到自己太幸运了。我的一切都是拜我父母所赐，是他们没有让我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我爱他们。”我的表兄们–我说的是我的，不是她的，他们也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于是他们成了”他们”（the Other），成了在城市霸权话语之外的”小镇青年”，我在这里为他们说话是荒唐可笑的，他们不说话。

在另一段中，她说：”我的身边全是小镇青年。我试着用一些细节来描述其特征：不用MSN；工作群是QQ群；看到某同事的QQ号是六位数五位数，因为这个事情讨论了一个早上；不知道IMDB；不看电影；不听独立音乐，独爱JJ、吴克群、周杰伦；不读文学作品；很爱玩手机；大部分人都住在棠下等地的城中村里。我和他们呆了半年，我每天都很难受。这种难受是正常的。因为人类只有跟自己的同类相处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看，只需要这一段，作者就承认了城市画报的全部逻辑(如何来“描述”“小镇青年”，原谅我用那么多引号，作者在说这些人和她那些沉默的“表兄们”时，难道不是和城画站在一起吗？)，和部分的标准（”不听独立音乐”这一项，比城画的标准还恶心）。她唯一的异议是，城市画报选取的角度很糟糕，在上网休闲、焦虑迷茫这些方面，所有的青年都一样。”所有的青年”，这个抽象的、同质的整体。

3. 如前面所说，身份都是取决于关系。没有他者就不会有自我，没有外地人就不会有上海人，没有内地人就不会有广州人深圳人。我不相信存在有什么可以普遍化的”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可以用”不用msn，不知道imdb，不听独立音乐”来概括。这个概念内部充满了各种杂质，矛盾，和暧昧不明。某人在推特上这段话提醒了我（可是后来她/他把这条推删了，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哪位推友）：

看到这段无感啊，我考不上高中的话就是这样的小镇青年，全市只有一家报摊能买到南方周末，所有新上线电影要半年后才租得到盗版碟，书店全是教辅，市民、公交车、煤气管道、居委会这种晚报场景词生活中都没有，打小被媒体主流语境忽略惯了，城画只是不留神直接说出来了而已。

有这位推友这样的小镇青年（真的在乎“晚报场景词”），有我这样的小镇青年，有c老师这样的小镇青年，也有”闭嘴”作者这样的小镇青年，而且，我们都是用城市的霸权话语来言说的小镇青年。我当然可以批评城市画报，不过，在批评的时候，我得意识到，我也是它的一部分，我不能觉得我在为”小镇青年”说话，因为，像我表兄那样的小镇青年，他们不说话。

P.S. 印度大叔第一次拉我去小酒馆时，叫上了所里另一个老师Val。后来他向我解释：印象中东亚的年轻姑娘都很害羞，叫上Val的原因是以防我害怕他这个怪蜀黍。所里另外一个老师Raf嘲笑了他，说CC是cosmopolitan，怎么会怕你。

再后来我跟他说起童年旧事，他说原来你是个little country girl，我说对啊。一个cosmopolitan也可以是一个little country girl，我对两个头衔都没问题。

P.P.S. 意大利全国都没有星巴克和IMAX，不过遍地是咖啡和电影。

此刻关于芮xx提问的事情再写一篇博客似乎是很不明智的事情，但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大家对”代表”两个字的热情，我觉得那完全是掩盖真正的问题。所以我想写一下，1 代表原来是什么意思 2 后来它怎么被政治化了。没兴趣看概念分析的请直接跳到第2部分。

1.

碰巧这学期在上一门课叫”政治代表”，从研究的角度看，我可以列出从霍布斯卢梭密尔到当代作家里的Pitkin（就是那个让我”一般是这样浪费时间”的Pitkin！）, Saward等人给出的一大堆对”政治代表”的理解。但是那样就没人会看了，所以我要写得简明。两种理解，一个是规范性的，一个是描述性的。

A. 规范性的，也就是对于”民主代议制”的传统理解。”代表”需要有三个要素：a. 被代表者的授权 ; b. 代表者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而采取的实质性行动 c. 对行为负责 (accountability不好翻哇)

但是这种理解不能解释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如国际组织，某些国际组织号称自己代表那些监狱里的人的利益，尽管那些人没有授权他们，那些人听都没听过他们。更不用说动物保护组织了。不过别的组织跟他们打交道时，还是会把他们当作某个团体或者某些动物的代表。又比如某国领导人（我没有特指中国），他不是民主选出来的，他在跟别的国家打交道时，他在参加UN会议时，到会的人还是都会把他当成某国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没有represent（规范意义地）他们，但是他是他们的representative。所以我们有了对”代表”的描述性的理解：

B. 某人X，为了某些特定的功能，在某些听众A面前声称代表Y，并得到了听众的认可。和上一个理解的区别是，这里重要的不再是被代表者Y的授权，而是听众A的认可。A会有一些判断标准，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不民主的，比如美国国会那些人，他们判断一个congressman是否为xx的代表时用的标准是民主选举，他们要发展军事合作时判断谁是某国的代表，标准就是谁掌握了该国的军队，哪怕他是个独裁者。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打算选一个代表去和你们的爸妈争取提高零花钱，你们选了A，爸妈也许接受了A做你们的代表，当他们采取民主标准时。但爸妈也许会很蛮横，说A说的不算，只有B过来谈判才算数。对于你们来说，A代表你们。但对于完成”提高零花钱”这个特定功能来说，B才是你们的代表。所以，”代表”这个概念本身和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生活中的”代表性”思维无处不在，因为人们倾向于把similarity（”代表”的形容词维度）等同于authorisation（”代表”的动词维度）。比如，假设你们班上只有两个台湾学生，你们讨论起问题，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两个台湾学生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学生的观点。老师可能会说：”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台湾的同学怎么说？”这种事情在留学生组成的班级里再普遍不过了。政客有时候会利用这种联想，比如他任命一个黑人做xx部长，大家可能会想，好呀，他是个黑人（similarity），所以就会采取一些增进黑人利益的行动（authorisation），事实真的会如此吗？这种联想很可能只是虚构的。

但人们还是会这样想。奥巴马说”这个问题留给韩国记者”的时候就等于建立了这样的联系，”韩国记者”在执行”提问”这个功能的时候，在”听众”奥巴马的面前，就是韩国的代表（描述性的），因为听众的认可。同样，芮xx也是中国的代表，不管他有没有说出来。考虑到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媒体发言，他说自己代表亚洲，在描述性的层面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有那个相似性。所以，如果仅仅是纠结”代表”这个词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要么，你觉得他不能代表你，那么他和你之间没有相似性，你没必要为他说什么而”难受”（王三表老师的词）。 要么，你觉得他确实在代表你，那么他说对了，你没必要难受。

（对于王老师的文章，我想说，三个代表在心中，您心中有代表，才会觉得谁说代表这个词谁就恶心。）

总结：即使芮xx没有用”代表”这个词，听众还是会把他当作中国的代表（描述性，不要再说什么你不承认了，描述意义上的代表不需要授权），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思维，发生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更是再自然不过。”代表”问题本身在这个例子上没有政治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政治意义。

（关于非政治的部分，这里还有一篇技术文值得推荐。）

2.

我们为什么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呢？首先是因为我政府有声名远播的”三个代表”理论，该理论被当作该政府/该党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也就是说，它理应是·规范性·的”代表”，它理应是建立在授权、实质行动和负责的基础上的。结果呢，它没有。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所有的”代表”都是虚伪的，包括那些本来就不该掺和到授权负责神马神马的描述性代表，从而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代表”。

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处吗？没有。有什么坏处吗？没有。重要的是，它没用。

我的意思是，反对描述性的代表没用，那根本就不干你的事儿。反对三个代表还是有用的，连昂山素姬女侠都熬到光明了呢。

更有趣的是，有这么两个主要的派别：

五毛党：芮xx为中国人民争到了话语权，让美帝难堪，赞！ 五美分党：芮xx是被CCTV洗脑的工具，又来洗脑人民，让我们丢脸（当然，如果你觉得”丢脸”，就等于承认”代表”了），可耻！

两者的主要分歧是，五毛党认为，中国人民就是中国政府；五美分党认为，中国人民就是和政府对立的，被政府压迫的那些人。但两个假设都是错的。人民和政府、社会和国家，固然是要分开研究的，但分开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不是苹果和橘子。

芮xx是否为cctv的代言人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他是否要争话语权（有人要说了：只是政府的话语权，这种说法的偏颇性见上一段）这个事情似乎是有答案的，他自己承认过，他在2009年G20峰会上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似乎已经成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印象：中国新资本主义的代表，年轻，聪明，民族主义。（这几个词来自纽约时报）也就是说，他是和政府合作的本土精英的代表，他想这一类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有话说，很多时候他和政府一样，表现出对该体系既迎合又反对的姿态。

于是我发现在虚拟空间里，我们的国家表现为一种和殖民地政治相反的结构。在殖民地政治里，本土精英阶层/统治者是迎合西方霸权、跟他们搞合作的；而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则既反对本土的统治者也反对西方霸权。在我们的虚拟空间呢，统治者经常要跟西方唱反调（虽然其实他们暗地里搞得欢畅），经常谴责一下某些国家某些委员会插手我国内政；被统治者呢则时刻盼望着西方的自由民主早日解放中国（再一遍，其实他们和有钱又有权的中国政府暗地里搞得欢畅）。

值得一提的是，我特地给印度同学看了视频，问他作为亚洲人有没有因为”被代表”觉得不爽。他说那要看他问什么问题了，看了问题之后他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这种话在记者会上也没什么奇怪的。而且他觉得在这个记者的行为中有勇敢的部分：1.告诉奥巴马亚洲是异质的，不是他觉得留给韩国人一个问题就能解决的。2. 因为奥前面一直在说翻译，这个记者的姿态表明”"we can talk to you now in your own terms”, 而不是只作为translated audience。这样的理解初看可能有点奇怪，但是考虑到此男是来自前殖民地、目前研究后殖民主义的民主理论的质疑男（没错，搞批判理论的人就爱质疑），就很自然了：他们总是觉得第三世界就是要为了有自己的声音而挑战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想象。

最后，我一直强调”虚拟空间”，指这只是五毛党和五美分党的对立，实际情况要复杂地多。自然没有那么和谐，也没有那么不和谐，这类大问题只有请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老师们来讲解了。我只觉得，不关心现实的人，无需醉心于吵架和批评（批评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关心现实的人，说理之外自当做些能实在促进社会正义的事情（比如这个）。 （靠，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想说吵架没用，结果自己又写了一篇吵架文。）

That Hamilton Woman是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在一起之后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演一桩改变历史的婚外恋。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最终没能在一起，以悲剧收尾；费雯丽和Larry虽然从婚外恋走向婚姻，二十年后还是以分离散场。不知道戏里戏外，哪个版本更让人唏嘘。这段曾被无数人视为天作之合的感情，现在只能在回忆里找安慰了。（有情结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网站viv and larry）

其中有一幕，在1799年的最后一夜，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在那不勒斯的海边最后一次相聚（虽然只是他们以为是最后一次），钟声响起。

艾玛：为什么有钟声？ 纳尔逊：你忘了今夜是什么日子了吗？1799的最后一夜。8次钟声为了过去的一年，8次为了新的一年。 艾玛：新年快乐，亲爱的。 纳尔逊：新年快乐。新的世纪的黎明，1800. 艾玛：听起来多么奇怪。 纳尔逊：过去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马尔博罗征战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华盛顿拿下特拉华（独立战争）。 艾玛：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 纳尔逊：最后的斯图亚特。 艾玛：彼得大帝。 纳尔逊：伏尔泰。 艾玛：印度的克莱夫（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霸权）。 纳尔逊：波拿巴。 艾玛：纳尔逊。 ……

本该是一部塑造民族英雄的“主旋律”电影（丘吉尔觉得），为二战中的英国鼓舞士气——纳尔逊是可以和上面任何一个人物比肩的创造历史的人，最终却成了一个女人如何过自己生活的故事：接受她被给予的（这句话真翻译体），但绝不屈服于它。艾玛是史诗的一部分，但她自己不会这么看，神话不过是情话。不是艾玛成全了纳尔逊（历史可能会这么讲）；而是纳尔逊成全了艾玛。

附上原文对白（很舞台腔，好在两人都是戏剧演员出身，一点也不突兀。费雯丽在舞台上的地位自然不比劳伦斯（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大众电影”上说，那些对她戏剧表演的反面批评总是无比加剧她的焦虑，可能因为她太想在舞台上和劳伦斯是“平等”的，劳伦斯则越来越受不了她的焦虑症），但在电影里，费雯丽永远是最光彩照人的那个）

Emma: What are those bells?

Nelson: Have you forgotten what night this is?

The last of 1799.

Eight bells for the old year

and eight for the new.

Emma: Happy New Year, darling.

Nelson: Happy New Year.

That Hamilton Woman是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在一起之后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演一桩改变历史的婚外恋。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最终没能在一起，以悲剧收尾；费雯丽和Larry虽然从婚外恋走向婚姻，二十年后还是以分离散场。不知道戏里戏外，哪个版本更让人唏嘘。这段曾被无数人视为天作之合的感情，现在只能在回忆里找安慰了。（有情结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网站viv and larry）

其中有一幕，在1799年的最后一夜，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在那不勒斯的海边最后一次相聚（虽然只是他们以为是最后一次），钟声响起。

艾玛：为什么有钟声？
纳尔逊：你忘了今夜是什么日子了吗？1799的最后一夜。8次钟声为了过去的一年，8次为了新的一年。
艾玛：新年快乐，亲爱的。
纳尔逊：新年快乐。新的世纪的黎明，1800.
艾玛：听起来多么奇怪。
纳尔逊：过去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马尔博罗征战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华盛顿拿下特拉华（独立战争）。
艾玛：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
纳尔逊：最后的斯图亚特。
艾玛：彼得大帝。
纳尔逊：伏尔泰。
艾玛：印度的克莱夫（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霸权）。
纳尔逊：波拿巴。
艾玛：纳尔逊。
……

本该是一部塑造民族英雄的“主旋律”电影（丘吉尔觉得），为二战中的英国鼓舞士气——纳尔逊是可以和上面任何一个人物比肩的创造历史的人，最终却成了一个女人如何过自己生活的故事：接受她被给予的（这句话真翻译体），但绝不屈服于它。艾玛是史诗的一部分，但她自己不会这么看，神话不过是情话。不是艾玛成全了纳尔逊（历史可能会这么讲）；而是纳尔逊成全了艾玛。

附上原文对白（很舞台腔，好在两人都是戏剧演员出身，一点也不突兀。费雯丽在舞台上的地位自然不比劳伦斯（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大众电影”上说，那些对她戏剧表演的反面批评总是无比加剧她的焦虑，可能因为她太想在舞台上和劳伦斯是“平等”的，劳伦斯则越来越受不了她的焦虑症），但在电影里，费雯丽永远是最光彩照人的那个）

Emma: What are those bells?

Nelson: Have you forgotten what night this is?

The last of 1799.

Eight bells for the old year

and eight for the new.

Emma: Happy New Year, darling.

Nelson: Happy New Year.

The dawn of a new century, 1800.

Emma: How strange it sounds.
Nelson: What a century it’s been.

Marlborough rode to war

and Washington crossed the Delaware.

Emma: Louis XVl and Marie Antoinette.

Nelson: The last of the Stuarts.

Emma: Peter The Great.

Nelson: Voltaire.

Emma: Clive Of lndia.
Nelson: Bonaparte.

Emma: Nelson.
Nelson: Now I’ve kissed you through two centuries.
Emma: 1800.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for me.

A life without you.

How beautiful was the old century.

When I was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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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推特瞅到据说是刘瑜老师在单向街的对话，有观众问她是否爱国（虽然这个问题也很傻），她回答说国有什么好爱的，不过是个暴力机器。这里当然有明显的置换概念，观众问的是nation，她答的是state。但让我又想起了另外一篇豆瓣的文章，是关于她没有回答的那一部分，人需不需要有归属感？人是不是需要爱他/她所属于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想大多数人会答是，后一个问题，也许需要讨论一下。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爱国心”的，源于当时日本知识圈里关于07年教育基本法改革的讨论：据说政府/国会执意修改教育基本法，要把“爱国心”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原则之一，《世界》等杂志（类似于“读书”性质的）纷纷开特辑批判之，表示在“爱”国之前必须要有“思考”国家的自由，而这种法律规定等于剥夺了一个人思考的自由。当时我的总结是，爱国主义是完全的私人事务，是选择而非义务，不该放到公共领域来谈。

现在我想说的是，讨论该不该“爱国”这个话题本身，已经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了。我当时说，“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多前现代的含义，可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从前现代的资源里寻找动力（在民族主义研究中，也总是有两派做斗争的，一派强调前现代的、族群性的部分；另外一派强调现代的、国家的部分），它用某种方式把前现代现代化了。好吧，什么是民族主义？翻开每一本教科书都会给你很多页的解释：意识形态也好，政治运动也好，各种各样。往最简单的方向说（冒着过分简单的危险），两个面相：1. 政治的面相，就是nation-state中间那个连字符，他们说现代政治全都是关于那个连字符。民族要和国家联系起来，要有民族自决权来实现“自治”。2. 文化的面相，每个民族都有些独自的传统、特性，或曰民族性。

有人强调前一方面，比如法国人勒南，他在著名的演讲里说，什么是nation? nation就是每天投票；也有人强调后一方面，比如费希特，也是著名演讲“告德意志民族书”。两方面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我倾向于同意盖尔纳的“先有民族主义后有民族”，那些传统那些文化是通过政治想象才获得了意义。

两个也都有问题，关于自决权，比如无论你支持西藏独立也好反对也好，都是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区别而已。—— 当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初版本，主要是反满，吸引了包括汪精卫章太炎在内的一帮激进派。梁启超其实也靠近过这个观点，觉得西方既然是靠民族主义强大起来的（他确实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富国强民的工具），中国也要学习，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族的国家。后来他觉得不对了，开始和革命派笔战了若干年（在东京和横滨），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大民族主义而非小民族主义，这其实也是孙中山后来接受了的版本，汉蒙回满藏“五族共和”（且不说那些别的少数族群哪里放）。一个民族是否需要一个国家，是个现在有点过时，但依然纠结的问题，看看世界各地的分裂主义就知道了。先独立的阻挡后独立的趋势，如同先富起来的阻挡后富起来的趋势一样。

关于民族性，比如日本，日本人执着于各种“日本例外论”（我说这句话本身，也是对日本人“特性”的某种描述咯）。当然也有反论，某著名的民俗学家纲野善彦写过一本该主题的代表作“日本論の視座”，不过我总觉得，这本书的构造基本上就是从一种日本例外论走向了另外一种日本例外论（好像说“摩羯座的人最不相信星座”=。=）。还有更好玩的例子呢，上面说的勒南的强调政治的民族主义被视为法国特性的代表；而费希特的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德国特性的代表。这么说，一个民族还真是有一些特性。关键是，这些特性不是自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表述）不断地再创造出来的。如同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总伴随着对他者的边缘化一样，文化上民族特性的建立也得依靠对他者的边缘化，有时候是压迫。

总之，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你说你爱也好恨也好，都得先响应民族主义的号召建立你的一块砖式的“中国”意向才行。在这方面，我觉得那些恨的比爱的更民族主义。爱可能是不自觉的乡土情怀，恨，还真得好好经历一番政治创造才行。那些淫淫网上经常出现的，怒斥“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形象”的论调；和推特上经常出现的，觉得该“形象”还不够丑化的论调，基本上是硬币的两面。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人只能出生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他/她是否必然对这个不能选择的环境产生归属感我不知道，这种归属感对于民主政治是否必要有待争论（这是现在许多围绕公民权的争论的焦点）。但我觉得我又回到了起点，感情问题不该拿来做政治筹码，它会被利用（爱或者恨），掩盖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可是事实是，它们经常被利用，不打算利用它们的人反而被误解。开头提到的文章里说“阿伦特不管在哪里，以何种立场思考，都还是一个犹太人”，但阿伦特不为犹太人说话，她受到犹太人组织的谴责和诽谤，她在艾希曼报告中指责审判的理由和目的都是不够公正的，是为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正当化理由。她是一个女性犹太裔政治哲学家，但她不只是一个“女性”政治哲学家，不只是一个“犹太裔”政治哲学家，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那篇文章里举阿伦特是个最坏的例子。她对自己的身份保持忠诚，但永远以独立的姿态书写政治。

关于移民的权利和民主国家的合法性，Seyla Benhabib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他者的权利”。另外一个圈内同行在对该书的评论中说：

no conversation can answer the prior question of who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conversation – or, at least, it cannot do so without leaving itself open to the question of who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conversation about who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conversation about who should . . . you get the idea.

所以，民族自决神马的，都是很矛盾的事情。某些人觉得他们是一个people了，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state，但别的人可能不觉得他们是个people，不让他们建立，而且觉得他们建立了就是破坏另外一个people。要“自决”呀，就得先决定谁是“自”，但是没人决定得了，于是就麻烦了。这还不算，就是某个确定的“共同体”有了，还有共同体的自决权（您可以叫它主权）和（号称普世的）人权之间的冲突，然后再纠结下去。

Stuff White People Like，起初是个博客，后来成了畅销书，反响当然是毁誉参半。像这种耍小聪明的自嘲，原本也没到可以出书卖钱的地步，不过供茶余饭后一乐还是很有趣的。我看了几篇，觉得十分欢乐，基本上相当于天朝已经流行许久的各种装逼指南，于是动手翻译了两篇先。夸张之处肯定有的，文中的”白人”二字可以替换成您觉得能对号入座的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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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Moleskine

既然所有的白人都觉得他们自己很”creative”，他们就经常需要各种使他们能够捕捉自己思想的产品和配件。近年来日益流行的产品之一就是Moleskine笔记本。

这种特别的笔记本很贵，曾几何时，在作家和艺术家中间十分流行。毋庸讳言，这两种人是白人社会中被高度觊觎的两处地产。实际上，足够的经验告诉我们白人喜欢任何过去的作家和艺术家喜欢过的东西：打字机，期刊/日记、自杀、海洛因和火车仅仅是几个例子。

就像白人喜欢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这些笔记本价格不菲而又没有提供任何比那些只卖1美元的普通笔记本更多的功能。幸好，既然白人只把他们最具原创性、最有创意的灵感写在Moleskine上，大多数人一生只要买一本就够了。

不过这些小本子与日俱增的热度，并非没有其自身的问题。最奇怪的副作用之一是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场景：一个白人坐在一个独立小咖啡馆，陪着他的Moleskine小本放在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你可能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的设备来记录想法？好吧，如果一个白人有了一个很牛逼的主意，他会用笔记在Moleskine上；如果他有个还不错的主意，那就记在Macbook上。

小本不仅帮助他们整理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是传达给店里其他白人的信号：拥有这两种设备的人才是真的creative。它在喊：”我没有用我的电脑查看邮件或者看明星八卦，我在创作艺术。你可以过来了解一下。”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白人拿着一个这样的笔记本，你应该总是对”他们在闲暇时间搞什么创作呢”表示一下关心。不过你千万不要真的去看本子的内容，以免会问”你怎么能指望从5个电话号码和一个杂物清单中搞出小说来呢”这样的问题。

#41 Indie Music

如果你想理解白人，你就得理解独立音乐。如前所述，白人讨厌一切”主流”的东西，而不顾一切地追寻那些更真实、更独特、更能反映他们自身体验的东西。

幸好他们有独立音乐。

一个白人的iPod（过去是CD收藏）不仅仅是他们所欣赏音乐的集合。它是定义了他们人之为人的东西。他们总是在寻寻觅觅没有人听过的新晋牛逼乐队，从而能在某一天，在该乐队出现在苹果的商业广告上之前抓住它。对一个白人而言，在一个乐队流行起来之前成为其粉丝是他一生中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们可以以此把他们的朋友永远甩在后面！

独立音乐也出产很多演唱会，这样白人就能够参加之并且遇到其他的白人。这尤其重要，他们在参加同一个音乐会，他们喜欢同一个歌手，这样他们就很容易进行如下对话：台上的乐队->他们喜欢的其他乐队->他们曾经或正在上哪所大学->城里哪里能吃到最好的素食->定下来在该素食餐厅来一个别扭的约会。

值得一提的是，白人需要在四十岁以后仍然紧跟音乐潮流，经常去音乐会。跟舞会或者嘻哈俱乐部不同，在独立音乐这方面成为”俱乐部的老家伙”没什么可羞耻的。

但是请注意，和白人谈论独立音乐可能是你接触过的最危险的话题。一着不慎，你就可能永远失掉他们的尊敬和崇拜。这里是一些通用的规则：

记住，流行歌手可能转瞬之间就不流行了（Ryan Adams, Bright Eyes, The Strokes）,所以你最好紧跟以下立场：”我喜欢Arcade Fire”，”我还是觉得蒙特利尔的音乐团体是世界上最好的”，”我爱死Stereogum和Fluxblog了”以及”Joanna Newsom可能是如今最具原创精神的歌手了”。

*- 不要把Stereogum换成Pitchfork，这是那种曾经很酷、现在已经不酷了的东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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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网络）

买了名声大噪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之后发现此书的内容基本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当然主要是知识范围。初看起来它比较像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恶意或善意的解读的又一个版本（像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那样），但作为经济史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当然属于激进的政治经济学），阿里吉的兴趣远不止于此。他真正的关心在于19世纪中期之前，欧洲与东亚分别代表的资本主义式和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以及迟至19世纪晚期（晚于工业革命）才发生的”大分流”（东亚的衰落，欧洲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的原因。搞清楚历史源流，才能真正理解现在所说的”东亚的复兴”的内容和意义。

1970年代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复兴，或曰”资本主义群岛”的兴盛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却去向不明。因为当年西欧的经济繁荣和全球扩张是以军事力量的大跃进为基础或保障的，而那些新兴的经济体：新加坡、香港都不能算主权国家，韩国、日本和台湾都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它们中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大”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分岔在资本主义编年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前景可能光明，也可能黯淡。熊彼特就曾悲观地（并辩证地）认为：”在窒息（或沐恩）于西方中心的全球帝国或东亚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的地狱（或天堂）之前，人类很可能在伴随冷战世界秩序消失而来的暴力升级的恐惧（或荣光）中化为灰烬“。有了这些考虑，对阿里吉而言中国崛起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中国不像70年代的那批经济奇迹国家，她的军事力量即使不能和超级大国相比，也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庸；在这个国家财富和力量又一次结合在一起，他的总论题就是：”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失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结合起来看，已经使亚当·斯密（温总犀利？）的预见比《国富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在各种文明更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社会。

今天要抄的一段书却和这个主题没有多大关系，对我这个隔行如隔山的而言，看正文的乐趣还不如看开头大卫·哈维（那个地理学家，”希望的空间”作者）跟他的访谈录的乐趣来得大。这里面讲到作者的经历：出生于米兰，外祖父和父亲都有自己的企业，毕业于博科尼大学经济系，其后到了非洲南部的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某大学工作，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研究让他觉得高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设计毫无助益，从此踏上了”从新古典主义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长征”。由于当地政府的镇压，阿里吉还曾和其他8名教师一起因政治活动而被捕，关了一个星期后被放逐，他去了坦桑尼亚，兴趣又从劳动供给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新兴政权的经济发展问题。在非洲6年之后他才重回到意大利，70年代末的时候去了美国的费南德·布罗代尔中心投奔沃勒斯坦。和一般的经济学者（即使是激进派经济学者）比起来，阿里吉可以称得上是实战经验丰富：除了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经历以外，在各种大小企业任职的经历也活生生阐释了资本主义自身适应性的历史。

这段源于哈维提及阿里吉对”国际体系结构中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特点的解读”，并询问他这种灵活性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如何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阿里吉答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适应性，一个是模式的周期。他这么解释第一个问题：

这一定程度上与我年轻时的商业经历有关。刚开始我尽力经营我父亲的生意，那相对来说是个小生意；然后我根据我外祖父的生意做了博士论文，我外祖父的生意要做得大一些–属于中型公司。接着，我和外祖父吵了架，然后去了联合利华，从雇员的角度来讲，它是当时第二大跨国公司。所以，我运气很好–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角度看–能一步一步进入更大的公司。这有助于我理解我们不能概括地谈资本主义企业这一点，因为，我父亲的生意、外祖父的公司和联合利华之间是非常不同的。例如，我父亲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拜访纺织区的客户和研究机器上的技术问题。然后，他会回到工厂和他的工程师讨论这些问题，会针对客户需求调整机器。当我开始经营这家公司时，我一点头绪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父亲通过实践和经验所获得的技术和知识的基础上的。我可以去各个地方拜访客户，但是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甚至都不能理解他们的问题。所以，那是很无望的感觉。事实上，我年轻时常对父亲说：”要是共产党来了，您就有麻烦了。”他回答说：”不，我不会有麻烦的，我会继续做我现在的工作。他们需要有人来做这些。”当我关闭父亲的公司去外祖父公司时，它已经有点像一个福特制公司了。他们不研究客户的问题，他们生产标准化的机器，客户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这些产品。他们的工程师根据他们设想的市场设计机器，并告诉客户：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这是大规模生产的雏形，有初期的流水生产线。当我进入联合利华时，我很少能看到生产的部分。联合利华有很多不同的工厂–这个生产人造黄油，那个生产肥皂，那个生产香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但是联合利华活动的主要场所既不是市场营销部门也不是生产部门，而是资金筹措和广告部门。所以，这些经历教会了我，要把某一特定的形式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是非常困难的。后来，通过对布罗代尔的学习，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突出的适应性强的本质，这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观察到的。左翼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同时也是右翼的问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它历史性地使自身得到了再生产；但资本主义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已经使自身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基础上。……’

另：这篇访谈最先发表于新左评论（NLR），所以在NLR网站上能下载到中文翻译全文。

又跑题另：在72松建了一个专门复制转贴时尚博客（纯转载图片）的博客，有兴趣者请围观：

http://style.72pines.com/

Hinton一家人，用旧时说法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中韩丁（William Hinton）和卡玛（Carma Hinton）父女名气更大一些，前者因为他的煌煌巨著《翻身》和《深翻》，跻身于”最出色的中国革命编年史学家”（德里克语）之列；后者制作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天安门”、”初月”、”小喜”等等，成了我们这代青年学生了解共和国史最生动而直观的工具。韩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则不是那么的有名–她和她的丈夫阳早不过是中国某农场的奶牛饲养和农机改良专家而已，虽然他们被中国农机院授予过”个人贡献奖”，被机械部聘为顾问，而且，寒春在2004年成为第一个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果她愿意，她当然可以拥有中国国籍，可是她并无此意，在中国的农场里养了五十多年的奶牛，寒春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

2010年6月8日寒春在北京去世，才又把这个老人的传奇一生带到公众的面前。很多新闻标题是”中国绿卡第一人”逝世，她大概会觉得这个头衔可笑，她只是个革命者，而且是无限沉溺于革命时代的革命者。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一个走不出陕北时代的美国老人”，做了一个摘要如下。

当寒春还是琼·辛顿的时候，她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Los Alamos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受到哥哥韩丁的影响，她也对中国革命产生极大的热情，她对追求她的Erwin Engst（后来的阳早）说：”到中国去，我就跟你在一起。”于是1946年，Engst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奶牛专家（赞这个title）的身份到了中国，据说将奶牛从上海徒步送到延安。延安党中央说：”牛我们收下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多住几天，看看革命形势。”阳早留下了，两年后29岁的寒春来到延安和他汇合，次年两人在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1953年有美刊发表文章《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中说掌握美国核秘密的年轻物理学家琼·辛顿突然失踪，之后在中国出现，很有可能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但事实上阳早夫妇除了养牛和改造农机之外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另外一篇报道中说，有关部门曾问寒春是否愿继续研制原子弹，她摇头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是牛奶）

寒春痛恨不平等，在物质上有”近乎偏执的朴素追求”。1955年年轻的刘国经被分配到草滩牧场给阳早夫妇做助手，他说那时他刚参加工作，每个月只有20多块钱，阳早是120块，寒春80块。后来刘的工资涨到30，阳早160，寒春120，还是差丈夫40块钱。她认为这不平等，应该男女都一样，而且革命不分先后，一直向领导反映，要求同工同酬，终于在1966年调到北京前争取到了：两个人都变成140.

1950年代时，美国人苏锦也追随丈夫来到陕西，一次送牛奶的人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人。然后寒春来探望她，她激动死了–说好多年没有见过美国女人了，然后两人从下午三点聊到次日中午。还有个小插曲是1962年圣诞节时，寒春的母亲来西安探亲，寒春找来一颗大树做圣诞树，农场的领导从城里最高档的旅馆找来厨师，据说是整个西安城唯一会做西餐的人，做了烤火鸡和苹果派。苏锦说：我做梦都没想过在中国还可以过圣诞节，寒春还拉了小提琴，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

那时苏锦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她听说要把孩子也变成公有的。寒春就给她解释：”这都是那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一时不能理解新政策，搞得太过头了，你再等一个月看看还是不是这样。”（堪比资深政委啊）”过了一个月，果然大家都理解了”。

阳早夫妇本来在陕西农村过简朴但舒服的生活，文革开始之后他们被调到北京做翻译工作，住进了外国专家楼，他们反而觉得无法接受了。66年8月，他们联合另外两名美国专家写了一篇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要求外国专家局取消对他们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要求和普通中国人民一样参加劳动，参加思想改造，参加文化大革命。

寒春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从1979年作为奶牛机械化代表团的顾问访问美国的例子可见一斑。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回忆道：当时我们14人，赴美42天，我都不知道美国的宾馆什么样。我们到农场参观，就住在农场里，到了城里，不是住在华侨家就是住在他们的亲戚朋友家。刘国经回忆说，”租了两辆车，开始请华侨来开车，后来为了省钱，寒春自己当司机。她又要做向导、翻译，还要当司机，我们说请人来开，她坚决不同意，她说，革命就是要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最后，代表团仅用了1/3的出国经费（这让现在的公费出国考察/旅游团情何以堪啊），还有1/3用来买了农机设备、零部件和冷冻的公牛精液（公牛精液很贵的……囧），最后剩了2万多美元回去后上交国家。

晚年的阳早夫妇住在昌平大王庄的农机试验站，依然每天去牛场上班。但寒春越来越沉默了，尤其是2003年阳早逝世以后。苏锦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不喜欢现在的中国，不喜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认为过去那样挺好。她回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家餐厅吃饭，楼梯很窄，每次只能并肩走两个人，寒春就说：After you. 我趁机说：你看这不就是一部分人先走了嘛，没那么大地方嘛。她一听这话不上楼了，很生气地说：我不吃了。”

寒春的哥哥韩丁逝世于2004年，在生前他也和妹妹一样对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政策表示不满，而且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他可以在文章和讲座中公开表达他的批评。我没有时间去找他更新的作品，就偷懒把毕业论文里引用他的部分贴过来。三联的文章里面说《翻身》是小说，属硬伤一处，《翻身》和《深翻》都是讲山西长治县张庄的社会革命史，前者是土地改革，后者是文化革命；前者是伟大的自我解放，后者是不知怎么形容的自我消耗。

“于是这些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一步步地从片面的知识走向了普遍的知识，从自发的行动走向了指导下的行动，从有限的成功走向了全面成功。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将自己从自然与社会力量的消极牺牲品转变成了新世界的积极建设者。”（翻身）

“事后看来，文化大革命似乎原可成为历史分水岭–一次使人们摆脱旧中国的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摆脱所有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文化，并对它们加以改造使之与新的公社生产关系相协调，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场革命现已沦为一场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厮杀，一场自上而下、彻头彻尾的派性斗争；只要能击倒对手，一切都无关紧要，为了达到目的，所有的不择手段都成为正当的。”（深翻）

《深翻》的中文版还附录了1971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韩丁一家人的谈话，但现在离开学校，不能读到这篇文章，只有推特里面记了一句，是在结尾的时候，卡玛（当时22岁）问起林彪的事情，周恩来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的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韩丁和寒春的祖上名人挺多，其中一个，他们的姑奶奶是《牛虻》（北大教授们最爱的书）的作者伏尼契，也许血统里就有革命精神。阳早去世的时候，寒春执意在丈夫的讣告中加上一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她解释说：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不是为养牛而来的，是为信仰而来。她甚至因为骨灰安葬事宜和领导部门起争执，因为领导要把副部级待遇的阳早的骨灰安置在职位相符之地（”副部级骨灰处”？），执着于平等主义的寒春当然不同意，她要求埋在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

这个固执的老太太的一生让我很感动得很，不是因为她是个国际主义者，而是因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肯定是不分国界的。她碰巧在年轻时来到中国，这块土地当时正符合她的梦想，而后风云变幻，当这个国家离理想越来越远时，也无可留恋。

而且，她一直和最爱的人一起。

重看”乱世佳人”，发现一句以前重视不够的台词，逃离亚特兰大之夜，白瑞德弃斯嘉丽而去参军，斯嘉丽不解为什么，他回答：”大概因为我总是对失去的理想无法抗拒，当它们真的失去时（Maybe it’s because I’ve always had a weakness for lost causes, once they’re really lost）。”

纽约时报报道寒春去世的文章中说：她和他的丈夫依然是毛主义理想的忠实信徒（She and her husband remained true believers in the Maoist cause）。在她去世之前，这就已经是一个失去的理想了，谁也不能否认。她以及她所代表的精神的离去只是让这一点更加明确。失去的理想和破碎的革命，不再来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清末民初去日本的那批中国文人，总有点他乡是故乡的感觉。这其中最有名的写手当属周作人了，他在《日本的衣食住》里写：”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盂衣冠不相同也。”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写”踏过樱花第几桥”的情僧苏曼殊，写楼上看风景的卞之琳。在相同年代的诗人里，最爱卞之琳，据说废名说他的诗”格调最新”而”风趣最古”，我却觉得要反过来说：风趣最新而格调最古。比如这首著名的《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於巢吗？人安於客枕？ 想在天井裏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而另外一首与题目有关的是他客居京都时所作的《尺八》，被吴晓东老师吹得神乎其神：

象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象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一枝尺八， 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据吴晓东分析，这首诗有三重时空。开头三句是追溯历史，尺八从海西头（中国）传到日本；之后两句是诗人的化身”海西客”夜半听醉汉的尺八；再之后这名”海西客”浮想联翩，想象唐朝时一位旅居长安的”番客”，听了雁声动了乡愁，像今日旅居京都的诗人一般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其实应该反过来说，诗人像当年旅居长安的番客一般听夜半的尺八–再确切一点，他想像自己像当年……bulabula），然后次日在集市上觅得一根竹管，将尺八带回了三岛。

其实两重时空就够了，不过这种想象和逆想象真是有趣地很。卞之琳在《尺八夜》里面写了他作此诗的背景，写得十分华丽：

说来也怪，我初到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的故乡。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北地的风沙中打发了五、六个春天，一旦又看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朝山敬香、迎神赛会、插秧采茶，能不觉得新鲜而又熟稔！……固然关西这地方颇似江南，可是江南的河山或仍依旧，人事的空气当迥非昔比，甚至于不能与二十年前相比吧。那么这大概是我们梦里的风物，线装书的风物，古昔的风物了。尺八仿佛可以充这种风物的代表。

……果然，现在偶尔听听笛，听听昆曲，也未尝不令我兴怀古之情，不过令我想起的时代者，所谓文酒风流的时代也，高墙内，华厅上，盛筵前，一方红氍当舞台的时代也，楚楚可怜的梨园子弟，唱到伤心处，是戏是真都不自知的时代也，金陵四公子的时代也，盘马弯弓，来自北漠，来自白山黑水的”蛮”族席卷中州的时代也，总之是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又一番衰败的、颓废的乱世和末世。而尺八的卷子上，如叫我学老学究下一个批语，当为写一句：犹有唐音。自然，我完全不懂音乐，完全出于一时的、主观的、直觉的判断。我也并不在乐器中如今特别爱好了尺八，更不致如此狂妄，以为天下乐器，以斯为极。我只是觉得单纯的尺八像一条钥匙，能为我，自然是无意的，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悠长的声音像在旧小说书里画梦者曲曲从窗外插到床上人头边的梦之根–谁把它像无线电耳机似的引到了我的枕上了?这条根就是所谓象征吧?

华丽归华丽，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更晚的海西客来说，”文酒风流”的时代只是逝去的更远，除了继续失去的悲哀之外还能指望些别的吗？对于他的感情，我理解得很，但除了感伤，也实在留不住该逝去了总要逝去。即使是在他乡寻故乡–也免不了他乡人自己都寻不着故乡了。谷崎润一郎如此，永井荷风如此，川端康成也如此。在”国内所有的城市都饱受时代潮流的冲击，不断变得像东京跟它的近郊那样”之时，他们觉得就只有京都还可以重温乡愁的旧梦了。

1922年永井荷风重游京都–之前他已经因为大病十年没有离开东京一步了，本以为”清寂的街头景色再难寻觅”，结果惊喜地发现：”在每年都亲眼目睹上野以及芝山内树木枯死景象的东京人眼中，京都仍然是一座不着尘俗的古都，依然厚厚地包裹在松树千年的翠绿中，青苔日渐增厚”。他说：”对年老体衰的人来说，能给予最大安慰的莫过于对过去的追忆，我之所以不改初衷想永远留在京都就是如此”。”与流水、松籁的交响相得益彰的诵经声，与樱花丹枫相映成趣的罗钗红裙的美，头一次到京都来就可以寻觅得到，它是日本固有感觉美的极致，是秀丽的国土山川与民族传统生活的一种美妙神秘艺术的中和”。在他看来京都的一切都是美的，比如和客人同乘一辆人力车的罗钗红裙的艺伎：”来到京都聘约祇园的艺伎，跟东京在新桥玩耍是全然不同的情调。这大概跟在美国的城市看见一群西洋舞女，与在巴黎的蒙马特望见时的区别相似”。

至于是不是真的情调全然不同，现在已经很难说了。不过祇园与蒙马特虽然风格迥异，那湿漉漉的石板路倒还有几分神似呢。

1945年苏联的Dynamo足球俱乐部（现在属于乌克兰）访问英国，和英国的足球俱乐部踢了四场比赛，乔治·奥威尔就此事为Tribune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体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也算是他的散文名篇之一。他写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足球和其他的体育运动所引发的敌意和狂热，这在古典时期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不曾存在的。在那些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和缅甸，体育运动（game playing）和民族主义几乎是相伴相生地一同发展起来的。奥威尔最后说：”我当然不是暗示体育是国际对抗的主要起因，在我看来，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本身，不过是那些制造了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另一个结果而已”。

在二战刚刚结束、冷战初见端倪的时代，竞技体育引发的敌意和仇恨几乎是毫无意外、顺利成章的，如今体育精神的负面效应大多不再为人关注，看起来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我看了这期三联周刊（06/21）的专题”一支球队和一个国家的气质”之后，立刻又想起了奥威尔的文章，最初是在几年前的英国散文史课堂上读到的。半个多世纪过去，未变的是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得到表达的，民族、族群之间的敌意，比如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支球队的对立被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情绪所强化。变化则是许多新情况的出现–殖民体系的解体，前殖民地国家现在成了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迎合到拒斥，民主化的”第三波”起起伏伏，始终不能在通向自由繁荣的道路上走得畅通。

于是足球又承载了弱者反抗强权秩序的梦想，这是作家和电影导演们编织的马拉多纳传奇的主题。这位在身上纹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大叔，谁在乎他是不是真的革命者？即使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支持右翼政府，再即使他为自己当年加入那不勒斯足球队所找的托辞其实很值得怀疑–意大利北方是经济和金融中心，而贫穷落后和黑手党则是南方的象征，马拉多纳以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姿态说，尤文图斯是肮脏的权贵，他只想去那不勒斯。但他又在自传中澄清，其实当时只有那不勒斯一家提出收购。这都不妨碍他现在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和反全球化运动支持者，他不准女儿看蜘蛛侠和指环王，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告诉我，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出现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小孩都说着英语，所有男人都在为纽约扬基队尖叫。”

市场经济下职业体育运动由资本掌控，指令经济下有国家——在北朝鲜，就是军队。1966年朝鲜和意大利1:0的比赛中立功的朝鲜球员朴斗翼是军人出身，重返朝鲜人民军之后，军阶由下士升为中士。2002年有个英国导演拍了一部关于1966年朝鲜国家队的纪录片”Game of Their Lives “，朴在片中说：”我认识到足球不只是关于输赢的。无论我们去哪里，踢球都能促进外交关系、增进和平。”我没有看这部片，只能断章取义地理解这说法太乐观。踢球只是外交关系的调剂罢了，四十年过去，他的国家只是更加孤立了——”像是午饭时谁都不愿和他一起坐的怪孩子”，他的球队也依然是军队做支撑。最强大的一支叫做4.25，又称”常备国家队”，足球队和其所属的4.25体育团都属于朝鲜人民军，4.25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人民军的创建日（看比赛时，解说员说某某队员来自425，我还想：朝鲜的足球俱乐部都是按数字编号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管是体育、还是别的是什么，总归要么是资本逻辑，要么是国家机器的逻辑。

有时候看世界杯简直比看外交史的课本还能感受到强烈的地缘政治话语。无论是评论员还是看客，总要念叨着”欧洲球队”、”南美”、”亚洲”、”非洲”诸如此类。如果要因循马拉多纳传奇的思路，南美在绿茵场上是后发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那么朝鲜可看作坚持做”怪孩子”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挑战。再过度阐释一下，中国不出现是很合理的，既不挑战秩序，还能促和谐闷声发大财。但我得说，这些都是幻象罢了。好像真的有国家交战、区域争夺，白白增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带来不了任何改变。

套用奥威尔的话–这话说的真是一点不错，足球运动不是激化国际不平等秩序的原因，也不是改变它的手段，只是造成这不平等秩序的诸多因素的另一个结果而已。说足球和政治无关真是无稽之谈（马拉多纳回忆1986年的英阿之战时写道：赛前采访时我们都会说足球和政治无关，但那是谎言，我们满脑子都是复仇！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把这些英格兰球员当成了仇恨的对象，阿根廷人民遭受的苦难要有人偿还… 我们有种强烈的信念：我们要为国旗而战，为死去的小伙子们，也为幸存者们而战…），说足球可以改变政治也是无稽之谈，但作为一种梦想，做一下倒也无妨。三联的那篇文章结尾写得很煽情：

当第一个黑人选手代表英格兰和德国出战时，当非洲移民的后裔占据法国队的半壁江山时，当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孩子成为代表国家威望的英雄时，当一个弱小的国家获得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他们那面略显陌生的国旗时，我们相信，足球始终有一种平等的诉求，跨越种族、贫富，那些喜与悲都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它向等级森严、嫌贫爱富、大国欺负小国的秩序挥舞着愤怒的拳头，也许这其中包含象征的成分，也许现实世界还是一样的残酷，并不会因一场比赛而改变，但是，你只要认真看，就能看见那只愤怒的拳头。

愤怒可以助一支球队赢得比赛，却不能助一个国家摆脱情感的奴役，摆脱自大和自卑，摆脱孤立和贫穷。有时候我们寄希望”精神”太多，也许是因为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时，只有愤怒了。

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展，下图是这次展出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许遭到枪击的《对话》更有名？），看起来像是预言又像是警示（网上搜得到黑白版，这张是我翻拍自《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期的封底）：

初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对交通规则一无所知的我想当然地理解成”不许左转”，很久之后才明白是不许掉头的意思–确实这样才说得通。89以后的中国谁都知道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才是我最不能释怀的地方。从历史上看，隔了这么远的距离，邓小平做了一个当时来说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然后带给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延伸阅读，The Tank Man）。牺牲者，牺牲者只是牺牲了，我们从不回头。

我的毕业论文写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在导师和我众多的分歧里面，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客观到冷酷的态度：”你说文革暴力了，跟土改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他们来说，对邓小平来说，死几个人算什么啊，整死人算什么啊，大不了以后平反就是了。”可是他是对的。多年以来我企图消除人们对”政治”这个词的偏见，仿佛它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般高贵和美好，但最终还是得承认韦伯所说的–它是”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它是卡尔·施米特或者毛泽东的划分敌友，在争取朋友和消灭敌人之间，个人没有地位可言。

同样是1989年，陈嘉映和一些知青友人计划创办《精神》杂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办成。过了将近20年后，他又把当年写给这个杂志的序言拿出来，作为一本论文集的序，文末写道：

我们这代人有过什么呢？

十年后，几个朋友聚会在黑山沪。照样在庭院里摆出酒来，登山歌唱，踏着河沿探讨世纪的归宿。我们教育了自己十年，希腊的思想德国的音乐不再陌生。但他们照样新鲜。历史像生活一样，总把最美好的赠给爱它解它的心魂。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呢？ 据说，这是失学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受伤的一代。人们差不多要来可怜我们了。国家会有耻辱，时代会有伤痕，我们没那些。当然，我们也没有钱，没有权势，甚至没有很多普普通通的正当权利。 我们只有精神,于是我们在这里相会了。

我爱这段话，可是那样的年代不会再来。也不该再来。

再附几张现代艺术展的图片：

两个多月以前翻译过The China Beat上的一篇文章，后来一直搁置，现在看来似乎又变得过气了，而且作者的立场也很讨人厌。但后来我又看了一点关于1956年-1962年之间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的思想如何一点点激进化的材料，觉得”和平演变”仍然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了。大部分分析集中于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中苏冲突这些方面，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当然很容易成为”阴谋论”的来源，而另外一个来源，则可能是换了策略的帝国主义。下面的资料来自薄一波的回忆录。

1953年，时任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核心是”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必须而且可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毛当时就注意到这些言论，但直到1959年（发生了1956年的苏共20大、波匈事件、57年的反右、苏联方面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58年的中苏外交危机等事件之后），他才变得高度警惕起来。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周、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当然也有薄一波），毛选择了三篇杜勒斯的演讲稿给所有到会者看，并且对这些演讲做了批注。

他在会议中说：

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他对”和平演变”的警惕和对”修正主义”的防范互相加强，因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来都是”里应外合”。他防范到什么程度呢（也可以说是多疑臆想吧），不惜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超越民族主义占上风。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起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那时的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1965年，他又对某日共中央同志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薄一波的评价也是很值得看的。首先，当然是用力过度–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成熟，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失误，酿成了悲剧。其次，”并不是说不应该重视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更不是要否定警惕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证明，我党从来没有放松警惕过。只是现在，防止被”演变”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部分早就不存在了，自我演变了，剩下的只有”中国特色”的这部分。

至于具体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清楚的是党和政府一定对当年杜勒斯的期待和预言–或曰咒语，十分清楚，了如指掌。

背景介绍完了，下面这篇文章是Geremie R. Barmé写的，他是ANU的中国研究学者，也参与导演、编剧过一些著名的纪录片，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同时也有morning sun这个网站）和《天安门》。原文链接在这里，一个插图版的链接在这里。

中国的信息和谐演变

Geremie R. Barmé

随着google在中国的冲突性存在引发的种种麻烦逐渐展开，是时候回顾一下在2009年一个悄然经过而不为人知的纪念日了：即1959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毛泽东之间的一次倒置的冷战时代冲突。这个被忽略的纪念日如今值得回顾，因为它特别能够给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月21日于华盛顿的Newseum发表的关于互联网自由和美国政策的评论以及中国对这些评论的回应提供具体的语境（这里可以阅读克林顿演讲的全文）。

在她的演讲中，这位国务卿也提到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埃莉诺·罗斯福在二战结束若干年后，为了将这些自由写入《世界人权宣言》所做出的努力。

不过，克林顿没有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国务卿曾在战后关键时期与冷战爆发初期给出的政策建议。这位国务卿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中国的政治人物与战略家审视希拉里2010年1月的演讲时，他们很快就联想到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战略。

杜勒斯在1953年第一次提出了这项政策，旨在支持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一些更加可接受的政体，并且和西方民主国家保持一致；在1958年和69年他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杜勒斯将这项政策描述为一种在那些各自迥异的社会内部促进一种和平转变的方式，使它们摆脱暴力的权威主义、一党控制，繁荣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更不用提市场经济了。杜勒斯认为，在意识形态冷战中，对社会主义国家中新生形式的反对派、文化颠覆和信息扩散的支持（以及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当毛泽东越来越关心革命的将来，苏联的政治退步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种对杜勒斯的回应。1959年11月，在杭州现在的大华饭店，毛在一个小型的党组织会议中概括了他的观点。老党员薄一波在他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引用了毛的杭州讲话：

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在随后的年月中，毛频频提及和平演变的危险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越来越迫切的威胁。这种双重威胁，以及他对于他的同僚们推行的有限的半市场化的政策改革的担忧，和对他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焦虑共同影响了他那些将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想法。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自从大约三十年前改革时代的开启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演变的政策已经有效地摒弃了它早期亲社会主义、亲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成分。保留下来的是最先由毛泽东、随后由邓小平认可的、对一种和权威主义一党政治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理论正当化。如果我们忘了邓和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指责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操纵了1989学生运动，以利用中国的社会动荡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资本主义附庸国，或者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将是不明智的。这种促进中国和平演化为一个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民主国家的阴谋论，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自从1950年代晚期就所做努力的延续。（参见我对Qiang Zhai 的”1959：防止和平演变”一文所作的编者按语）

可以认为，存在于中国的党国体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根本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差异和哲学差异，自1959年毛泽东明确表述了反-和平演变方针以来，发生的变化相对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现任领导人可能并未读过很多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充满争议的报告，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很有影响的中南海讲座，和阅读像薄一波那样的老党员的回忆录，现任（以及将来的）领导人们得以学习、重访1950年代尚不成熟的党-国所经历的努力与奋斗。我认识的一些战略家和政策顾问在提出他们自己的政策建议时，有时也会重读毛泽东的作品与战略。

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关于信息和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是长期以来各种权威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修辞上、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的明确体现。其中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1959年的时候正在被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狂热的新阶段所控制，这种狂热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将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无独有偶地，1989年，对支持各种基本自由的美国政策的旧式毛主义式的回应既为了一个熟悉的、也为了一个新的目的。自那以后的种种努力精心设计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半独立媒体越来越老练的利用，电视和广播中被引导的评论混合在一起，同时作为精心设计的结果和纯粹的偶然，以形成一种对西方试图看到中国演变成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的努力与希望的持续回应。自2005年以来，共产党的胡温领导核心一直实行以创建和维持”和谐社会”的策略为支撑的政策。这是一种利用公开惩治的管制下的和谐。在这个创建一种权威主义和财阀政治可以在其中得以统治的、静态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过程中，那么多东西都被”和谐掉”了，以至于”和谐”成了汉语口语中表示”审查”、”削减”或”删除”的一个常见动词。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得以避开了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的旧战略以及其新近的升级版本：一种我将称之为”和谐演变”(harmonious evolution)的战略。

在她1月份的演讲中，希拉里·克林顿在罗斯福1941年四大自由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种新的自由：联接的自由（the freedom to connect）, 或者如她自己所解释的：”联接的自由就像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集结的自由”。她宣布美国政府”正在促进那些通过绕开政治性审查，使公民能够实践他们表达自由的权利的新工具的研发”。她还明确了信息流动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指出：”历史上看，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我们面临严重争议或危险事故的时候，争论的双方都能接触到同一套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克林顿总结道：”通过推进这个议题，我们将我们的原则、经济目标和我们的战略优先级协调起来。我们需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联接网络和信息的可能性让人们更加接近，并且扩展了我们对共同体一词的定义”。

这样旨在通过新媒体，通过拥有自由而平等的信息入口的相互联接的社区这个媒介，来削弱专制政体的宣言，以及那些被明确表述和相应资助的策略，使得某些大陆的评论家表示：党-国维持其单边的撤资自由是很明智的。因此毫无意外地，中国媒体很快就将克林顿1月21日的演讲宣传为不过是美国”信息帝国主义”的最新表述，仅仅是后殖民时代霸权行为的一个例子而已。如果把这些陈词滥调视为仅仅是通常的煽情渲染，或者夸大其实的官方论调，那会是鲁莽而无益的。在我看来，这些回应反映了一些更为基本、更为持久的东西，而我们却，危险地，把这些说法降格为单纯的言辞，或者中国式大话的最新实例。

在1997年，中国宣称的”互联网之年”，WIRED杂志的编辑邀请口述史学家Sang Ye和我开展一项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民间调查。最终结果发表在该杂志1997年6月号上，标题为”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据我所知，那是”the great firewall”这个表述的第一次应用(WIRED, vol.5, no.6)。因为我们的研究，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北京的网络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一个我们称之为”X同志”的男人，他总结了对不断扩张的网络、信息霸权和线上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官方策略，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说：”你们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就会给你们制造法律。”

同样在那篇文章中，我们采访了Xia Hong，一位”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公司的公关人员。他当时为我们提供的观点，在13年前就预见了像《环球时报》这样的信息出口回应Google事件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时所采取的路线。夏对我们说：”一个允许个人做任何他高兴做的事情，让他们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网络，是一个侵害他人权利的、霸权性的网络。”他做了如下预言：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需要–而且我们完全正当地想要–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西方的先端技术和最古老的东方文化将结合起来创立下个世纪对话的基础。在21世纪，国境线将被重新划定。这个世界将不再是美国的精神殖民地。

互联网的最终审判日正在飞速降临。它最多还能持续三到五年。但是结束就在眼前了；太阳正在西方降落，过去的荣耀将一去不返。

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在1997年调查的结论部分所做的观察也是值得回顾的。我们写道：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许多重大的、常常是未曾考虑到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中国将继续像它自己–而且将会有足够的资本来这样做。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网络化，它将仍然为思想的狭隘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所限制。伴随其多元主义和思想开放–对以往强国们的世俗好奇和时常支持这种好奇的理想主义–现在只是远未到来。再者，它们根本不会被鼓励。

中国的领导者们还没有忘记1959和1989的教训：其他人凭什么忘记呢？

在”穿Prada的恶魔”中，对于风流作家对Miranda的嘲讽，Andy说：好吧，她是很厉害，但如果她是个男人，人们就会只看到她工作多么出色，而丝毫不会注意到其他任何事。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然后昨天我又在柴静小姐的博客上，看到善良网友留言说：”电视里柴静正在面对面，好像从来没见笑过，笑一下也是浅尝辄止，眼睛里都是忧患。女人一思想深刻，皱纹也跟着多了，可别成了女顾准，宁愿少一思想家，也要留一枚好女子。“

这些话让我心生感慨。作为在世界上最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成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我当然不是到今天才突然发现了女权问题、或者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等等；我也不打算化身为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鼓吹者者——虽然这在左派理论中很流行，而且说的都是大实话。从卢梭到罗尔斯的全部政治学说史中显然都排除了女人在政治关系中的存在，更不用说古典时期了。启蒙哲学最伟大的捍卫者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答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然而，”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所有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可以说，直到今天，女人没有脱离被加之于的不成熟状态–尽管并不是自己所加之，甚至”不成熟状态”这个概念也是由男人所界定的。然而我现在开始对于作为整体的女性充满崇拜之情，是因为她们安然于此，她们认识到这原初性的不公，但是绝大多数（想想女权主义者比例之小）并不试图改变，她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像康德这样的男人所揣测的，认为步入成熟状态是艰难而危险的，而是因为她们奉献于自己的天职，承受谦卑的重量。

她们安于承受子宫里胎儿的重量，男人的身体的重量，首饰华服的重量，更多的需要遵守的礼仪的重量，精致发型的重量，孤注一掷的爱情的重量，甚至神的重量。我没有任何宗教情怀，但是我很想搜索《浮士德》中那句”Das Ewig-Weibliche Zieht uns hinan“的意思，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的含义困扰了我很多年，直到我查到原文，Weibliche是feminine，形容词，the feminine该怎么说？女性性？这个困难就像翻译卡尔·施米特的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大陆译本是政治的概念，但显然不是politics的概念，台湾就翻译成了“政治性的概念”，日译是『政治的なものの概念』。「的なもの」是个很百搭的词，所以前面那句浮士德，就成了「永遠の女性的なるもの、我等を引きて昇らしむ」。

扯远了，继续说我搜索这句话的意思，见到一本书里解释说神圣智慧与上帝的意象相联系，而女性的、人的智慧则描绘了一副更为全面的，人性的图景。理性、独立和野心的局限性，必须由直觉、合作和谦卑来平衡。他引用路加福音中玛利亚对大天使所说的话：Here am I,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let it be with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拥有直觉的智慧和承受的美德，但是the feminine, 女性的なるもの正是如此：接受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且成为”美”这个形容词的化身。这是我崇拜女人、而未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原因。

昨天刚提到卡尔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历史事实的相对性，档案不仅包含了众多档案记录者的意见，也包含了档案公布者的意见，对档案的选择更涉及历史记录者的意见；今天的关于外交决策的课上，老师就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老师讲了很多例子，这只是其中之一。为了说明两件事：1.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协商-共识”是党-国外交决策的主要机制。这个当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做保障，也和中共的成长历史分不开。抗战结束的时候八个主要的根据地，每一个都有相当大的实力和势力，为了全局而牺牲地方利益，这并不是一个仅仅理想就能驱动的战略。”协商-共识”这一套行得通（也就是一层一层向外扩展的民主集中制），所以也就行了很多年。2. 历史档案的当下性。

其实是个挺广为人知的事例，韩战爆发后，政治局对是否参战的问题一直未能达成完全共识。林彪是个知名的反对者，但没有人认为应该不介入，因为任何军事大国若在中国边境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则必须做出反应这是个核心原则。林的方法是”出而不战”，维持鸭绿江以南40公里的隔离带。后来10月19号志愿军过鸭绿江，似乎是林的方案被否定了，不过1993年公布的、毛在10月14号给彭德怀发的电报中所做的总部署，基本上是维持了”出而不战”的原则：在德川、宁远一带建立防御线，可以至少6个月以内不谈攻击问题……”这是很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1993年的历史学家可能以为已经了解了朝鲜战争初期中央的战略部署，可是还没完。到了2000年，公布了这个电报的另一版本，前面都差不多，但最后多了一句话”我们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很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显然这是点题的一句话：清晰的地缘战略，这个推进大约是140到200公里，秉承了林的精神，不过又推了一百多公里。决策的可行性和效果预测也简要勾勒——当然，对于中国在朝鲜的核心利益为何，有很多争论，不过决策者对此利益的认识是明确的。不过为何1993年公布的档案将点题的一句删了呢？只能推测，当时的环境使得人们不习惯赤果果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之类的表述。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需要，本来就不怎么可靠的档案还会被删改，这似乎显得更不可靠了。而且即便是同一个文本，大可以保证，1993年的历史学家和2000年的历史学家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至于介入韩战初期中国政策的反复，大多从苏联方面态度的反复来考虑。互相利用，不光要判断对方怎么想，还要判断对方会以为自己怎么想–所以说这些搞外交史的，不懂两门以上的外语真是没法工作。

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这老师讲的，他以前做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写过一篇挺长的论文，反响不错。其中分析邓小平最初为改善中苏关系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著名的”三大障碍”：苏联从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来逐渐地，中方开始松口，1985年4月邓说：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这一条，其他的以后再说。再后来，他说：只要做到这一条就够了。但是正是这个问题很难办，使得中苏的正常化谈判一直持续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另一个段子里，戈尔巴乔夫访华和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趣的）。于是我们老师判断：邓的真正意图在于利用苏联牵制越南，也就是利用苏联的影响根本上解决印度支那地区的冲突，使周边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他对自己的分析一向挺满意，直到后来的某天和前俄罗斯驻华领事、现俄石化的某高层（也就是那个将中国人打领带时不系衬衫顶上第一个扣子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的象征的大叔）聊起，此俄国大叔当年也做外交。他说：”不可能。苏联根本无法影响越南，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那时候的判断是，邓小平完全清楚地知道苏联无法影响越南。这就是我们那时的判断。”

于是老师很郁闷，他觉得自己以前的文章没有多大可信度了，虽然他并没有写一篇新的文章来推翻它。

不要看我课上听得认真，说到底，我对外交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倒是对历史学家书写的样式比较有兴趣。

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犀利的天才，博古晓今，无所不能，比如E.H.卡尔。当我六年前刚刚开始学习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时候，就被告知这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是国际关系某派理论的鼻祖。当然，后来我觉得他跟那一派鲜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作为鼻祖的那本书很薄，叫做”二十年危机”，写战间的一些事情，怎么从一次大战走向了另一次大战，薄薄的小册子。他写了很多小册子，每一个都成为所在领域内绕不开的、不得不引用的经典。比如”After nationalism”, 似乎没有中文译本，出版以后就成了讲民族主义不得不提的文本。比如”历史是什么”，出版于1961年的小书，不同意的人很多，但就是不能不提它。卡尔教授留给我们的不是什么煌煌巨作，只是些演讲集、讲座集而已，但足以以洞若观火的犀利之风横扫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分开的吗？他可不这么认为。

近日身体诸多毛病，就是一大病灶。欲安心修养，书摘之：

4. 这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普遍常识的看法。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搬上餐桌。阿克顿（Lord Acton）的口味比较纯朴，便把它们做得清淡一些。……就拿乔治·克拉克爵士来说，尽管他批评了阿克顿的态度，他自己也是把历史中”事实的硬核”跟”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待争论的解释”相对比的–这里他也许竟忘记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给人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凭借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

11. 在阿克顿逝世不久后发表的剑桥近代史第一卷的序言里，他哀叹着压在历史学家身上的要求，”大有迫使他从一个饱学之士变成一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之势”，说这话的时候，他实际上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这里面是有毛病的。毛病就在于相信不知疲惫地、无止境地积累不可动摇的事实是历史的基础，相信事实自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绝不嫌事实之多。

16. 十九世纪关于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跟经济方面的自由竞争的学说是有血肉关系的–这也是一种沉着、自信的世界观的产物。让各人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好自为之，而那只神秘的手就会在暗中照应着整个世界的和谐。

17-18. 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在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记载下来的？1910年，美国哲学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r）故意使用挑战性的语言论证道：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

19. 奥克肖特教授在这一点上是跟克林伍德很接近的。他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

22. 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喜欢用诸如polis和plebs这类词的原文，仅仅为了说明他们没有掉进这个陷阱。其实这并不能帮他们多少忙。他们也是生活在现代的，他们不能靠采用一些冷僻的或者已废弃不用的词汇来欺骗自己，这好比他们即使穿上罗马人的短披风或者宽松的罩袍来讲学，也不能使他们变成更好的希腊或者罗马历史学家一样。

26. 阅读是由写作来引导、指导方向，并使它产生效果的：我写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也就越理解我所找到的东西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27. ……要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吉利卜迪斯大漩涡之间。这个巨岩就是那种站不住脚的理论，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认为事实应该无条件地比解释占住优先的地位。那个大漩涡同样也是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历史学家确立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解释的过程掌握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反映人的本质。人除了在他的婴儿时期和他的晚年以外，并不完全为他的环境所拖累，毫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也从来不曾独立于环境之外，成为环境的敌对的主人。人跟环境的关系就是历史学家跟他的研究主题的关系。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专制的主人。……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如果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都知道他所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

33. 如果我们用抽象的字眼来谈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局面，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紧张局面，我们便容易忘记这样一点：斗争并不是在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的。这些斗争并不是在个人作为个人与社会作为社会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之中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许多集团之间进行的。

34. 有时候我们把历史的进程叫做”在行进中的队伍”。这样的比喻，如果不会引起一位历史学家把自己想成一只老鹰，独立巉崖，眺望景色，或者想成一位显要，高踞检阅台上，那么它就是相当确切的。历史学家岂能是老鹰或显要！历史学家只是在队伍的另一部分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行进的另一种朦胧不清的人物而已。……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

39. 第二，那个立场本身是扎根在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的。正如马克思指出来的那样，别忘记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用现代的俗话来说就是：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是被洗过了的。

44. 不过，我敢大胆相信，一个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历史学家，跟那种大声抗议说自己只是单独的个人，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学家比起来，更能超越自己的处境，更能理解他自己的社会和观点跟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社会和观点之间的区别的主要性质。一个人超越他的社会处境和历史处境的能力，似乎是由他认识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程度的敏感性而决定的。

……

困困了，今天先到这里。

除去各种形式不谈，我坚信阿凡达的本质主题和Pocahontas是一致的。后者虽然是动画片，还更加现实一点，尤其是考虑到历史上的Pocahontas后来真的去了伦敦，以西化（东化？）贵妇的打扮出现在画像里。最终，她以23岁左右的年纪客死他乡，或者对她来说，在John Smith的船只登陆弗吉尼亚的小镇之后，就再也没有故乡他乡可言了。

卡梅隆失意之际，重温迪斯尼经典金曲。

开头对白：（What do you mean by savage?）..What you mean is not like you.

You think I’m an ignorant savage And you’ve been so many places I guess it must be so But still I cannot see If the savage one is me How can there be so much that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

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 除去各种形式不谈，我坚信阿凡达的本质主题和Pocahontas是一致的。后者虽然是动画片，还更加现实一点，尤其是考虑到历史上的Pocahontas后来真的去了伦敦，以西化（东化？）贵妇的打扮出现在画像里。最终，她以23岁左右的年纪客死他乡，或者对她来说，在John Smith的船只登陆弗吉尼亚的小镇之后，就再也没有故乡他乡可言了。

卡梅隆失意之际，重温迪斯尼经典金曲。

开头对白：（What do you mean by savage?）..What you mean is not like you.

You think I’m an ignorant savage
And you’ve been so many places
I guess it must be so
But still I cannot see
If the savage one is me
How can there be so much that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

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But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ll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asked the grinning bobcat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s?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ome run the hidden pine trails of the forest
Come taste the sun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
Come roll in a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And for once, never wonder what they’re worth

The rainstorm and the river are my brothers
The heron and the otte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that never ends

How high will the sycamore grow?
If you cut it down, then you’ll never know
And you’ll never hear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For whether we are white or copper skinned
We need to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s
We need to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You can own the Earth and still
All you’ll own is Earth until
You can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我尤其爱这句”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多么后工业社会啊，多么批判理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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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论阿凡达当然有点过时，不过我看了之后很想写的两个小问题，拖到了现在一直没时间。其实都是小事，与电影本身关系不大。一个是关于语言和心灵沟通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支配性和伙伴性性关系的。今天先来写一点第一个，这个主要基于和 @flyingad 老师的讨论。

最开始的分歧是，我觉得心灵沟通是比语言更高层次的表达，而F认为它是比语言更基础层次的表达。比如两个不懂对方语言的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如果可以心灵沟通，那么是可以明白对方的意思的。然而我觉得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中国人和西班牙人都发展出了复杂的语言系统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要交流关于”正义”的看法，势必双方的知识中都有”正义”的概念才行。F表示，由于心灵交流是更低级的表达（当然，他也说需要界定什么是高级，什么是低级），所以适用范围更广，就好像计算机语言，越是低级的效率越高（如果假定复杂而低效为高级、简单而高效为低级的话），适用性也越强。即便是没有语言背景的生物之间，用心灵交流”下雨了，地就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样，我觉得在比语言更基础的层次上，只能交流事实，而不能交流逻辑。我们可以表达”下雨了，地湿了”，但不能表达事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是逻辑的基础（显然，古希腊的logos有词语的意思，中国的”道”也有说话的意思）。在逻辑之前（同样的，也在心灵沟通之前）的那种东西，可以认为是metalanguage — 但是又与语言学中的元语言不一样。F不同意，我们觉得首先需要先分别定义一个最广义、最狭义和居中的语言的概念。如果最广义的语言是一切形式的表达，那么动物也是使用语言的，植物呢？F说：你又不是植物，是不能理解植物的思维世界的，除非你们可以心灵沟通。在他看来，细菌的趋利避害、植物的向水而居，都是一种表达，同样也涉及了语言和思维，更不用说动物了。

在”阿凡达”中，人（或智能生物，再一次，需要界定何为intelligent, advanced, evolved）和植物是可以实现心灵沟通的，奥古斯丁博士甚至提到了一些科学依据。这似乎令我的立场站不住脚，但那是虚构的，而我们在现实中则很少有机会去验证。也许将来我们能够进化出心灵交流的功能，通过电啊磁啊之类的，但在我还未能理解植物的思维世界之前，我依然认为该功能依赖于我们业已存在的语言系统。

与主题无关可爱小图一张。

1. 那天在机场的厕所听到几个保洁员大妈聊天，抱怨12号火车票之难买，我心想：看，为了服务你们的飞行，她们不得不去挤腊月29号最难挤的一趟火车，而我也将走这条路。结果我没有在29号回去，我还留在学校，幻想着会不会有领导来慰问，虽然只有楼长来慰问。

我喜欢听保洁员阿姨聊天，虽然现在宿舍楼这个脾气不好，经常跟人闹别扭；读大学时候教学楼的一个，我知道她是蚌埠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总觉得她们中的某一个是我的亲戚。每次听到爸妈说起，某个亲戚（即使我一点也记不起ta的样子，或者不能把称呼和脸对应起来）去某个城市打工了，我就觉得我可能在某个地方遇到ta，经过的每个建筑工地，每个餐馆，每个打印店，都可能藏着一个我的舅妈或堂兄。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种感情，尤其是在一些研究者面前，我相信他们的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很高，可是被我们称为”弱势群体”的这些人，他们依然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你不能强迫他发声，你只会代替他发声。

我上一个学期去的唯一一个讲座就是代替他们发声的一个很有正义感的社会学系老师的，叫”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说中国的农民工没有被夺去土地，虽然是工人却无法成为无产阶级，讽刺的现实等等。我后来觉得这个讲座情感力度有余而理性不足–原因之一可能是针对本科生的，然而我们需要怎样的理性？据福柯说，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但是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的一部分，于是他们需要同”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做斗争。这位老师，我相信他在和这种权力形式做斗争，但是仅此而已，他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向尚未看到真理的人道出真理，向正在实践命运的人揭示命运。

同样是社会学系的另外一个女生，某日来我们寝室玩，讲到她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北京的拾荒者的–据说是个利润很高的行业。她抱怨做田野调查时最初几个月很难和被调查者搞好关系–”简直像谈恋爱一样”，她说，成天盘算着如何能增进感情和信任度，千方百计地送小礼物，结果还是有个院子不领情，小孩收了礼物，大人还会送回来。”他们不相信你，总觉得你会利用他们”。我觉得很难说我们（泛指，我不是社会学……）在利用他们，但我们确实在对象化他们。就像19世纪的欧洲学者研究中东，20世纪的美国学者研究东亚，22世纪的地球科学家研究纳威人文化。不过当然，等级性没有那么明显，但即使回到前一个角度，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仍然是左派批评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这是可耻的，我从真实的、情感的生活出发，又回到了虚伪的、理性的结论。

2. 我最爱东京的地方之一（among many others）在于人们永远维持表面上的客气，这对于体力不够强壮的人是有利的。在以前的时代不是这样，身体强壮的人才可以统治，谁捡到的东西就是谁的，而非谁占有它才是谁的（这是与狼共舞让我意识到的）。现在，如果是我花了钱买的东西，遗失在某个地方两天之后它还是我的，我都怀疑它到底为什么是我的。

我很乐于这样的生活，并不等于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人人都笑脸相迎，热情谦恭，弱者反而获得更多的照顾，这是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很多城市通行。但我像特蕾莎一样地矛盾，对于一个妄图拥有强大灵魂的人，身体不够强大是可耻的。

3. 昨天从地铁站回学校，车到海淀桥，等红灯，我看到黑乎乎的宿舍楼，倒是有那么两三盏灯是亮着的，就明白了此刻这座城有多孤独。

讽刺的是，虽然我那么那么讨厌它，我也不想离开它，我多想留在这里，如果大街上还有一家饭馆营业可以给我让我饱腹的话。因为它的底色和我一样灰暗，我呆在这里就毫不突兀，心安理得。淹没在面目模糊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叫得出我的名字。回家让我恐惧，因为家应该是温暖的，应该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应该是色彩鲜艳的。想起我喜欢引用的那句话：家园是你不需要配得上就能拥有的东西（Robert Frost），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放弃了这样的地方。

大家应该互相微笑，城市里应该有鲜花，即使被人摘掉鲜花也应该长出来。

还是先来贴一段对话：

GXY：如果A体谅B，而B不体谅A 则说明A的体谅方式有误 me: 您对B真宽容。。 GXY: 唔，因为体谅对方的重要目的，并不是在每件事上纵容对方，以培养对方对自己的依赖 00:40 而是恰恰相反，要教给对方如何体谅他人。。 这个才能说是爱人如己 me: 赞，你和erich fromm老师在‘爱的艺术’中的意见很像 GXY: 否则就是错误的将对方当作自己的财产而非人类来尊重 00:41 哦，这个是因为我最近变成伪基督徒了 me: 太fromm了啊!

考虑到GXY童鞋早在很久以前就是西蒙娜薇依小姐的粉丝的话，那么他产生如上伪基督徒的倾向也是不奇怪的。不把对方当作自己的财产，甚至当作爱的“对象”来爱，才是可敬的基督徒的爱。

不过遗憾我没有如此可敬的爱，所以显然，如果我和c老师的未来是悲惨的，那将是我的悲惨和他的幸运。不过如果我是不体谅人的B，我猜疑、嫉妒、怨天尤人，那么是否该埋怨A的体谅方式有误呢？显然A是无辜的，ta会说：It’s not my fault. 是谁的责任无从判断，唯有看看接下来的故事，谁会比较悲惨、谁会比较幸运了。不管怎么说，在以上所描述的关系中，B是很可悲的，她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不宽容，更在于她还要写博客来控诉，这种试图为自己洗刷罪名的行为尤其地可悲，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先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回头来说fromm。我们曾经度过一个不错的周末午后，有透过19楼窗户的冬日阳光，有刚煮好的咖啡和一个坏掉了的打奶泡器，有舒曼老师的音乐，和Orwell老师的小说。但其实，我读的是Fromm老师为Orwell老师的1984所写的后记，后来发现朗读并不能让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变成了翻译。

翻译完毕后，我觉得弗洛姆是个奇怪的人，作为一个略有点小左略有点笃信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他对工业社会的公司制和朝九晚五者（Nine to fiver）有一种奇特的偏见。他觉得这些人就像1984所描述的那样被一种双重思维doublethink所控制，他们的生活都是routinized的，他们看剧院设定好的电影，读报纸设定好的书，买广告设定好的商品，缺乏信仰和爱。那么弗洛姆老师觉得他所任职的哥伦比亚、耶鲁和NYU的学院生活就不是routinized了？他既然从来没有成为一个ninetofiver，只能凭臆想去判断人家的生活是如何如何。作为他们的旁观者，他觉得ninetofiver是可悲的；作为他的旁观者，我觉得弗洛姆老师也差不多。

(11月就要过去了，11月对我来说就是裸考月，在各种事情迫在眉睫之际，我还有时间来谈情说爱，心理素质值得称赞。)

今天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老书，是1922年出版的，上面贴的图书馆标签显示入馆时间是‘民国14年’：

我首先被这位馆员的字体所吸引，写得既漂亮又利落，绝不矫揉造作。然后呢，我又在书里看到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工整地写了三个字：

于是我开始对这位尹朝桢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去搜索了一番。所幸关于这个名字的信息不多，可以确定都是同一个人，某郭沫若的同乡，四川乐山人。1905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在司法界任职。另外他们家好像很是书香门第：

“据史料载，尹家是当时乐山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尹海平有3个儿子，长子尹朝桢(1882—1951年)，在1903年的省城会试中癸卯科举人，1905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同是帝国法政大学的同学，曾多年在我国司法界任高级职务。次子尹世桢在乐山发展祖业。三子尹维桢毕业于北京政法学堂，曾任劝业所所长，地方法院推事。三兄弟都有诗文留存《乐山历代诗选》。尹朝桢长子尹文敬1929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著有《草氓饾饤吟》。次子尹文宽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法系。”

虽然次子勉强和北大算有点关系，不过当时也无甚关系，这本书也不是燕京馆藏的。再看下去，发现此人还名列1925年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也就是民国14年……于是我想入非非：该不会是学校的某位教职员工拿到选议员的选票，随手夹在了书里忘了取吧>_< 更有某位同学推测有女同学或女老师暗恋他，我说25年他都43了，谁暗恋他去。。说来他和我认识的46岁的小兰姐还是校友（法政大学），于是陈同学认为定然是小兰姐穿越了——因为小兰姐的身世和气质是那么地适合穿越。。囧。

另外此尹朝桢君既然是在司法界任职，卡片还可以被崇拜者们用来搞模拟法庭角色扮演之类……

我室友的推测最囧：某个韩国留学生的名片吧。。他们韩国人不是喜欢做各种标签卡片和文具吗……

  普遍反映自从我开始在推特上面变得十分话痨以后，blog也不怎么更新了。殊不知二者都是无聊而焦虑的生活的反映，并无因果联系。

  但也并不是完全一无可写之处，比如上周六参加的一网络小团体的志愿者活动，还可以记一下。活动的内容是去北京朝阳某村某民工子弟小学做志愿者，有经验丰富者做老师，我是第一次去，心想大概可以打杂。七点钟起来，预想中可以在九点钟到那里，不过出门前找不到钥匙了——这是我生活的常态！然后找啊找，赶到地铁站时已经八点多，心想肯定要迟到，打算下了地铁搭出租车。没想到小破地方怎么也找不到出租车，就搭了小黑车——为何我在帝都总是搭小黑车呢，上次在火车站也搭过一回。开小黑车的大妈把我送到村口，说：你进去找找吧。但村口已经被建筑工地所覆盖，似乎不能进，如下图所示：

  沿着大路往前走，路见一包子铺，向包子MM问路。沿着她所指示的一条小路进了该村，房屋道路看起来很熟悉，仿佛是小时候生活过的某个镇子，偶尔经过的行人也没有讲普通话的，好像河南话居多。百度百科上提供的该村资料：常住人口1712人，外来人口近四万人。正在踌躇要不要继续问路，突然惊现左手边小胡同一所砖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了一行斜字：xxx试验学校，就拐进去，顺利找到该校。然后惊现我是第一个到的——其他人乘公交车，路上堵车，而小黑车载我抢先到达了>_<。等待之余观摩了一下校门口的教师介绍，发现不少同年岁的人，还有86年84年的小姑娘也不少。

  后来开始上课，我本来跟着一位叫做盖饭MM的英文课上，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唯一的要求就是嗓门大，嗓门不大的话其他什么都没用。继而感受到，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已经分化出从核心到边缘的不同群体了。坐在前面的，总是喜欢和老师讲话的孩子；坐在后面的，比如我旁边的小男孩，总是腼腆的、不肯讲话、即使知道答案也不会回答的孩子。第二堂课时被科普课叫过去做帮手，号称是带小朋友做‘实验’，其实就是折纸玩，更是显著。我带的小组的小组长，一名甘肃来的小女孩，绝对强势，自己保管‘实验用品’，不许别人碰，跟我说话一口一个老师，还不许我坐到别的地方去，一定要坐她旁边“老师你跟我坐”。——我没有批评此小朋友的意思，不过我自己十分反省：为何我读书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教我课的老师搞好关系过呢>_< 仅有的几个关系不错的老师都是没有教学关系的，在其他场合认识的…… 总之小学里面，以班长、xx委员和xx课代表们为代表的一小撮，和坐在教室各个角落里不爱吭声的一小撮，似乎已经描绘出了班级这个小集体的核心与边缘的图式啦。不过小学还好，只要分数好，总会受到老师关注的，所以回想起来，吾小学和中学期间基本都算是比较核心的那部分，不过中学以后就没用了，越来越边缘，落到了如今这孤苦伶仃、简直不能更加可有可无的地步>_<

 啊好惭愧，为何别人去做志愿者活动一般应该感想社会公正、贫富差距之类，我感想的竟然是这些……好吧再感慨一下区域格差。接触到的一部分小朋友，大多家是在北方内地，河南和山东都挺多，还有甘肃、山西。四川的也遇到一个。想想应该是从小生活优裕的孩子容易养成比较好的性格吧，即便大家都是来自外地农村，也有有限范围内的家庭生活水平差距。老师教schoolbag这个词，问他们的schoolbag里面都有什么，那些有书包、而且书包里面有很多东西的孩子总会积极回答：铅笔盒铅笔卷笔刀一大堆；可是我旁边的小孩根本没有书包，只有一只塑料袋，塑料袋里也没有文具只有一本书，就怎么也不说话。

 恋爱的犀牛一句台词说：过分地夸大一个女人和其他女人的差别是一切不如意的根源。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各种差距太多，经济政治身份地位，人和人，国家和国家。某著名的政治发展理论指出，经济落后而停滞的地区是不会因为贫穷而动荡或发生革命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因为期望提高产生的相对剥夺、和对政治参与的需求增强而发生动荡甚至革命（党国拼命地要降低你们的期望，你们还要死要活地翻墙自己寻找相对剥夺感，哼。）。亨廷顿大叔的著名论断，现代性趋于稳定，但现代化会导致不稳定。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啦，我想说的是，爱情和革命，都是一个道理！

最左边的一个门是厕所，仍为北京大概已不多见的地上挖坑式……

折纸的’实验‘……

注意以上照片是我的相机拍过的最后的清晰的照片了……之后就杯具了，一杯豆浆洒在包里，相机MP3和电子词典之类全部名副其实地泡汤了，虽然还可使用，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比如相机从此只能拍豆浆片了……

今天放假不熄灯，于是再加点废话。

片子结束时让我认识到说我校学生右倾自由化是很不正确的。将近结尾处，电影变成资料片，毛周等人真人现身，那句话喊出来，掌声雷动啊。前后鼓掌有三次，虽然说我推测这讲堂里的学生们一半以上从进校开始就在奋力地准备寄托，随时打算奋力地飞跃重洋，但是人有移动的自由。我国虽然各种自由都不景气，最缺的还是移动的自由，想想真是荒唐，你是人唉，不是树唉，竟然被要求呆在一个地方不能动？所以我觉得那些关于演员国籍的讨论实在是无用得很。

出来剧场又平白无故蹭了老乡的朋友——也就是一起看电影的另一个老乡——的一顿饭。席间这小朋友突然问：怎么今晚一点过节的气氛都没有呢？我们走在路上努力寻找了一下，毫无踪迹，他们只好和另一个小朋友打电话，因为该小朋友要参加明天的表演，今晚已经出去集合，电话为之壮行，好让我们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可是今晚不是60年前，即使是在帝都，最红最专最先进性的帝都。我们都学会了、也有了机会平平静静过日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舆论变得很极端。你要么是五毛是喉舌，要么就得赞美自由民主和歌颂推广自由民主的国家；要么’爱国’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要么就是骂名是虚伪。如果你非得有什么可以爱可以寄托思乡情，那也得是两千年前或者一千年前的中国。虽然那时候中国不叫中国。中国从20世纪起开始叫做中国，而20世纪恐怕是你们最不想爱的那段历史、与现实。

一个人没有义务爱他出生和生长的地方，就像一个移民没有义务被同化。世界主义是个美好的幻想，就像自由也是美好的幻想。因为后者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前者和资产阶级文化密不可分。如果这些幻想不能被实现，就只能被抛弃。

如果真的可以选择，我愿意生长在这里，我爱着我现在用来书写的语言和它的声调，爱用它来写字和交谈的人们。而且我爱这片土地——如果不是这个国家——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它曾经包含了那么多的可能性和那么的奇迹。 题外话，今天上午上了2个小时的课，脑子中想好的论文开题的题目换了两次，从1919年前后的共产主义思想、到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又跳回了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我以前其实写过这个，还是想偷懒，而且思想史写烦了，想来点实际的。

我的两篇期待中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隔了六十年。1906年梁启超与孙中山、汪兆明他们论战，一个要君主立宪一个要民主共和，都是号称为了要独立、要自由、要民主。（任公并不真的那么坚持君主立宪制，他不真的坚持任何政体，所以他后来也很开心给袁政府做司法部长，然后再为了维护共和而讨袁，然后去清华研究他的先秦思想史。）1966年印发十六条，贴出大字报，号称为了更民主、更自由、砸碎官僚机器。还有什么更迷惑人的故事呢？只是这不是故事，而是往事。

所以说建国大业是个好片子，它激发料我的求学热情……

今天下午从一个老乡那里得到一免费观看《建国大业》的机会（代价是她又把我的衣服穿走了……），于是去讲堂与众位同学在欢声笑语中看完了此片，结论是我很喜欢。你可以不把它当作歌功颂德的东西来看，也不当作没有情节、没有高潮、情节跳跃而罗嗦的纪录片来看，那它就是个颇为养眼，并充满笑点也不乏感人点的回首往事之作。而且毕竟——虽然通过其他途径也能认识到，但是电影可以以最直观的形式让你认识到——天朝命运在40年代曾经充满的无限可能性。

不过也许可能性在1936年就终结了。就像那个美国人柯博文在’走向最后关头’里描述的那样。

1935年的时候经过近十年努力，国军基本搞定了派系斗争，经济搞得有声有色，据称年增长11%。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拿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北大做校长；他的前任蔡元培目前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我党被逼到陕北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偏远之地，最困难的时候据称只有靠贩卖特殊物资（毒品）撑下去，眼看着国军就要统一全国。

不好意思，这样简直有点许知远体，赶紧打住，回归正题。我要说’建国大业’中令人喜爱和令人讨厌的地方，有很多剧透，但鉴于其实此片没有什么情节，我觉得阅览也无妨。

先说好的：1. 国军人马帅得令人发指，除了常委员长之外。不过委员长除了肥一点也没有太大的缺陷，越到后来越耐看。就不用说李宗仁白崇禧姜文陈坤那些人了。尤其是，刘德华大叔最后绝对压场，那一眼对委员长的深情凝望，真是教人心碎、黯然又神伤啊。

委员长那句：反腐，亡党；不反，亡国 也是颇有振聋发聩之势呢。用普遍流行的说法来说：蒋确实是‘民主无量，专制无胆’。我一老师总说：他就是不敢啊。他不敢向学生开枪；北洋政府和我党都开过 都敢，但国民党不敢。他们就只能搞秘密警察那一套，和世界上所有的威权政府一样，搞搞秘密警察，搞搞军政府。结尾的情节不知是否属实，他们本想在庆典那几 天闹一闹，准备了飞机轰炸北平，刘德华叔叔告诉他美国人不开釜山的机场给他们加油，蒋问啥意思？刘说就是飞机过去炸完了就回不来了，那蒋肯定不敢啊，伊无胆只好认命。

2. 节约成本。演员大多数都不要钱不说，战争场面都是用以前的老电影，既省钱又勾起大家的怀旧情绪。

3.陈道明。我不是已经赞过演员帅了吗？为何还要拿他出来。第一此人是无间，不能完全归于国军人马；第二他确实太抢风头了，太赤果果了。豆瓣上有精辟评论曰：

廊里一掌把警卫员按到墙上的戏一定是明叔自己加！ 　　========================================== 我怀疑那服装也是他自己操办的！里面GMD多了没一个那么华丽的！

再有那姜文大叔与明叔的深情凝望，谁能告诉我姜最后那一句’多保重’是何意？莫非也是他自己加？

4. 南京的戏场景都挺漂亮。梧桐道啊总统府啊，容易勾起我对南京的美好回忆。

5. 几个笑点。印象最深的是葛优与王宝强的突击队打到北京城的那段，又好笑又傻又感人那。多不容易啊同学们。还有就是冯巩举手那段，虽然情节很刻意笑话很冷，但是没办法，看到冯巩我就想起我爸，实在太像了！

6. 英雄纳雄耐尔那段，其实还挺感人的。但是，孔雀王子那满脸横肉的陶醉神情实在是破坏画面啊！我的意思是，周刘朱三个都还是不错的，虽然不甚出彩，但是很有感情啊。（我党不够印象深刻的原因确实是特型演员压不过偶像演员，再次引用 豆瓣：基本上片中所有特型演员都没能拼过偶像派演员，这深刻的证明了人民需要的不是形似是神似，不是原版矬子而是艺术加工。 ）

这就过渡到令人讨厌的部分了，第一就是孔雀王子。委员长的肥是无伤大雅的，他怎么可以到那个地步呢？片尾放的资料片也可以看出，49年的毛还属于清瘦型，不过该演员穿多了羊绒内衣，恐怕是再也不能回到孔雀王子的时代了。

第二是国母。三姐妹里头，霭龄戏份不多，不予评论，只记得身上各种耀眼的首饰。剩下两个，明显是故意要庆龄显得高贵又高尚，美龄显得世俗又势利。不过效果不佳。至少我觉得许晴的宋阿姨真是太装了，开始就一直装啊装不知装个什么劲，直到邓妈妈亲赴上海，说陈毅市长要把这房子给你，那才是宋阿姨在该片中第一次大声说话，笑逐颜开。所以韩寒同学那篇流传的评论我很赞同，虽然不赞同另外一篇，曰：

但是无论如何，建国大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年我党攻克上海，宋庆龄有点犹豫，我党问道，这套房子怎么样？黄金地段，超大户型，军队物业，独栋带花园，开发商精装修，特批永久产权，送给你了。宋庆龄就被搞定了。

影片告诉我们，想要搞定女人，还得靠房子。尤其在上海。

所以片中最矫情的几个场景莫过于：孔雀王子爷爷在一片百花烂漫的田野中与小女孩嬉戏；宋阿姨在上海之战打了一晚上枪声刚停之时，早上号称要’出去走走’，然后高贵而端详地走在完全没有行人、全是睡在地上的军人的上海街头，眼角含泪，感动不已。更可怕的是，唐国强在火车上紧紧握着许晴的手，不顾邓妈妈的侧目，紧握着不肯放手。

最后，有些龙套比如梁家辉和章子怡确实影响观感。刘烨那场，有很多人觉得很赞，我是不大欣赏来，发现我实在不怎么中意过于夸张的表演。（于是吾就在一次戏剧的audition中由于完全不够夸张的表演而惨败了，人生中唯一一次涉足文艺界的机会落空鸟>_<）

（我强烈怀疑此帖的沙发又将是梁重九君）

我用的电子词典里收录了学研出版社的“汉字源”字典，是对所有的汉字使用者来说都非常有用的工具。比如查“蝉”这个字，可以用部首输入法、日文训读、或者手写（可惜没有拼音输入……）输入，在这个字的条目中，会有汉音、吴音和现代普通话中的读法，日文意读的读法，意思，解字（会意兼形声）和单语家族等内容。条目下面的“熟语”一栏最有趣，收录了许多——我认为在日常日语中根本不会使用，在汉语中也很少使用的词汇和解释，比如：空蝉、蜿蝉、寒蝉、残蝉、蝉嫣、乱蝉（解释：语出：愁里残烟更乱蝉——元好问）、蝉鬓等等。

我要说的是，通过这个词典可以学到很多成语——尤其是对我这个成语颇差的人来说，其中之一便是“墓木已拱”，语出左传，真是让人一见难忘啊。虽然是不同的mu，不过我一下就想到了很多年前就一见难忘的一个网名：暮已成昼。似乎mu和yi两个音组合在一起总有特别的意味。加上，我对任何有树的意象的词语都难以忘怀。且不要说著名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单是念一句平白的“园中莫种树，种树四时愁”就能听到庭园里一棵孤树的掷地有声。想想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真是不发愁都难。

写坟墓的树，也不新鲜。最有名的恐怕是“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但是这个对比过于巨大，感触反而模糊。一个人15岁离家，80岁才回来，看到松柏冢累累的状况，大概是一种超时间感的悲伤吧。但是墓木已拱不一样，它仿佛是你经常去拜访这个地方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生者平淡的重复的生活中，死亡这件事情就这样丧失了任何戏剧性，被坟墓前郁郁葱葱、也许亭亭如盖（我想的是归有光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语文课上学这篇文据说很多人掉泪的，我也是）的树木所遮蔽了。

小时候看呼啸山庄——确实是很小的时候了，实在不敢说当时有看懂，但是怎么也忘不了的情景是凯瑟琳死前和男主角的对话，以及结尾，叙述者在三所邻接的坟墓前徘徊：

I sought, and soon discovered, the three headstones on the slope next the moor: on middle one grey, and half buried in the heath; Edgar Linton’s only harmonized by the turf and moss creeping up its foot; Heathcliff’s still bare.

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

坟墓上的植物生长状况暗示了死亡的时间，Heathcliff在他后半生漫长的时间里，是如何承受他曾经用生命爱和恨的女人的坟墓逐渐被树丛所掩盖这个事实的呢？

墓木已拱，这个词透露出的信息是谁也挡不住的时间的消磨，甚至不是洪流，只是消磨。曾经惊天动地的事和人就这样平静地成为了太阳下的一片树阴，风吹过树叶留下斑驳的影子。此时的悲伤比起当年，只是一个“不能言”。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心思不能言。

有一次在原宿车站附近散步，被一家据称是”原宿名物”的蛋包饭店所吸引，就进去吃。店非常非常小，木桌大概只有四张木椅若干，装潢简单，但让我觉得很怀旧。当我点的蛋包饭做好，我开始吃的时候，突然开始播放”American Pie”，那么那么长，我吃得又太快了，于是它正好贯穿了我吃的这顿饭，更觉怀旧。

认识一位叫做慕唯仁（这是个很帅的中文名字，为Viren Murthy的音译）的年轻老师，十分激进（有兴趣者可百度他的中文文章），凡事都能扯到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上面去，另外一特征是凡事他都能上升到理论高度。于是有一次我们吃饭时提到他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大家都听崔健（他还知道王菲曾是窦唯的妻子，了不起=。=），以及80年代大陆和台湾之流行音乐之比较等等。我说好怀念啊（我说的仅仅是一个词”懐かしい”）…… 他说你怀念什么？都跟你没关系的事情。我说是啊，但是每提到80年代的中国和60年代的西方，我总觉得懐かしい。

于是这位很批判的朋友说：看，你这就是典型的后殖民主义的叙事…… 怀念某种对你来说并非真实存在、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其他学派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

要这么说， 后殖民主义还真是很合我的口味。

（理论化的另一个例子：某次讨论鸳鸯。一位同学说：人们对于鸳鸯的最大误解是，总认为它是成对的，而其实鸳鸯是独居的。慕老师没听懂，我就解释给他，他说：这位说话的同学大概是在表达某种哲学隐喻吧……然后讲了一堆我也没怎么听明白的理论，涉及到个人、人单独不能获得整全性之类的古老问题，让我想起Fromm的爱的艺术=。=）

末了，附赠一段绝非是我”臆想出来的怀念”的视频：美少女战士。最近在youtube查看了以后不得不感慨，该片真是全世界小姑娘的童年回忆啊。为了增加陌生感，请观赏英文版。请务必注意1：02的时候那只小白猫的眼神，真是叫一个萌啊！

另外我很喜欢这个德国版的片头……

代表月亮，惩罚你们！

《南国的孩子》最后那句话，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是”欲谓之相思”。直到前日才发现不是，很惊讶地发到饭否，结果桃夭夭师妹说，她一直以为是”余味只相似”。我说我们都是古典派，怎么也想不到”未知”那么现代的词上去。

阿多尼斯说：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这是真的，当近代史被拆解，当民族国家的叙述越来越牵强和苍白，当很难对某个族群、某个民族、某个政治共同体产生归属感的时候，只有语言还有此功能。这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鲜有之一，是我的祖国。

无聊的时候就在youtube上看王菲的视频，总能找到感动处。”但愿人长久”的下面，一个大叔说，好不容易在网上搜到了歌词的英文翻译，真美啊，我一听到这首歌就不能停止想念我的前女友–虽然他的理解有点奇怪，但是很可爱啊。”我愿意”的下面，一个大叔说，要在娶他的妻子的时候唱这首歌。”偿还”的下面，一个小哥说：”如果有谁遇到faye，请告诉她，我想带她来美国，想和她一起吃午餐，然后求她嫁给我，好吗，谢谢。”真是笑死我了。”红豆”下面，有人问：red bean？她为什么要唱red bean呢？于是就有人过来解释，bulabula，在古代中国那是象征了love sickness的。但我不相信问的人会明白，他只能记住，哦，在中国红豆是跟爱有关的啊，可是他不能明白，因为那些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才是诗。

相思怎么会是love sickness呢？相思不是思念，不是想念，不是怀念，不是眷恋，不是闲愁，不是惦念，只是相思，从两千年前的民间歌谣里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从一千年前的文人诗句里来，”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从六十年前周璇演过唱过的老电影里来，也从十年前街头巷尾传唱的香港流行歌里来。

有兴趣的可以听一下，看看你耳中的那五个字会是什么版本？

上图为女汤内景，下图为男汤外景。

说到温泉有一笑话，虽然已经在微博唠叨过了，还是忍不住再唠叨一下。话说泡完温泉穿yukata（一种完全看不出来是浴衣的浴衣），别的小姑娘心灵手巧都能系漂亮的蝴蝶结，手拙的我系不来，于是抱怨道：“为什么你们都有蝴蝶结我没有呢？”然后一位山东大姐答：“为什么我们都有胸你没有呢？” 囧。

上图不是我拍的，因为图中出现的一只胳膊一只手是我的……注意图中的玻璃瓶，那是装的自来水，还要冒充成酒的样子，太假了。

在这家号称很正宗的意大利面餐馆，我吃到了平生吃过最难吃的Carbonara。于是我再也不能说自己爱吃carbonara，只能说爱吃日本风的这种面，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真正的是何种味道。同样道理我很喜欢日本风的泰国料理，也不知道泰国料理究竟是什么味道。

我很喜欢的汉堡店……很多人定然会不解，汉堡就是汉堡，哪有什么特别好吃与特别难吃之分呢？但是这家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原因之一可能是做的太小了。

今天去的时候，这边桌上是两个法国小姑娘来旅行的，摊了一桌子的明信片，写啊写，一边讨论一边写，十分有爱。

奥威尔君的政治与英语还没看过，只借用一下标题。20世纪的中文词汇当然曾经一度十分政治化，有趣的例子很多，今天只来说一下专政这个词。由于目前可用的党史资料甚少，所以我还搞不清楚，“专政”一词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被谁首先使用的。

可以确定的是在CCP之前定然是没有这个词的.当然，我们有“独裁”，独裁大概是从日文里来的，和其他很多现代社会政治双汉字词汇一样，都是日本人从汉语典籍里造出来再传回中国。日文的独裁、英文的dictatorship，都只有一种说法；何以中文中有“独裁”和“专政”两种说法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党的前辈们，在研究、翻译马克思与列宁的无产阶级独裁/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日文以音译直接写作“proletariat独裁”）理论时，觉得“独裁”这个词很不好听，给人以负面印象，于是造出了“专政”这个词。我想也许俄语里的“Диктатура”有别的意思也未可知？不过在google翻译里试了一下，单独查这个词的意思确实是“独裁”，不过如果翻译词组的话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google翻译还是很智能的……

那么中文里的“专政”和“独裁”到底有何区别呢？开始我以为专政一词只用在所有跟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表述中。后来发现，施米特的独裁理论（Die Diktatur）——有时候被翻译成独裁，有时候被翻译成专政，呈现出混乱状态。

而且，我记得在我读本科政治课的时候，老师完全不提醒我们注意专政与独裁的区分，反而去注意专政与专制的区分——后一个词完全是不同范畴里面的啊。专制大概也是日文过来，且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Kakei教授十分推崇天皇制下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梁启超受其影响，也在中国鼓吹开明专制论。在他们看来，既然开明专制是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的有效形式（伏尔泰当时也大力推崇），对于东亚的近代早期应该也行之有效吧。

顺便说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中文的wikipedia是很误导人的。它把dictatorship对应的条目写成专政、autocracy对应的条目写成独裁，这十分之混乱。尽管autocracy和despotism有一些区别，如果非要意译，都可以译为专制比较妥当。（前者作为democracy和oligarchy的比较（人民统治、少数人统治、自己统治）；后者的典型应用是东方专制主义——埃及、中国，之类的）

据称，所有有跨越边界的行为的人，都可以叫做移民。

但是边界有很多种定义方法，其中最广为接受的－－也是为官方（官方当然是个很松散的所指）接受的定义是，国境。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和别人讨论nation，对于理所当然地应该熟悉政治史的我来说，nation和state的区别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和一个只从常识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人讨论时，才意识到，对一般人来说，nation和state并没有区别。当 然，近300年来，确实无甚区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nation state的世界体系中（当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外，比如在前殖民地的非洲国家，nation和state之间有相当的裂缝）。尽管在学界有所谓现代主义 者和前现代主义者之分，后者强调pre-state的nation；但是我觉得那是无意义的。我确实同意，nation作为一个彻底的现代概念，是只有通 过国家才进入历史进程的。因为它彻底的现代性，对于前现代的行为，很难用应用这个词汇－－在中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争论。

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复杂，因为直到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还不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Chinese Nation的东西。想想看条约的内容，英文版写‘中国政府’的地方，中文版写的是‘大清大皇帝’。中 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民报时期的汪精卫是政治理论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确切点说是汉族主义者，他援引很多19世纪 德国国家学的理论，力证西欧式的一民族一国家模式是实现民主共和的唯一条件，所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反满。但是梁启超坚决反对这个观点，虽然他也同样援引西 欧学说，但结论是国民与民族是不同的，中国的国民，可以由不同的民族组成。当然，这个字面区分只能在中文语境下成立（和日文），英文中的区分是加形容词： (有争议的)cultural nation和political nation。结果后来nation一词很难被理解为‘民族’了，‘民族’在中国大陆一般更多指ethnic group。在台湾nation翻译成‘国族’，是个不错的翻译，但依然有‘族’这个字。

在 其他国家，用语也没有清晰到哪里去。相对比较清晰的是德语，以national开头的复合词和以Staats开头的复合词有严格的区分。英语中的 national debt，显然是一个具体的、国家的概念，故德语则为Staatsanleihe；那些抽象一点的、象征性一点的概念则用nation，比如 Nationalcharakter，National Ehre（国民性、国民荣誉）。功能主义构成了联合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但是仅仅从字面上而言——联合国不是国家的联合，而是nation的联合。罗尔 斯的万民法，也许为了显得更少国家中心主义，叫做“the Law of Peoples”, people是另外一个容易和nation混淆的词。不过根本上，从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到罗尔斯的万民法，虽然措辞不同，仍然都是以nation- people-state这个边界重叠又冲突的共同体为中心的。美国是个奇怪的例子，把次国家级的共同体叫state，国家级的叫作national- xxx，而到了外交关系中又成了state，比如国务卿。

现在我要从用语的混乱中回到最初的主题上：何以nation state之间的边界成为了界定移民的唯一边界呢？或者说，谁来界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很晚近才发生的事情。19世纪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能力和兴趣数乘船前来的人的数量，更别提离开的人了——据称19世纪有20%去往 北美大陆的移民又回去了，但是无可查证，因为没有足够的记录。护照据说是法国人发明的，在还没有摄影技术的时候，记载的只是持护照人的身体特征，比如眼睛 的颜色、头发的颜色——这在东亚想必行不通，不管怎样，这种文件从19世纪到一战以前都没有真的成为一种制度，不会在你跨越边界的时候被要求出示。现代技 术的发展让现代国家有了绝对的能力控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的身份、行动、生活，以及生命。

关键在于：界定什么是移民的人与移民自身的观点是冲突的。这种冲突，还是要归结于国家意识形态和生命政治上去吧。

作为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们显然也把在国境以内跨越边界的人叫做移民：比如在中国，媒体常说，每年从西部及中部向东南沿海流动的人群，堪称目前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我有时会想起14世纪还是15世纪的瑞士，从别的封邑或者庄园之类的人到苏黎世，他们被称为移民，直到他们取得市民资格。在这种情况 下，移民是一个和市民相对的概念。那么在中国这个规模浩大的人群是不折不扣的移民，甚至比其他跨越国家边境并因此被剥夺某些权利的国际移民更少权利。他们 不能奢望市民资格——现在我们改叫公民了，公民权是奢侈品，至少可以挣得生存权？也许唯一的希望是挣得子女的受教育权，这后一点虽然颇受社会和党和政府的 关心，也未见得有何实质性进展。

我想从我自身的角度看，是认同自己为移民的——不是基于跨越国境的行为，而只是基于跨越边界的行为。和这个社会三十年来无数的从边缘地区涌向中心城市的人 一样，我是他们的一分子，我和他们一样被同化、被整合——但是我并不认为移民有义务被整合，虽然相当程度上他会被，并不代表他应该被。幸运的是，我得到了 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似乎是种恩赐），而且据称是“高等教育”。然而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强化边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与之相反，这是我们的教育失败之处 ——而是应该带来质疑边界的正当性与真实性，质疑整个历史进程的机会。

（接近子夜时分的新宿车站）

现代通讯技术之快捷令人惊叹。刚刚看完开罗演说的直播和点评，回头看网上cairo已经成为上升最快的搜索关键词，而且全文也已经放出。一起看电视的邻居说：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演说让人充满了希望吗？难道不是吗？

我发现我已经很难被言辞打动了，我说萨义德——也许他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后来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不是，虽然他在开罗长大——如果活到现在，未必会喜欢这个演说，尽管它看起来如此地自由、平等、包容：

The Holy Koran tells us, “O mankind! We have created you male and a female; and we have made you into nations and tribes so that you may know one another.”

The Talmud tells us: “The whole of the Torah i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peace.”

The Holy Bible tells us,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 live together in peace. We know that is God’s vision. Now, that must [...]]]> 现代通讯技术之快捷令人惊叹。刚刚看完开罗演说的直播和点评，回头看网上cairo已经成为上升最快的搜索关键词，而且全文也已经放出。一起看电视的邻居说：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演说让人充满了希望吗？难道不是吗？

我发现我已经很难被言辞打动了，我说萨义德——也许他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后来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不是，虽然他在开罗长大——如果活到现在，未必会喜欢这个演说，尽管它看起来如此地自由、平等、包容：

The Holy Koran tells us, “O mankind! We have created you male and a female; and we have made you into nations and tribes so that you may know one another.”

The Talmud tells us: “The whole of the Torah i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peace.”

The Holy Bible tells us,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 live together in peace. We know that is God’s vision. Now, that must be our work here on Earth. Thank you. And may God’s peace be upon you.

另一个邻居说：因为他是我们的总统。他是美国人民的总统，如果基于这个理由美国人要为之激动和骄傲，我们可以说这是爱国主义，基于nation的特殊性。但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要看他如何在中东对穆斯林发言，并且为之激动和充满希望的话，则是基于nation作为普世模式的普遍性。

他说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的伪装粉饰对其他宗教的仇视。我想自由主义者未必是故意伪装，就像他的普世主义话语也不是伪装一样。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期待一个更好的世界，他的每一句话都无可反驳之处，但是在无可反驳的普世主义之下，矛盾也许无可解决，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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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只是冲着John Hurt去看了BBC的HIROSHIMA，我深深迷恋这个老头的声音，所以发现由他做narrator的纪录片自然不想错过，其性质如同于为了听Tilda Swinton的声音而去看三集冗长的galapagos一样。但是后来这个片子另我久久不能平静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喜欢谈论广岛，而且每次谈论都是那么几句话，但是对我来说，它之所以意义重大，不光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人们对它的争论。人们对它的争论触及古老的神义论问题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根本冲突。

所以我对Amazon和youtube上面人们的评论格外有兴趣。评论并不多，但是焦点十分明确：全都集中于广岛能不能被justify这一点上。认为能够正当化或已经正当化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加快了战争的结束，减少了美军以及可能远远超过广岛长崎死亡人数的日本本土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美国给了日本机会投降，后者咎由自取。而所有认为不能正当化的人只有一个理由：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

有一位说：

It scares me to think that anyone could think those horrors could be justified at any cost…

另一位回复说：

What scares me even more is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o ideologically rigid that they can’t understand how things like this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这后一位同学的发言真是深得韦伯的责任伦理之精髓。韦伯说：“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哪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去做的事。”

他举了一个出名的例子，在一战期间，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同样的逻辑，想必也可以运用于我党八十多年历史中短暂的几段中。

但是韦伯从来不曾将信念伦理放在一边，他从来不曾认为任何人或理论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

当然，我引用这些并不是说，做出投放原子弹的决策是为了道德上为善的目的，事实上，关于当时的国际情势——主要是美苏关系，以及决策过程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中是个大有挖掘之处的宝藏，只是根本上来说外交史研究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开放，这用我院院长、某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再明白不过：外交/国际形势没什么好讲的。知道的人（亦指认识很多人）心里明白，不知道的人讲了也没用。所以他的讲课一般都是在讲述社交活动经历：“上个星期开会时遇到左克利，他说最近……”

回到广岛。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听一个广岛的民间团体来做交流，无非就是原爆体验者讲述经历——我相信他们的后半生就是由不断地讲述构成的，不断地讲述，人们如何在瞬间皮肤变成焦炭般地全黑，如何在烧灼中死去，如何爬到河边，如何在手术中取出身体中的大块玻璃。讲述这些的时候，他们语调平淡，与惨烈的内容如此对比鲜明。记忆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随着人的消失，如同奥斯威辛，如同南京，如同其他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朗读者”里的米歇尔（仅指小说，电影还没看）一定要去集中营，“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像，补全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悠游其中”。他说：我要的是事实，用事实来驱逐想像的陈词滥调。但是结局当然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只找到了一种最可怕的失落感。

这部关于广岛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书籍、电影、歌曲一样，构成我们的集体想像，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真实的广岛消失了。作为历史的广岛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非历史性的政治与道德的辨难。

Hiroshima

Wishful Thinking

Theres a shadow of man at Hiroshima Where he passed the moon In a wonderland at Hiroshima Beneath the augustmoon [...]]]> 本来只是冲着John Hurt去看了BBC的HIROSHIMA，我深深迷恋这个老头的声音，所以发现由他做narrator的纪录片自然不想错过，其性质如同于为了听Tilda
Swinton的声音而去看三集冗长的galapagos一样。但是后来这个片子另我久久不能平静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喜欢谈论广岛，而且每次谈论都是那么几句话，但是对我来说，它之所以意义重大，不光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人们对它的争论。人们对它的争论触及古老的神义论问题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根本冲突。

所以我对Amazon和youtube上面人们的评论格外有兴趣。评论并不多，但是焦点十分明确：全都集中于广岛能不能被justify这一点上。认为能够正当化或已经正当化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加快了战争的结束，减少了美军以及可能远远超过广岛长崎死亡人数的日本本土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美国给了日本机会投降，后者咎由自取。而所有认为不能正当化的人只有一个理由：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

有一位说：

It scares me to think that anyone could think those horrors could be
justified at any cost…

另一位回复说：

What scares me even more is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o
ideologically rigid that they can’t understand how things like this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这后一位同学的发言真是深得韦伯的责任伦理之精髓。韦伯说：“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哪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去做的事。”

他举了一个出名的例子，在一战期间，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同样的逻辑，想必也可以运用于我党八十多年历史中短暂的几段中。

但是韦伯从来不曾将信念伦理放在一边，他从来不曾认为任何人或理论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

当然，我引用这些并不是说，做出投放原子弹的决策是为了道德上为善的目的，事实上，关于当时的国际情势——主要是美苏关系，以及决策过程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中是个大有挖掘之处的宝藏，只是根本上来说外交史研究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开放，这用我院院长、某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再明白不过：外交/国际形势没什么好讲的。知道的人（亦指认识很多人）心里明白，不知道的人讲了也没用。所以他的讲课一般都是在讲述社交活动经历：“上个星期开会时遇到左克利，他说最近……”

回到广岛。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听一个广岛的民间团体来做交流，无非就是原爆体验者讲述经历——我相信他们的后半生就是由不断地讲述构成的，不断地讲述，人们如何在瞬间皮肤变成焦炭般地全黑，如何在烧灼中死去，如何爬到河边，如何在手术中取出身体中的大块玻璃。讲述这些的时候，他们语调平淡，与惨烈的内容如此对比鲜明。记忆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随着人的消失，如同奥斯威辛，如同南京，如同其他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朗读者”里的米歇尔（仅指小说，电影还没看）一定要去集中营，“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像，补全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悠游其中”。他说：我要的是事实，用事实来驱逐想像的陈词滥调。但是结局当然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只找到了一种最可怕的失落感。

这部关于广岛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书籍、电影、歌曲一样，构成我们的集体想像，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真实的广岛消失了。作为历史的广岛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非历史性的政治与道德的辨难。

Hiroshima

Wishful Thinking

Theres a shadow of man at Hiroshima

Where he passed the moon

In a wonderland at Hiroshima

Beneath the augustmoon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face

Remembers the place was here

Fly the metal bird to Hiroshima

And the way a load

Speak a magic word to Hiroshima

Let the sky explode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name

Remembers the flame was Hiroshima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name

Remembers the flame was Hiroshima

Hiro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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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有推友推荐这篇关于欧元的文章，我...

在facebook上五花八门的小测试里面，有一个是测”你是哪个年代的音乐”。在做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倒不是因为我真的像60年代的音乐，而是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像60年代音乐——用2姐的话说，尽量向xx的方向想我，你能想多远，我就有多xx。结果当然不出所料。

我总是号称喜欢60年代，但是如果真的置身于青年闹事的时代，我看自己也未必会积极，这就是传说中的叶公好龙吧。听一期city guide的podcast节目，是做1968年的巴黎，长达1个小时，沿途走过每一个1968年5月的场景，配以演讲声、辩论声、冲突声、激动人心的音乐和当事人采访。问一个当年占领索邦的学生——现在大概是某某教授吧，你们把学校占领了做什么呢？他说：”不做什么啊，我们讨论，我们还有一台巨大的钢琴，我们弹钢琴。”他们没有组织——他们不应该有组织，而1968年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太有组织了。虽然”造反有理”是个传播力巨大的口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记得有个被采访者说：我们（当时）想要摧毁intellectual privilege. 这个初衷和68年的中国倒是看起来如出一辙，只是知识的、知识分子的特权在法国确实需要打击一下，而在中国，一百年来还没存在过。

在中国如果号称左派青年是多么的不受待见啊，大家说自由主义才是有良心，但是想想看，如果真的有什么左右之分的话：左派是有了自由要平等，右派是有了平等要自由，在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的贵国，有什么好争的呢？所以还是换种说法——靠近马克思的那一边，靠近生存、自我实现、理想的那一边，而不是占有、伪善的自由的那一边。

那已经是68年的认识了：”被锁在一个只能死守教条否定学习的现在，还被要求和以欺瞒为务的大企业好好合作，配合永续生产但不要提问题，配合永续消费但不要找答案。”三年前的一篇关于5月风暴的日志里，我在结尾感慨：”68年的世界是多么奇特的错位。可是，偶尔也回想激情燃烧的时代，那时的青年如今也鬓染霜雪，无谓地看着无懈可击的世界。”谁都知道世界并不是无懈可击，但是你依然可以选择无谓。

从根本上，那些在革命后计算革命之代价的人是在求无解的答案。Tilly不是我热衷的那一类，他的社会学的东西我也很难看懂，但是《从动员到革命》里面有一段十分地有自知之明。判断与革命伴随的牺牲是否值得，以及评价它带来的结构性的后果，这不是我们掌握的知识可以回答的问题——不论历史长短，不管是四百年前的英国革命，还是仅仅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它发生了，不管有多少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直接的动力是，人们无法再忍受，人们无法无休止地忍受不公正和虚假。自由主义的自由很好，只是这个世界不可能对之满足的，终究，人不光有脑子，还有心。

所以如果说起今天的纪念日，我不觉得它只是青年的激情和破坏力，如果你非要把它看成这样，那么青年的激情和破坏自有其历史性的非凡意义，正如1968年展现的那样。破坏，难道不正是超越神话暴力、走向神的暴力的关键吗？很奇怪，写到这一步，很容易被误解为宣扬暴力和无秩序，可实际上，正如我开头就提到的，对于行动我是极度的怀疑，需要足够的经历、了解，才能够真正的投入行动，才能投入到真正叫做”行动”的过程中去。 每次一发感慨就离题万里，本来是要赞美60年代的流行音乐来着。最近很迷恋这个：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1969年的#1 hit，非常的60年代。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Peter sarstedt

You talk like Marlene Dietrich And you dance like Zizi Jeanmaire Your clothes are all made by Balmain And theres diamonds and pearls in your hair, yes there are

You live in a fancy apartment Off the Boulevard St. Michel Where you keep your Rolling Stones records

And a friend of Sacha Distel, yes you do

You go to the embassy parties Where you talk in Russian and Greek And the young men who [...]]]> 在facebook上五花八门的小测试里面，有一个是测”你是哪个年代的音乐”。在做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倒不是因为我真的像60年代的音乐，而是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像60年代音乐——用2姐的话说，尽量向xx的方向想我，你能想多远，我就有多xx。结果当然不出所料。

我总是号称喜欢60年代，但是如果真的置身于青年闹事的时代，我看自己也未必会积极，这就是传说中的叶公好龙吧。听一期city guide的podcast节目，是做1968年的巴黎，长达1个小时，沿途走过每一个1968年5月的场景，配以演讲声、辩论声、冲突声、激动人心的音乐和当事人采访。问一个当年占领索邦的学生——现在大概是某某教授吧，你们把学校占领了做什么呢？他说：”不做什么啊，我们讨论，我们还有一台巨大的钢琴，我们弹钢琴。”他们没有组织——他们不应该有组织，而1968年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太有组织了。虽然”造反有理”是个传播力巨大的口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记得有个被采访者说：我们（当时）想要摧毁intellectual privilege. 这个初衷和68年的中国倒是看起来如出一辙，只是知识的、知识分子的特权在法国确实需要打击一下，而在中国，一百年来还没存在过。

在中国如果号称左派青年是多么的不受待见啊，大家说自由主义才是有良心，但是想想看，如果真的有什么左右之分的话：左派是有了自由要平等，右派是有了平等要自由，在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的贵国，有什么好争的呢？所以还是换种说法——靠近马克思的那一边，靠近生存、自我实现、理想的那一边，而不是占有、伪善的自由的那一边。

那已经是68年的认识了：”被锁在一个只能死守教条否定学习的现在，还被要求和以欺瞒为务的大企业好好合作，配合永续生产但不要提问题，配合永续消费但不要找答案。”三年前的一篇关于5月风暴的日志里，我在结尾感慨：”68年的世界是多么奇特的错位。可是，偶尔也回想激情燃烧的时代，那时的青年如今也鬓染霜雪，无谓地看着无懈可击的世界。”谁都知道世界并不是无懈可击，但是你依然可以选择无谓。

从根本上，那些在革命后计算革命之代价的人是在求无解的答案。Tilly不是我热衷的那一类，他的社会学的东西我也很难看懂，但是《从动员到革命》里面有一段十分地有自知之明。判断与革命伴随的牺牲是否值得，以及评价它带来的结构性的后果，这不是我们掌握的知识可以回答的问题——不论历史长短，不管是四百年前的英国革命，还是仅仅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它发生了，不管有多少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直接的动力是，人们无法再忍受，人们无法无休止地忍受不公正和虚假。自由主义的自由很好，只是这个世界不可能对之满足的，终究，人不光有脑子，还有心。

所以如果说起今天的纪念日，我不觉得它只是青年的激情和破坏力，如果你非要把它看成这样，那么青年的激情和破坏自有其历史性的非凡意义，正如1968年展现的那样。破坏，难道不正是超越神话暴力、走向神的暴力的关键吗？很奇怪，写到这一步，很容易被误解为宣扬暴力和无秩序，可实际上，正如我开头就提到的，对于行动我是极度的怀疑，需要足够的经历、了解，才能够真正的投入行动，才能投入到真正叫做”行动”的过程中去。
每次一发感慨就离题万里，本来是要赞美60年代的流行音乐来着。最近很迷恋这个：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1969年的#1 hit，非常的60年代。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Peter sarstedt

You talk like Marlene Dietrich
And you dance like Zizi Jeanmaire
Your clothes are all made by Balmain
And theres diamonds and pearls in your hair, yes there are

You live in a fancy apartment
Off the Boulevard St. Michel
Where you keep your Rolling Stones records

And a friend of Sacha Distel, yes you do

You go to the embassy parties
Where you talk in Russian and Greek
And the young men who move in your circles

They hang on every word you speak, yes they do

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I’ve seen all your qualifications
You got from the Sorbonne
And the painting you stole from Picasso
Your loveliness goes on and on, yes it does

When you go on your summer vacation

You go to Juan les Pines
With your carefully designed topless swimsuit

You get an even suntan, on your back and on your legs

And when the snow falls you’re found in St. Moritz
With the others of the jet-set

And you sip your Napoleon Brandy
But you never get your lips wet, no you don’t

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Won’t you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You’re in between 20 and 30
A very desirable age
Your body is firm and inviting
But you live on a glittering stage, yes you do, yes you do

Your name it is heard in high places
You know the Aga Khan
He sent you a racehorse for Christmas
And you keep it just for fun, for a laugh, a ha-ha-ha

They say that when you get married
It’ll be to a millionaire
But they don’t realize where you came from
And I wonder if they really care, or give a damn

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I remember the back streets of Naples
Two children begging in rags
Both touched with a burning ambition
To shake off their lowly born tags, they tried

So look into my face Marie-Claire
And remember just who you are
Then go on forget me forever
But I know you still bear the scar, deep inside, yes you do

I know where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I know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Cause I can look inside your head

因为实在很喜欢，画蛇添足地翻译了一下歌词 =。=

你说话就像玛莲·戴德丽
跳起舞来如Zizi Jeanmaire
你的衣服都是Balmain定制
头发上镶满珍珠与钻石

你住的那间可爱的公寓
就在圣米歇尔大道上
在那里存有你的滚石唱片
以及Sacha Distel的一个朋友

你去参加大使馆的派对
在那里和人们讲俄语希腊语
那些过来你圈子的年轻男子
他们纠结于你说的每一个词，是的。

但是亲爱的你会去哪里？
当你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
告诉我萦绕你脑中的想法吧
我想看到你的内心，是的

我看过你所有的证书
你从索邦拿到的
还有你从毕加索那里偷来的画
你的魅力无处不在，是的。

当你度夏日假期时
你去的是Juan Les Pines
带着你那精心设计的比基尼泳衣
你还晒出了漂亮的日光浴肤色，在你的后背和腿上

当冬雪降临你就出现在St.Moritz
和其他的名流们一起
你抿着你的Napoleon白兰地
但你从来不会让你的嘴唇沾湿，不会。

可是你会去哪里呢亲爱的？
当你孤独地躺在床上时。
何不告诉我你那些萦绕心头的想法？
我想看清你的内心，是的。

你在20岁到30岁之间

最令人心醉的年纪
你的身体坚实而诱人
但你生活在一个光华闪耀的舞台上，是的，是的。

你的名字出没于上流场所
你还认识Aga Khan
他送了你一匹赛马做圣诞礼物
而你收下只是为了有趣，为了乐子，哈哈一笑。

他们说当你结婚时
那一定是个百万富翁
但他们从未意识到你来自哪里
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意，还是毫不在乎

但是亲爱的你会去哪里呢？
当你独自一人躺在床上
告诉我萦绕你脑中的想法吧
我想看到你的内心，是的

我还记得在Naples的后街
两个衣衫褴褛的小孩乞讨
他们胸中都燃烧着理想
去改变他们出身卑微的标签，他们努力了

所以看着我的脸，Marie-Claire
只需要记得你自己是谁
然后永远忘了我
但是我知道你依然背负着那伤痕，藏得很深，是的。

我知道你会去哪里，亲爱的
当你独自一人躺在床上
我知道环绕你的所有想法
因为我能够看到你的内心

————-

我在songbird里面放歌时，会有一个插件显示与此相关的flickr图片，而这首歌的图片里，有几张如下

Back streets of Naples

最切题的一张不能外链，只能贴链接了

http://www.flickr.com/photos/ziegelofen/453787578/

下面2个，也是Boulevard St.Mi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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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P有一套可爱、简洁、无所不包的科普读物：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我经常在驹场生协书店的一角“立ち読み”，自由意志、佛教伦理、精神分裂、罗马帝国、哈贝马斯、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时间的历史——总之是无所不包，但是从来不曾想过买一本，这个页数对它的价格太不值得，在生协书店他们卖1600yen一本。但是这次既然在网上买de Botton的新书，总归要花运费，不如多买几本，看到这套每本大概在5英镑左右，就忍不住点了几下，以及一个“The Thought Box Set”，该盒子里还有一本附赠”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everything”, 属于那种让你读了觉得世界如此奇妙，又可以如此简洁——因此值得一活的介绍，我觉得科普读物做成这样，很不错。

 de Botton的“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还是硬纸版，似乎很对得起8英镑的价格，可是一如既往地掉书袋，对我来说很难看懂。

 昨日再次艳阳高照之下重访神保町，狭窄逼仄的楼梯间觅得一本“Idealism, Politics and History”——确切点说不是我觅得的，是同去的目光如炬的张旭东老师先看到，然后拿给我看，而我当时完全没有领会意思，翻了一下说有意向买，他就一滴汗——“我也想买来着”，但是人家作为资源便利的xx教授xx主任自然不屑于跟我计较这么本小书，于是我就喜滋滋地捡了便宜。更觉捡便宜的是，回来后据我的google，所有网上可用的资源，都是卖30美元到140美元不等，而那家阴暗ws的田村书店卖800yen（8美元）！实在是我心甚慰。。

标题似乎是书，结果从头到尾都是在说价钱，惭愧。附赠一个段子，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萨义德，张就说很久以前跟他侄子是Duke时候的同学，于是总是听到一些萨义德叔叔给侄子的忠告。比如：如果你想批判美国学院的中东研究，千万不要去读中东系、阿拉伯文学系之类，你要去读英语文学——还不能是当代的，最迟也要是19世纪，然后往前。如果你是一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然后就可以对中东问题指手画脚，人们就觉得你很有学问、很有教养、还很有责任。但你要一搞中东外交的，谁都觉得你没文化——就说中国吧，你对下层表达有兴趣，但你不能跟人说你是研究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啊，你要是一红学权威，然后再去关心下层语文，偶尔还要对韩寒xx评头论足，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再一个段子，说在NYU带的博士生一般以上都女的，在华师大的博士生全都男的，且项目负责人方面明确声称：不要女的。问为什么呢？答曰，女的不能吃苦，做不了研究，而且，思想和生活严重脱节。怎么个脱节法呢？他说：比如吧，白天在课上，在那儿狂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物化、批判消费主义；离开了呢，比谁都消费主义，比谁都物化……

后来，我一边开网页看乐天、雅虎和amazon上面华丽丽的餐具，想着买怎样的碟子配怎样的叉子，一边告诉自己，我要阻止这一切，要生存，不要占有！

还想起M大叔曾经对我要在无聊的学校为了无聊的学位而读书表示不解：如果你只是想读书，想明理的话，又何必呆在学校呢？我当时大概说你对学院体制太有偏见，现在觉得有偏见大概是常态。拿萨义德做例子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们大概永远不可能成为他那样的，但是总归，对于规矩我们能改变的很少，只能想办法了解更多。伽利略大概曾说：“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

话说106年前，梁启超君花了12天从横滨度过太平洋到达温哥华（航行速度还是很快的），没隔几天，也就是4月3号，乘汽车穿越大陆前往渥太华，又没隔几天，也就是4月16号，到达纽约–据他自己的游记说，十分自豪地”同人迎于车站者数百。华人市皆罢工，观者如堵。”真的有那么轰动吗？据列文森先生的大作中所列的当时报纸来看，确实是有些阵势的。而且，那”波士顿先驱导报”的写作风格真是太许知远体了！–从时间顺序来说，似乎应该说，许知远的文章太20世纪初的波士顿先驱导报了。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整个唐人街颤抖。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热情。……东方的马克·安东尼告诉中国人他们怎样处在奴隶的地位。”

“当四个帮忙的中国人在他面前展开了像救生网一样的大旗时，梁启超登上了面前的讲坛，侃侃而谈地描绘了摇摇欲坠的已经压迫帝国多少代的制度和怎样挽救中国并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旗子是白色的，镶红边，上面有三颗红星。

“他用中国话演讲说：’第一颗星是自奋的象征……’演说家呼喊着，拍着自己的胸脯，然后像艾默生一样温和地微笑着。”

“第二颗星”，他弯到张开在他面前的旗子上，用他长而瘦削的手指划着它，像是马克·安东尼指点着凯撒宽外袍上的裂缝……（囧）

“另一颗星象征平等。起来吧，去争取你们的自由和与你们的统治者平等的权力。我们已经废除了叩头；当皇后的官员过来时，人们不必吻地和使前额擦泥（这个翻译真是太囧了！）。统治者不会高于臣民，每一个人都将处在平等的行列中。”

演说终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那些平时被视为像羊群一样麻木而不动声色地走在波士顿街头的中国人，走上前去握着演说家的手。

梁公的演说原文当然不可能那么撒狗血，要知道，以上的文本是由波士顿热衷于YY的记者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被列文森引用，然后又被我国的研究者翻译成中文–于是就成了这么个状态了。后来，梁在新英格兰地区逗留甚久，然后去了南方，然后8月份到达加州，据说，在洛杉矶的市政厅，许多显要人物参加了他的欢迎会。Levensen的书里这么说：

“市长做了漂亮的然而背离了梁启超某些政治原则的演讲。市长说，两年前，洛杉矶欢迎过麦金利总统；随后又欢迎过罗斯福总统。他继续说，现在，它又以激昂的乐曲欢迎梁启超先生到来。”……

总之，那一年，梁公在新大陆做了7个月的收获颇丰的旅行和观察，令美国华人中保皇派的人气高涨，另孙中山后来感到工作很难做。今天想到贴这个，是因另外一个同学听我讲这段轶事（他的评价是：一百年前的美国人理应很没见识=。=）之后受到启发编了另一段八卦，而不了解背景者可能会觉得费解，我特地提供一下背景材料。

另，深深感到列文森的书真是常读常新啊。比如很赞的下面这一段–请忽略糟糕的翻译。

“由于他的非文化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主义，他已经烧掉了他身后的桥梁；而且当他愉快地把中国的生活方式解释为一种错误时，他不会再抛弃中国的今天。今天是中国旧的生活方式所限定的样子，他蔑视旧的生活方式。虽然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能抛弃这些事物，而梁启超不能抛弃它。他是一个中国国家主义者，如果他感觉他的国家没有可尊敬的价值，他就必须为使国家值得尊敬而贡献出他的生命。因而，这个中国国家主义者的职责除了是谴责外，还应当更多。一个人只是热爱中国方式，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一个人只是蔑视中国方式，他就不能是一个中国人。”

每个人都知道了，今天是海子45岁生日和20年忌日，听说北大还特地举办了诗歌节。查海生同学是15岁考进北大法律系的，19岁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书，这是多么典型的天才少年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经历啊。非典型的部分是20年前卧轨山海关，还记得以前老师（那位老师长得和海子还真像）说，选了山与海交会的地方。

我从箱子里翻出那册曾经因寝室着火而被烧黑了的诗集，抄了几首并读了几首，以纪念还年幼的时候，第一次知道现代汉语也可以用来写成诗章。

秋天来到，一切难忘

好像两只羊羔在途中相遇

在运送太阳的途中相遇

碰碰鼻子和嘴唇

–那友爱的地方

那秋风吹凉的地方

那片我曾经吻过的地方

1986

我感到魅惑

小人儿，既然我们相爱

我们为什么还在河畔拔柳哭泣

1986

早晨是一只花鹿

踩到我额上

世界多么好

1986

谁身体黑如夜晚 两翼雪白

在思念 在鸣叫

谁在美丽的早晨

谁在这一首诗中

1987

我将告诉这些在生活中感到无限欢乐的人们

他们早已在千年的洞中一面盾上锈迹斑斑

1987

雨水中出现了平原上的麦子

这些雨水中的景色有些陌生

天已黑了，下着雨

我坐在水上给你写信

1989

乞梅人在天上

天堂大雪纷纷 一人踏雪无痕

天堂和寂静的天山一样

大雪纷纷

站在那里折梅

亚洲，上帝的伞

上帝的斗篷，太平洋

太平洋上海水茫茫

上帝带给我一封信

是她写给我的信

我坐在茫茫太平洋上折梅，写信

1989

朗读版的篇目顺序为：

1.遥远的路程：十四行 献给八九年初的雪

2.黑夜的献诗 ——献给黑夜的女儿

3.在昌平的孤独

4.秋

5.黑翅膀

6.日记

7.西藏

8.献给太平洋

9.春天，十个海子

（另：前段时间mypodcast当掉了，现在终于恢复，不过好像以前的数据都遗失了。作为不折腾会死星人的我又试验了若干hosting，比较满意的是podbean，没有广告，但是这个网站貌似被GFW关照了，再次证明了不被关照的网站都不是好网站。总之，不喜欢翻墙的可以继续访问mypodcast，愿意翻墙或者不在中国大陆的则欢迎去podbean。）

 两个月前在六本木Tower的试映会上看上半部“29岁的革命”时，旁边的早大大叔说：什么是革命家的风度？就是明知道自己有致命的哮喘还要狂抽雪茄。

 两个月后把故事的结局看完，格瓦拉同志化身为拉蒙同志，将革命家的风度坚持到了最后——虽然他自己条件艰苦，但是在行刑前一天，看守的小哥还善良地分与他烟抽。

 如果不是对主题本身感兴趣，我很难想象谁能把这部上下两集的传记片不走神地看完。拖沓冗长、没有情节，只有潮湿的南美丛林，一批又一批前来投奔又很快离去的农民兄弟，无聊的游击战，枪声、轰炸声，足以摧毁你对革命这件事的所有幻想。在那样泥泞的丛林里，和蚊虫、哮喘、拧巴的农民兄弟们做斗争，哪有什么浪漫可言？

 有时候想想会有些心中不平。人家活着的时候，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们无不与之为敌，提供点供以为生的粮食药材都不肯，据说CIA为了在玻利维亚找出他的支持者动用一切手段，有三十万人因而收到政治迫害。人死的时候，被枪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之流泪，四十年后轮到你们在电影院里流泪。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导演们，还费神费力地拍出一部部传记片来。不过算了，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要么生前落魄，死后不朽。要么生前荣光无限，前脚刚踏进坟墓，后脚就被人掘了坟。

 同去的两个小朋友是学术男女，观影后吃饭并讨论。我很肤浅的评价道，这演员虽然得了xx奖，不过显然没有切本人帅嘛……而且太胖了……你们觉得呢。学术男说：我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很议会主义的，所以很难理解人们对于格瓦拉的热情。况且游击战这种事情……bulabulabula。

 我心下不以为然。议会主义怎么了。输出民主和输出革命本质上有何不同吗？连带来的结果都差不多。还是伟大的导师马克思目光犀利。资本主义议会民主这种事情，在一国或若干国的实现是福音，非要推广到全世界则定然是个邪恶的过程。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事情，在一国或若干国实现是没用的，甚至有害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某日在youtube上溜DamienRice的演出视频，有一个下面的评论深得我心。那位大叔说：

I can’t listen to this guy during the day, its like having turkey and wine for breakfast.I can only listen to this guy at night especially coming driving after work. Theres nothing like it, especially while the wind blowing and you’re just gazing at the street lights. It’s a true “introspective” experience.

 我想每个人都喜欢经历这样的时刻，暮色里，街灯下，无论是走在交叉口，坐在车里，还是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坐在台阶上，凝视每一个个体都方向明确但是汇集在一起便面目模糊的人群。每一个交叉点的红绿灯，灯光切换仿佛电光火石，转眼间一个方向静止了，人们站立，不知所以地看着某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匆匆移动，眼看赶不上下一次变幻的人会加速跑过，跑过去后绝不会回头再看一眼。

 无数的交叉点就是城市，再没有比混杂在人群中穿过马路更能感受它的匿名性的了。“纯真年代”里的丹尼尔·戴·刘易斯在人群中走过19世纪的纽约;“革命之路”里的迪卡普里奥在人群中走过20世纪中期的康涅狄格州小城；“Closer”的裘德洛走过21世纪刚刚开始的伦敦；“Lost in Translation”的斯嘉丽走过涩谷车站对面巨大的电子屏墙面。这些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们，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城市。

 生活其中的人，多少都因为这种匿名性而感到安全。擦肩而过，互不相识。我经常表达我对乘坐电车的热爱之情，我喜欢看这些沉默的、互不相识的人紧紧地坐在一起，听音乐的中学生，在记事本上涂涂画画的OL女，睡觉的大叔，未必真的在睡觉，他在想什么呢？车门打开，走进两位闲谈的老太，老太总是喜欢涂很红很红的口红，年轻姑娘反而喜欢淡色的。就在车门马上要关上的一瞬，一位深灰色trench大衣背着常见的巴宝莉黑标单肩包的青年男子跳进来，跳得恰到好处，我从来不敢这样，唯一的一次经历还卡住了手提袋。然后列车继续向前，站台的名称从清楚到模糊，继而遁入黑暗。

 还有每个晚上，站在涩谷车站的玻璃墙面前看对面电子屏的新闻，中间隔着那个巨大的交叉口，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叉口，奥巴马在林肯纪念堂发表演说了，中央大学的某个教授被谋杀了，所有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小故事，配上一些颜色艳丽的广告，真应了那句歌词：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 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那面玻璃墙，让我觉得更安全，不用下楼去面对突然间下一秒钟就如同洪水般的人群。而且，总是有人在拍照，后来我去flickr上搜索这个十字路口的照片，十万多个搜索结果，大多都是从车站或者车站对面的星巴克向下拍的，这也让那家店成了日本卖出咖啡最多的一家咖啡店。

 拍照这个举动本身，无非是捕捉无间断的生活之河流暂停的时刻，尽管对于城市来说，是没有暂停的时刻的。引用Rosenblum的摄影史教材来说，”Pictorialists tried to evoke the urban tempo, and still others found it a disarming device with which to conquer the anonymity of modern life.” 不过手中的摄像机真的可以当作战胜现代生活匿名性的武器吗？或者如同前日翻译的那篇黑帮电影的评论一样，那匿名性根本就是无可战胜的。

 但即便是徒劳，我仍然热爱这些时刻，这些在川流不息的洪流中、带有“岸的面目”的时刻。记忆很奇怪，那些当时觉得了不起的大事，过去之后往往想不起来龙去脉，反复被想起的只有一些无名的细节。比如我在寒冷的时候总是想起去年1月份的北京，一个清晨，早上七点多我走过西单的大小街道，刚刚开始飘雪，虽然不大，但是很紧。而且朔方的雪，干而松散，落在地上很快就被凛冽的风吹散开来，像四处飞舞的纸屑。

 之后仔细想一下，才想起我起那么早是要去协和医院看病，为了排队，之前从学校赶到那里也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对看病这件事印象模糊，首先想到的只是那个清晨，在雪花飞散的荒芜的京城，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头缩在帽子和围巾之间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耳边响起歌声：是因为我害怕再一次见到你，突然想起了我自己。想念不想念之间，一个人一个世界。

 于是我想纂改《沉重的时刻》，也许anonymity是不可承受之轻：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不为任何人而哭；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没有走向我，也没有走向哪里。

（第一张图片摄于浅草附近。最后一张图片来自Willshoot，涩谷。）

拍一部政治题材的面向公众的纪录片之难，在于它不但要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显然，在各种主题中，再没有比这个主题更难不偏不倚的了。而讲道理，本来就不是电视节目的应有功能，若要理解意识形态之战的虚妄，大可以去看书。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The Power of Nightmares 都神奇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堪称此类节目之典范–当然了，此类节目本来就不多。

1.殊途同归

故事从三十年前，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的起源讲起，这时我们就开始隐隐意识到，这两个如今在世界政治中水火不相容的势力，或者教派，是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以Al-Zawahiri在内的许多激进主义者，无疑都是受到了伊斯兰思想家Sayyid Qutb的著作的启发，这位思想家把现在的伊斯兰社会看作是Jahiliyyah（ignorance of divine guidance），因此从根本上，所有当前的伊斯兰国家都是非伊斯兰的，也是非合法（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侵蚀。这些侵蚀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滋生邪恶，摧毁正义。

同样从道德出发思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也告诉公众：正义与邪恶之争不可避免，我们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便是如此。区别在于，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来说，宗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目的；而对于新保守主义来说，宗教的力量更多是作为手段，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从而重塑社会道德与团结，改变美国。更高明的是，新保守主义通过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取向，还实质上模仿了马克思主义，也许说成列宁主义更准确一点。在片中，施特劳斯学派的若干代表人物，学者和官员（比如Paul Wolfowitz）悉数登场，无奈他们的努力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取得太大成功。转机出现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到这时，两个故事终于可以讲到一起了。

在冷战时期，苏联自然是邪恶力量的代表，恐怖主义的网络据说有一个指挥部在莫斯科，搞笑的事情层出不去。有一段时间，记不太清，好像是里根政府时，FBI新上任一个官员很相信苏联确实在搞神秘武器，另外一个知请者告诉他没这回事，他很自信地拿出一堆资料说这里有很明确的证明，知情者一看，都是FBI自己编出来搞宣传用的=。=。然后说到阿富汗，这下好了，美国出钱，伊斯兰组织出力，在阿富汗一起对付俄国人，最终苏联垮了，新保守主义很开心，以为自己胜利了–问题是，他们打败了谁呢？这个片子的观点是，他们打败了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

本拉登这个大户也在阿富汗战争中登场了，因为Zawahiri也是几番入狱穷得叮当响，听闻有有钱人自阿拉伯来，不亦乐乎。网络是没有的事儿，天知道整个阿富汗–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几个有武器有组织的人。不过，没有组织就不危险了吗？也不是，真正危险的是Qutb和Zawahira的思想，这思想可以鼓舞分散于全世界的孤立的个人。可是新保守派力气用错了地方，忽略了真正的危险，而去追逐一个影子敌人。

殊途同归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当他们分别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当他们联合（以某种形式，联盟或战争）起来的时候，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恐惧

克林顿的上台对新保守派是个打击，他们只好一心扑在总统的个人道德问题上。虽然有些证据确凿，有些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总之克林顿被搞得很郁闷。小布什的头个任期，大家都知道，被911给拯救了，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借911之际彻底翻身：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踏破铁鞋的”组织”啊。不过据一些受访者表示，因为要构成起诉，一定要有个组织，于是他们就想了个组织出来。

接下来就是制造恐惧了，又是笑话不断，部分事例我们在《华氏911》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这个电视片的目的是试图劝说公众不要恐惧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想想看，政府说：我们很有可能被袭击，所以要这样那样…… 比较理智的人说：没那回事，用不着慌，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容易遭袭击，概率并没有增加。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哪怕只有0.01%的可能性遭到袭击，那么恐惧就是有理由被制造的。更有甚，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编造了一种奇怪的袭击方式，恰好启发了某个恐怖分子，于是他便放出风声来说”我们将会如何如何”，即便两者都是无中生有，公众也只能选择相信某一边，而不敢两个都不信。

片中一位很靠谱的叫Bill Durodié的学者说：”我并不是说恐怖袭击不会在英国本土发生，我说的是，我们对于实际上能力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有着夸大的幻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回应方式改变了。”紧接着叙述者补充，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比如最近的马德里爆炸案，关键在于，政治家的回应方式改变了。当时是2004年，一年之后伦敦也发生爆炸案，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淡然观之。

政治家制造图景的方式变化，是这部片所宣称的主题。记得在各种教科书中，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规划一整套以待实现的图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方式变化了，曾经，革命者和政治家喜欢描述美好未来，后来，后工业社会之后如此不管用了，他们就开始描述恐惧了。因为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时代，敌托邦（dystopia）比乌托邦更奏效。

3. 信仰

《社会契约论》里的卢梭，在第四篇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结尾）突然讲起市民宗教，这成为让卢梭研究者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说，第一，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作为基础，国家的建设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基督教对于国家组织来说，与其说有益，毋宁说有害。 这后一个问题，放在古今之争（古典希腊对近世基督教世界）的背景下可以理解，前一个问题，则至今常被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争论过一段，不过最近的倾向，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趋同了。

关于世俗国家是否一定有先验的宗教的东西作为根基这个普遍的问题，也许两说；不过对于享有例外论的美国是否以宗教的资源为根基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肯定回答了。这一点，可以从罗伯特·贝拉的反驳哈贝马斯的文中得到证实，他从头到尾都在以一个特殊性的例子（即美国）来反驳哈试图构建的普遍性理论，同时暗示性地讽刺了一下哈贝马斯对美国历史之无知。

我记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拼接，是Zawahiri在埃及狱中的高喊和一呼百应，紧接着是美国的某个宗教集会，教坛上的演讲人高举双手的热血沸腾。最终，不免会觉得，这世界上如今最为对立的两个力量，其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太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

还是引用Bill Durodié的结尾，搜了一下他的主页，发现上面竟有他所有发表论文的电子版，此等共享精神真是很赞，推荐一下。

Whilst the 20th century was dominated between a conflict between a free-market Right and a socialist Left, even though both of those outlooks had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ir problems, at least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whereas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

拍一部政治题材的面向公众的纪录片之难，在于它不但要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显然，在各种主题中，再没有比这个主题更难不偏不倚的了。而讲道理，本来就不是电视节目的应有功能，若要理解意识形态之战的虚妄，大可以去看书。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The Power of Nightmares 都神奇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堪称此类节目之典范–当然了，此类节目本来就不多。

1.殊途同归

故事从三十年前，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的起源讲起，这时我们就开始隐隐意识到，这两个如今在世界政治中水火不相容的势力，或者教派，是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以Al-Zawahiri在内的许多激进主义者，无疑都是受到了伊斯兰思想家Sayyid Qutb的著作的启发，这位思想家把现在的伊斯兰社会看作是Jahiliyyah（ignorance of divine guidance），因此从根本上，所有当前的伊斯兰国家都是非伊斯兰的，也是非合法（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侵蚀。这些侵蚀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滋生邪恶，摧毁正义。

同样从道德出发思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也告诉公众：正义与邪恶之争不可避免，我们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便是如此。区别在于，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来说，宗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目的；而对于新保守主义来说，宗教的力量更多是作为手段，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从而重塑社会道德与团结，改变美国。更高明的是，新保守主义通过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取向，还实质上模仿了马克思主义，也许说成列宁主义更准确一点。在片中，施特劳斯学派的若干代表人物，学者和官员（比如Paul Wolfowitz）悉数登场，无奈他们的努力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取得太大成功。转机出现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到这时，两个故事终于可以讲到一起了。

在冷战时期，苏联自然是邪恶力量的代表，恐怖主义的网络据说有一个指挥部在莫斯科，搞笑的事情层出不去。有一段时间，记不太清，好像是里根政府时，FBI新上任一个官员很相信苏联确实在搞神秘武器，另外一个知请者告诉他没这回事，他很自信地拿出一堆资料说这里有很明确的证明，知情者一看，都是FBI自己编出来搞宣传用的=。=。然后说到阿富汗，这下好了，美国出钱，伊斯兰组织出力，在阿富汗一起对付俄国人，最终苏联垮了，新保守主义很开心，以为自己胜利了–问题是，他们打败了谁呢？这个片子的观点是，他们打败了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

本拉登这个大户也在阿富汗战争中登场了，因为Zawahiri也是几番入狱穷得叮当响，听闻有有钱人自阿拉伯来，不亦乐乎。网络是没有的事儿，天知道整个阿富汗–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几个有武器有组织的人。不过，没有组织就不危险了吗？也不是，真正危险的是Qutb和Zawahira的思想，这思想可以鼓舞分散于全世界的孤立的个人。可是新保守派力气用错了地方，忽略了真正的危险，而去追逐一个影子敌人。

殊途同归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当他们分别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当他们联合（以某种形式，联盟或战争）起来的时候，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恐惧

克林顿的上台对新保守派是个打击，他们只好一心扑在总统的个人道德问题上。虽然有些证据确凿，有些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总之克林顿被搞得很郁闷。小布什的头个任期，大家都知道，被911给拯救了，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借911之际彻底翻身：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踏破铁鞋的”组织”啊。不过据一些受访者表示，因为要构成起诉，一定要有个组织，于是他们就想了个组织出来。

接下来就是制造恐惧了，又是笑话不断，部分事例我们在《华氏911》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这个电视片的目的是试图劝说公众不要恐惧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想想看，政府说：我们很有可能被袭击，所以要这样那样…… 比较理智的人说：没那回事，用不着慌，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容易遭袭击，概率并没有增加。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哪怕只有0.01%的可能性遭到袭击，那么恐惧就是有理由被制造的。更有甚，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编造了一种奇怪的袭击方式，恰好启发了某个恐怖分子，于是他便放出风声来说”我们将会如何如何”，即便两者都是无中生有，公众也只能选择相信某一边，而不敢两个都不信。

片中一位很靠谱的叫Bill Durodié的学者说：”我并不是说恐怖袭击不会在英国本土发生，我说的是，我们对于实际上能力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有着夸大的幻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回应方式改变了。”紧接着叙述者补充，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比如最近的马德里爆炸案，关键在于，政治家的回应方式改变了。当时是2004年，一年之后伦敦也发生爆炸案，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淡然观之。

政治家制造图景的方式变化，是这部片所宣称的主题。记得在各种教科书中，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规划一整套以待实现的图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方式变化了，曾经，革命者和政治家喜欢描述美好未来，后来，后工业社会之后如此不管用了，他们就开始描述恐惧了。因为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时代，敌托邦（dystopia）比乌托邦更奏效。

3. 信仰

《社会契约论》里的卢梭，在第四篇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结尾）突然讲起市民宗教，这成为让卢梭研究者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说，第一，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作为基础，国家的建设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基督教对于国家组织来说，与其说有益，毋宁说有害。 这后一个问题，放在古今之争（古典希腊对近世基督教世界）的背景下可以理解，前一个问题，则至今常被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争论过一段，不过最近的倾向，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趋同了。

关于世俗国家是否一定有先验的宗教的东西作为根基这个普遍的问题，也许两说；不过对于享有例外论的美国是否以宗教的资源为根基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肯定回答了。这一点，可以从罗伯特·贝拉的反驳哈贝马斯的文中得到证实，他从头到尾都在以一个特殊性的例子（即美国）来反驳哈试图构建的普遍性理论，同时暗示性地讽刺了一下哈贝马斯对美国历史之无知。

我记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拼接，是Zawahiri在埃及狱中的高喊和一呼百应，紧接着是美国的某个宗教集会，教坛上的演讲人高举双手的热血沸腾。最终，不免会觉得，这世界上如今最为对立的两个力量，其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太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

还是引用Bill Durodié的结尾，搜了一下他的主页，发现上面竟有他所有发表论文的电子版，此等共享精神真是很赞，推荐一下。

Whilst the 20th century was dominated between a conflict between a free-market Right and a socialist Left, even though both of those outlooks had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ir problems, at least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whereas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And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is particularly frightened by people who believe in anything.
And, therefore, we label those people as fundamentalists or fanatics and they have much greater purchase in terms of the fear that they instill in society than they truly deserve. But that’s a measure of how much we have become isolated|and atomised rather than of their inherent strength.

二十世纪被支持自由市场的右翼和社会主义左翼之间的冲突所主导，即便他们的看法都各自有局限性和问题，但至少他们相信某些东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社会。而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社会，就会特别害怕任何相信某些东西的人。
因此，我们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狂热分子的那些人，他们由于向这个社会灌输了恐惧从而付出的代价，比他们应该付的大得多。但是这个尺度不是衡量他们的内在力量的，而是衡量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孤立与分裂。

————-

另：该节目没有出过DVD，据说因为有大量的资料片，版权问题很难搞。google video上可以直接看完整的三集。

又另：每年都是这一句，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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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渡边君这样的人，跟其他女人都是先做了再说，独跟小林绿却是经过了漫长的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在伞下拥抱以及睡在一张床上听雨声还要说：“私もやらないと思うわ”(我也觉得不能做哇)。为什么呢，窃以为，是因为村上君要在这个过程里向我们展示谈情说爱的范本，说这个事情，可不是我爱你三个字那么简单。比如，范本如下：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部溶化成黄油。”

“有多爱我？” “就像春天的小熊。” “哎？” “你正在春天开满鲜花的草地上享受阳光。这时对面走来一只毛茸茸的可爱的小熊，对你说，‘小姐，可以和我一起玩打滚么？’，然后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在长满了四叶草的山坡上打滚玩了一整天。这样很美吧。” “很美。” “就是这么爱你。”

「どれくらい私のこと好き？」と緑が訊いた。 「世界中のジャングルの虎がみんな溶けて、バターになってしまうくらい好きだ」

「どれくらい好き？」 「春の熊くらい好きだよ」 「春の熊？」とミサトが顔を上げた。「それ何よ、春の熊って？」 「春の野原を君が一人で歩いているとね、向こうからビロードみたいな毛なみの 目のくりっとした可愛い子熊がやってくるんだ。そして君にこう言うんだよ。 『今日は、お嬢さん、僕と一緒に転がりっこしませんか』って言うんだ。 そして君と子熊で抱き合ってクローバーの茂った丘の斜面をころころ転がって 一日中遊ぶんだ。そういうのって素敵だろ？」 「すごく素敵」 「それくらい君のことが好きだ」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

緑は長いあいだ電話の向こうで黙っていた。 まるで世界中の細かい雨が世界中の芝生に降っているような沈黙がつづいた。

这最后一句出现在结尾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中学时代看的这本小说，到重读之前我的印象里只有开头和结尾的画面了，开头是渡边和直子在草坪上散步，结尾是和绿打电话，沉默如同全世界的细雨落在全世界的草坪上。今天的黄昏时分，便是落了这样的细雨，让我想起曾经很喜欢的一句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如此喜欢这句，可能是因为开头多了一个“对”字，这样句法上的不对称感很让人着迷。现在雨又渐渐大了，敲在我正在打字的电脑背后的窗上。全世界所有的雨，全世界所有的窗户，全世界所有的日落，全世界所有的星光，全世界所有的旅程，全世界所有的轻声细语，Shall we 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