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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掉头

June 4, 10 //

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展，下图是这次展出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许遭到枪击的《对话》更有名？），看起来像是预言又像是警示（网上搜得到黑白版，这张是我翻拍自《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期的封底）：

初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对交通规则一无所知的我想当然地理解成”不许左转”，很久之后才明白是不许掉头的意思–确实这样才说得通。89以后的中国谁都知道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才是我最不能释怀的地方。从历史上看，隔了这么远的距离，邓小平做了一个当时来说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然后带给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延伸阅读，The Tank Man）。牺牲者，牺牲者只是牺牲了，我们从不回头。

我的毕业论文写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在导师和我众多的分歧里面，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客观到冷酷的态度：”你说文革暴力了，跟土改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他们来说，对邓小平来说，死几个人算什么啊，整死人算什么啊，大不了以后平反就是了。”可是他是对的。多年以来我企图消除人们对”政治”这个词的偏见，仿佛它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般高贵和美好，但最终还是得承认韦伯所说的–它是”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它是卡尔·施米特或者毛泽东的划分敌友，在争取朋友和消灭敌人之间，个人没有地位可言。

同样是1989年，陈嘉映和一些知青友人计划创办《精神》杂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办成。过了将近20年后，他又把当年写给这个杂志的序言拿出来，作为一本论文集的序，文末写道：

我们这代人有过什么呢？

十年后，几个朋友聚会在黑山沪。照样在庭院里摆出酒来，登山歌唱，踏着河沿探讨世纪的归宿。我们教育了自己十年，希腊的思想德国的音乐不再陌生。但他们照样新鲜。历史像生活一样，总把最美好的赠给爱它解它的心魂。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呢？
据说，这是失学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受伤的一代。人们差不多要来可怜我们了。国家会有耻辱，时代会有伤痕，我们没那些。当然，我们也没有钱，没有权势，甚至没有很多普普通通的正当权利。
我们只有精神,于是我们在这里相会了。

我爱这段话，可是那样的年代不会再来。也不该再来。

再附几张现代艺术展的图片：

The Eternal Feminine

March 30, 10 //

在”穿Prada的恶魔”中，对于风流作家对Miranda的嘲讽，Andy说：好吧，她是很厉害，但如果她是个男人，人们就会只看到她工作多么出色，而丝毫不会注意到其他任何事。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然后昨天我又在柴静小姐的博客上，看到善良网友留言说：”电视里柴静正在面对面，好像从来没见笑过，笑一下也是浅尝辄止，眼睛里都是忧患。女人一思想深刻，皱纹也跟着多了，可别成了女顾准，宁愿少一思想家，也要留一枚好女子。“

这些话让我心生感慨。作为在世界上最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成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我当然不是到今天才突然发现了女权问题、或者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等等；我也不打算化身为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鼓吹者者——虽然这在左派理论中很流行，而且说的都是大实话。从卢梭到罗尔斯的全部政治学说史中显然都排除了女人在政治关系中的存在，更不用说古典时期了。启蒙哲学最伟大的捍卫者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答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然而，”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所有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可以说，直到今天，女人没有脱离被加之于的不成熟状态–尽管并不是自己所加之，甚至”不成熟状态”这个概念也是由男人所界定的。然而我现在开始对于作为整体的女性充满崇拜之情，是因为她们安然于此，她们认识到这原初性的不公，但是绝大多数（想想女权主义者比例之小）并不试图改变，她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像康德这样的男人所揣测的，认为步入成熟状态是艰难而危险的，而是因为她们奉献于自己的天职，承受谦卑的重量。

她们安于承受子宫里胎儿的重量，男人的身体的重量，首饰华服的重量，更多的需要遵守的礼仪的重量，精致发型的重量，孤注一掷的爱情的重量，甚至神的重量。我没有任何宗教情怀，但是我很想搜索《浮士德》中那句”Das Ewig-Weibliche Zieht uns hinan“的意思，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的含义困扰了我很多年，直到我查到原文，Weibliche是feminine，形容词，the feminine该怎么说？女性性？这个困难就像翻译卡尔·施米特的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大陆译本是政治的概念，但显然不是politics的概念，台湾就翻译成了“政治性的概念”，日译是『政治的なものの概念』。「的なもの」是个很百搭的词，所以前面那句浮士德，就成了「永遠の女性的なるもの、我等を引きて昇らしむ」。

扯远了，继续说我搜索这句话的意思，见到一本书里解释说神圣智慧与上帝的意象相联系，而女性的、人的智慧则描绘了一副更为全面的，人性的图景。理性、独立和野心的局限性，必须由直觉、合作和谦卑来平衡。他引用路加福音中玛利亚对大天使所说的话：Here am I,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let it be with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拥有直觉的智慧和承受的美德，但是the feminine, 女性的なるもの正是如此：接受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且成为”美”这个形容词的化身。这是我崇拜女人、而未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原因。

边界

June 9, 09 //

据称，所有有跨越边界的行为的人，都可以叫做移民。

但是边界有很多种定义方法，其中最广为接受的－－也是为官方（官方当然是个很松散的所指）接受的定义是，国境。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和别人讨论nation，对于理所当然地应该熟悉政治史的我来说，nation和state的区别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和一个只从常识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人讨论时，才意识到，对一般人来说，nation和state并没有区别。
当
然，近300年来，确实无甚区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nation
state的世界体系中（当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外，比如在前殖民地的非洲国家，nation和state之间有相当的裂缝）。尽管在学界有所谓现代主义
者和前现代主义者之分，后者强调pre-state的nation；但是我觉得那是无意义的。我确实同意，nation作为一个彻底的现代概念，是只有通
过国家才进入历史进程的。
因为它彻底的现代性，对于前现代的行为，很难用应用这个词汇－－在中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争论。

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复杂，因为直到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还不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Chinese Nation的东西。想想看条约的内容，英文版写‘中国政府’的地方，中文版写的是‘大清大皇帝’。
中
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民报时期的汪精卫是政治理论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确切点说是汉族主义者，他援引很多19世纪
德国国家学的理论，力证西欧式的一民族一国家模式是实现民主共和的唯一条件，所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反满。但是梁启超坚决反对这个观点，虽然他也同样援引西
欧学说，但结论是国民与民族是不同的，中国的国民，可以由不同的民族组成。当然，这个字面区分只能在中文语境下成立（和日文），英文中的区分是加形容词：
(有争议的)cultural nation和political nation。
结果后来nation一词很难被理解为‘民族’了，‘民族’在中国大陆一般更多指ethnic group。在台湾nation翻译成‘国族’，是个不错的翻译，但依然有‘族’这个字。

在
其他国家，用语也没有清晰到哪里去。相对比较清晰的是德语，以national开头的复合词和以Staats开头的复合词有严格的区分。英语中的
national
debt，显然是一个具体的、国家的概念，故德语则为Staatsanleihe；那些抽象一点的、象征性一点的概念则用nation，比如
Nationalcharakter，National
Ehre（国民性、国民荣誉）。功能主义构成了联合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但是仅仅从字面上而言——联合国不是国家的联合，而是nation的联合。罗尔
斯的万民法，也许为了显得更少国家中心主义，叫做“the Law of Peoples”,
people是另外一个容易和nation混淆的词。不过根本上，从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到罗尔斯的万民法，虽然措辞不同，仍然都是以nation-
people-state这个边界重叠又冲突的共同体为中心的。美国是个奇怪的例子，把次国家级的共同体叫state，国家级的叫作national-
xxx，而到了外交关系中又成了state，比如国务卿。

现在我要从用语的混乱中回到最初的主题上：何以nation state之间的边界成为了界定移民的唯一边界呢？或者说，谁来界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很晚近才发生的事情。19世纪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能力和兴趣数乘船前来的人的数量，更别提离开的人了——据称19世纪有20%去往
北美大陆的移民又回去了，但是无可查证，因为没有足够的记录。护照据说是法国人发明的，在还没有摄影技术的时候，记载的只是持护照人的身体特征，比如眼睛
的颜色、头发的颜色——这在东亚想必行不通，不管怎样，这种文件从19世纪到一战以前都没有真的成为一种制度，不会在你跨越边界的时候被要求出示。现代技
术的发展让现代国家有了绝对的能力控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的身份、行动、生活，以及生命。

关键在于：界定什么是移民的人与移民自身的观点是冲突的。这种冲突，还是要归结于国家意识形态和生命政治上去吧。

作为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们显然也把在国境以内跨越边界的人叫做移民：比如在中国，媒体常说，每年从西部及中部向东南沿海流动的人群，堪称目前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我有时会想起14世纪还是15世纪的瑞士，从别的封邑或者庄园之类的人到苏黎世，他们被称为移民，直到他们取得市民资格。在这种情况
下，移民是一个和市民相对的概念。那么在中国这个规模浩大的人群是不折不扣的移民，甚至比其他跨越国家边境并因此被剥夺某些权利的国际移民更少权利。他们
不能奢望市民资格——现在我们改叫公民了，公民权是奢侈品，至少可以挣得生存权？也许唯一的希望是挣得子女的受教育权，这后一点虽然颇受社会和党和政府的
关心，也未见得有何实质性进展。

我想从我自身的角度看，是认同自己为移民的——不是基于跨越国境的行为，而只是基于跨越边界的行为。和这个社会三十年来无数的从边缘地区涌向中心城市的人
一样，我是他们的一分子，我和他们一样被同化、被整合——但是我并不认为移民有义务被整合，虽然相当程度上他会被，并不代表他应该被。幸运的是，我得到了
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似乎是种恩赐），而且据称是“高等教育”。然而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强化边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与之相反，这是我们的教育失败之处
——而是应该带来质疑边界的正当性与真实性，质疑整个历史进程的机会。

（接近子夜时分的新宿车站）

HIROSHIMA

May 23, 09 //

本来只是冲着John Hurt去看了BBC的HIROSHIMA，我深深迷恋这个老头的声音，所以发现由他做narrator的纪录片自然不想错过，其性质如同于为了听Tilda
Swinton的声音而去看三集冗长的galapagos一样。但是后来这个片子另我久久不能平静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喜欢谈论广岛，而且每次谈论都是那么几句话，但是对我来说，它之所以意义重大，不光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人们对它的争论。人们对它的争论触及古老的神义论问题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根本冲突。

所以我对Amazon和youtube上面人们的评论格外有兴趣。评论并不多，但是焦点十分明确：全都集中于广岛能不能被justify这一点上。认为能够正当化或已经正当化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加快了战争的结束，减少了美军以及可能远远超过广岛长崎死亡人数的日本本土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美国给了日本机会投降，后者咎由自取。而所有认为不能正当化的人只有一个理由：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

有一位说：

It scares me to think that anyone could think those horrors could be
justified at any cost…

另一位回复说：

What scares me even more is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o
ideologically rigid that they can’t understand how things like this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这后一位同学的发言真是深得韦伯的责任伦理之精髓。韦伯说：“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哪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去做的事。”

他举了一个出名的例子，在一战期间，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同样的逻辑，想必也可以运用于我党八十多年历史中短暂的几段中。

但是韦伯从来不曾将信念伦理放在一边，他从来不曾认为任何人或理论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

当然，我引用这些并不是说，做出投放原子弹的决策是为了道德上为善的目的，事实上，关于当时的国际情势——主要是美苏关系，以及决策过程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中是个大有挖掘之处的宝藏，只是根本上来说外交史研究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开放，这用我院院长、某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再明白不过：外交/国际形势没什么好讲的。知道的人（亦指认识很多人）心里明白，不知道的人讲了也没用。所以他的讲课一般都是在讲述社交活动经历：“上个星期开会时遇到左克利，他说最近……”

回到广岛。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听一个广岛的民间团体来做交流，无非就是原爆体验者讲述经历——我相信他们的后半生就是由不断地讲述构成的，不断地讲述，人们如何在瞬间皮肤变成焦炭般地全黑，如何在烧灼中死去，如何爬到河边，如何在手术中取出身体中的大块玻璃。讲述这些的时候，他们语调平淡，与惨烈的内容如此对比鲜明。记忆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随着人的消失，如同奥斯威辛，如同南京，如同其他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朗读者”里的米歇尔（仅指小说，电影还没看）一定要去集中营，“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像，补全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悠游其中”。他说：我要的是事实，用事实来驱逐想像的陈词滥调。但是结局当然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只找到了一种最可怕的失落感。

这部关于广岛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书籍、电影、歌曲一样，构成我们的集体想像，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真实的广岛消失了。作为历史的广岛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非历史性的政治与道德的辨难。

Hiroshima

Wishful Thinking

Theres a shadow of man at Hiroshima

Where he passed the moon

In a wonderland at Hiroshima

Beneath the augustmoon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face

Remembers the place was here

Fly the metal bird to Hiroshima

And the way a load

Speak a magic word to Hiroshima

Let the sky explode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name

Remembers the flame was Hiroshima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name

Remembers the flame was Hiroshima

Hiroshima

信仰与恐惧：一个故事的两种版本

February 9, 09 //

拍一部政治题材的面向公众的纪录片之难，在于它不但要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显然，在各种主题中，再没有比这个主题更难不偏不倚的了。而讲道理，本来就不是电视节目的应有功能，若要理解意识形态之战的虚妄，大可以去看书。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The Power of Nightmares 都神奇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堪称此类节目之典范–当然了，此类节目本来就不多。

1.殊途同归

故事从三十年前，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的起源讲起，这时我们就开始隐隐意识到，这两个如今在世界政治中水火不相容的势力，或者教派，是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以Al-Zawahiri在内的许多激进主义者，无疑都是受到了伊斯兰思想家Sayyid Qutb的著作的启发，这位思想家把现在的伊斯兰社会看作是Jahiliyyah（ignorance of divine guidance），因此从根本上，所有当前的伊斯兰国家都是非伊斯兰的，也是非合法（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侵蚀。这些侵蚀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滋生邪恶，摧毁正义。

同样从道德出发思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也告诉公众：正义与邪恶之争不可避免，我们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便是如此。区别在于，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来说，宗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目的；而对于新保守主义来说，宗教的力量更多是作为手段，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从而重塑社会道德与团结，改变美国。更高明的是，新保守主义通过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取向，还实质上模仿了马克思主义，也许说成列宁主义更准确一点。在片中，施特劳斯学派的若干代表人物，学者和官员（比如Paul Wolfowitz）悉数登场，无奈他们的努力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取得太大成功。转机出现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到这时，两个故事终于可以讲到一起了。

在冷战时期，苏联自然是邪恶力量的代表，恐怖主义的网络据说有一个指挥部在莫斯科，搞笑的事情层出不去。有一段时间，记不太清，好像是里根政府时，FBI新上任一个官员很相信苏联确实在搞神秘武器，另外一个知请者告诉他没这回事，他很自信地拿出一堆资料说这里有很明确的证明，知情者一看，都是FBI自己编出来搞宣传用的=。=。然后说到阿富汗，这下好了，美国出钱，伊斯兰组织出力，在阿富汗一起对付俄国人，最终苏联垮了，新保守主义很开心，以为自己胜利了–问题是，他们打败了谁呢？这个片子的观点是，他们打败了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

本拉登这个大户也在阿富汗战争中登场了，因为Zawahiri也是几番入狱穷得叮当响，听闻有有钱人自阿拉伯来，不亦乐乎。网络是没有的事儿，天知道整个阿富汗–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几个有武器有组织的人。不过，没有组织就不危险了吗？也不是，真正危险的是Qutb和Zawahira的思想，这思想可以鼓舞分散于全世界的孤立的个人。可是新保守派力气用错了地方，忽略了真正的危险，而去追逐一个影子敌人。

殊途同归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当他们分别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当他们联合（以某种形式，联盟或战争）起来的时候，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恐惧

克林顿的上台对新保守派是个打击，他们只好一心扑在总统的个人道德问题上。虽然有些证据确凿，有些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总之克林顿被搞得很郁闷。小布什的头个任期，大家都知道，被911给拯救了，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借911之际彻底翻身：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踏破铁鞋的”组织”啊。不过据一些受访者表示，因为要构成起诉，一定要有个组织，于是他们就想了个组织出来。

接下来就是制造恐惧了，又是笑话不断，部分事例我们在《华氏911》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这个电视片的目的是试图劝说公众不要恐惧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想想看，政府说：我们很有可能被袭击，所以要这样那样…… 比较理智的人说：没那回事，用不着慌，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容易遭袭击，概率并没有增加。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哪怕只有0.01%的可能性遭到袭击，那么恐惧就是有理由被制造的。更有甚，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编造了一种奇怪的袭击方式，恰好启发了某个恐怖分子，于是他便放出风声来说”我们将会如何如何”，即便两者都是无中生有，公众也只能选择相信某一边，而不敢两个都不信。

片中一位很靠谱的叫Bill Durodié的学者说：”我并不是说恐怖袭击不会在英国本土发生，我说的是，我们对于实际上能力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有着夸大的幻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回应方式改变了。”紧接着叙述者补充，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比如最近的马德里爆炸案，关键在于，政治家的回应方式改变了。当时是2004年，一年之后伦敦也发生爆炸案，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淡然观之。

政治家制造图景的方式变化，是这部片所宣称的主题。记得在各种教科书中，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规划一整套以待实现的图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方式变化了，曾经，革命者和政治家喜欢描述美好未来，后来，后工业社会之后如此不管用了，他们就开始描述恐惧了。因为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时代，敌托邦（dystopia）比乌托邦更奏效。

3. 信仰

《社会契约论》里的卢梭，在第四篇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结尾）突然讲起市民宗教，这成为让卢梭研究者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说，第一，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作为基础，国家的建设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基督教对于国家组织来说，与其说有益，毋宁说有害。这后一个问题，放在古今之争（古典希腊对近世基督教世界）的背景下可以理解，前一个问题，则至今常被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争论过一段，不过最近的倾向，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趋同了。

关于世俗国家是否一定有先验的宗教的东西作为根基这个普遍的问题，也许两说；不过对于享有例外论的美国是否以宗教的资源为根基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肯定回答了。这一点，可以从罗伯特·贝拉的反驳哈贝马斯的文中得到证实，他从头到尾都在以一个特殊性的例子（即美国）来反驳哈试图构建的普遍性理论，同时暗示性地讽刺了一下哈贝马斯对美国历史之无知。

我记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拼接，是Zawahiri在埃及狱中的高喊和一呼百应，紧接着是美国的某个宗教集会，教坛上的演讲人高举双手的热血沸腾。最终，不免会觉得，这世界上如今最为对立的两个力量，其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太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

还是引用Bill Durodié的结尾，搜了一下他的主页，发现上面竟有他所有发表论文的电子版，此等共享精神真是很赞，推荐一下。

Whilst the 20th century was dominated between a conflict between a free-market Right and a socialist Left, even though both of those outlooks had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ir problems, at least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whereas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And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is particularly frightened by people who believe in anything.
And, therefore, we label those people as fundamentalists or fanatics and they have much greater purchase in terms of the fear that they instill in society than they truly deserve. But that’s a measure of how much we have become isolated|and atomised rather than of their inherent strength.

二十世纪被支持自由市场的右翼和社会主义左翼之间的冲突所主导，即便他们的看法都各自有局限性和问题，但至少他们相信某些东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社会。而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社会，就会特别害怕任何相信某些东西的人。
因此，我们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狂热分子的那些人，他们由于向这个社会灌输了恐惧从而付出的代价，比他们应该付的大得多。但是这个尺度不是衡量他们的内在力量的，而是衡量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孤立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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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该节目没有出过DVD，据说因为有大量的资料片，版权问题很难搞。google video上可以直接看完整的三集。

又另：每年都是这一句，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The Athiest Christmas Carol

December 25, 08 //

关于一个非基督徒为什么要过圣诞节的问题，并不需要怎么较真。不过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想一下这个事情，想想有这么一个人（总之我就称之为人了，不认同的自动忽略）于两千零八年前降生，今天的人们仍然以最大的热情庆祝这一节日，和家人和朋友，和所有相爱的人们，人们当然是喜欢节日的，但是这一个稍微有点特别。

虽然我对此并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喜欢看电视上和电影中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画面，听广播里每一个主播向每一个听众说Merry X’mas. 就像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城市流动的夜景，触摸不到但是很美好。

我相信人世的一切美好的爱与神无关，神的爱不该被世俗化，这当然只是我的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再次引用Simone Weil（最近的励志书籍=。=）的随笔：Religion in so far as it is a source of consolation is a hindrance to true faith: in this sense atheism is a purification. I have to be atheistic with the part of myself which is not made for God. Among those men in whom the supernatural part has not been awakened, the atheists are right and the believers are wrong.

我还记得去年的春天，在吹着凉风的阳台上，我说我喜欢"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这句经文时，二姐斥责我说信仰不是一种慰藉。也许宗教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慰藉吧。世人的爱从接触而来，神的爱则要求永远的距离。一个人很难成为Weil那样的信仰者，理解中国式的忘年忘义看起来比较轻松。古代中国人的心性真是让人喜欢（现在老觉得用这个词有点东方主义的嫌疑），看起来那么与自然天地无碍（虽然后来受到佛教很大影响，但还是要依着自己的性子弄出禅宗出来），开启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或者说开启了洞穴里另外的一个口，人们虽然仍然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确实完全不同的光。

于是，下面要转入琐事部分了。去年今日和绍兴妹逛了街，吃了饭，前年看了场电影。05年不记得。今年收拾房间，迎接一位小朋友来访——还是称之为大叔吧，以及随之而来的便当水果和酒——我觉得我简直一年才会吃一次水果。吃饭，喝酒，读书会，确然是读出声音的读书会，但是又不好意思叫朗读会，那样太正二八经了。我们读的有：《学术与政治》（我最爱读这个，如果有人喜欢听的话请找我念吧=。=），《米沃什诗选》，《饮水词》，"A Tale of two cities", "Gravity and Grace"和「星の王子さま」（小王子）。结论是，大叔说，我还是最适合读童话。我也考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以诵读童书为业。

然后是看了N遍的《真爱至上》，圣诞必备的百看不厌，艾玛汤普森阿姨的声音也是百听不厌挖，您无敌的气质完全压倒了您那臃肿的身躯。平安夜的意外终章是，小朋友回家时竟然错过末班车——倒不是错过，普通的地铁末班似乎是1点多，而今日莫非因为平安夜，到了12点多的某刻，突然所有电车都停了——于是不得不从中途停车的地方打车回家。真是令人羡慕，我是多么想找一个打车（“打车”这个词真有喜感）的机会而不得啊……

开头说这个节日有点特别，我想还是因为很有爱。所以比利大叔才能把"love is all around"改成"chrismas is all around"，硬塞进去多一个音节。祝大家平安夜快乐不如祝你们每天都很有爱。我呢要把无敌温馨原声再去听一遍然后睡觉，不过下面这首不是来自那个原声，而是曾在本博客出现过的Vienna Teng的The Athiest Christmas Ca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