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都制造它的陌生者/外国人（在罗曼语族里陌生者和外国人是一个词）。用齐美尔的话来说，陌生者（the stranger）是基本的社会类型之一，是团体本身的必要元素，就好像“穷人”，“内部敌人”一样。这是陌生人的威胁被放大到极端的年代。

其实，像苹果日报上这个引起众多争论的广告在印刷业出现以后可谓屡见不鲜。

比如前英国首相先生发明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

后来流行开来

下面这个则比较不知名了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拉脱维亚（定然有人心说，“拉脱维亚？这种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怎么富裕的国家也好意思排外”）的建筑公司，广告上的字是：“包办一切维修和建设，除了输入移民工”。

后来这个广告公司被某些有点良心但不怎么有力量的媒体举报了，有没有惩罚不知道，大概是不了了之。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边境控制会怎样？不是没有社会/政治学家这么主张过。有那么几个政治哲学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呼吁“开放边境”，他们的立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就是说，道理上说，伦理上说，是应该这样的。

道理上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不都号称是自由民主国家吗？自由主义最大的原则是神马，就是自由嘛。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由他的选择和努力、而非由先天属性决定的。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一个人的成就、幸福、健康、福利、bulabula，各种好处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能选择的出生国。这自由嘛？所以应该让大家自由移居！

若非要问我同意否，我觉得他们也说得没错。但是，我一直想要和规范理论家划清界限，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没用。论文写那么长，当然，当作思维训练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没了。他们还满足于此，要不然罗尔斯怎么叫他的万民法是现实主义乌托邦呢。

我可不想写一篇万字长文来呼吁：国家应该开放边界！因为，国家是不会开放边界的。但是，如果“no one is illegal”或者“no borders”这些移民运动团体搞什么动员让我来签名的话，我是肯定会签的。重要的是要求什么(这个动宾短语的重点在动而不在宾)，要求的东西乃不可能之物并不重要。

主权国家们就是不肯冒险让自己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边界越开放，移居的人越不会长期居留；而国境线越封闭，好不容易穿越了边境的人越想要永远居留。毕竟，人们想要的不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权利，而是自由移动（欧盟的freedom of movement）的权利。

欧盟几十年来的自由流通政策已经证实了这点。在接纳波兰等东欧国家之前，最初的欧盟15国忧心忡忡了好多年，生怕一旦开发边境（主要是工作许可），会有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冲到西欧（用香港人民的话来说，像蝗虫一样），抢他们的工作，耗他们的福利，弄垮他们的经济。

后来这些事没有发生。当然，CEE（中东欧）国家移居去15国务工的人数确实增多了，但这种增多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移民潮（比如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还有官方的季节工人计划等等）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政客们不这么想，政客们善于利用移民/陌生人的象征意义，在争取选票阶段，总是各种承诺“我们一定要减少移民，控制申请避难者的人数，造福本地人”，上台之后就发现，根本做不到，只好偷偷奉行实用主义。

1993年法国内政部长帕斯卡提出了著名的“0移民”目标，但到了1998年，他不得不把1997-98年度移民合法化过程中所有提出申请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栅栏葺得再高，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飞地（唯一位于非洲的属于欧盟的领土，很多来自北非的潜在移民试图从这里前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建再多的电网和铁丝，没什么能阻挡想移居的人的念头。可以阻挡一些人，但没有降低总的移居人数，无非是增加了死亡人数，，引来人权机构的谴责。（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1500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的时候死亡，UNHCR的报告人称，实际人数应该远远多于这个，因为统计的难度。但这已经是2006年，unhcr开始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使地中海成为了死亡之海）

那些搭上一只腐朽的木船打算飘过地中海的人，是怀了怎样的勇气和愿望？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也未必会过上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像莫克姆湾拾贝惨案中的中国工人一样，葬身大海，或者陷入贫穷。

而那些通过努力和运气终于过上满意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后辈，也许会像当初人们敌视他们一样敌视“陌生人”。

但陌生人总是要来的，人总是要走路的，资本商品服务总是要流通的。尤其是，你不能让资本商品服务加速流通的时候却把人困在当地。

想写这个是源于有两个朋友讨论打算做一个项目来比较推特在欧洲与新浪微博（以下简称微博）在中国的政治动员、”awareness-raising”等方面的异同，这种比较——显然是建立在把微博当作推特在中国的对等物的前提上，作为一个比较积极的推特中国用户我自然有点意见，如果是我的话，宁愿来比较推特中文用户群和微博的政治动员与议题形成。

这两个东西之间的比较，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大多是技术层面的——比如，我觉得最本质的不同，推特是很典型的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你上来看到是很平的信息，没有熟轻孰重，没有谁告诉你今天需要/最好去讨论些什么。微博从最开始就是新旧媒体的中间之路，大概也是在我朝能走的唯一道路（饭否就玉碎了嘛），信息的等级性很明显。@flyingad老师举了个物理学上的例子给我，想象一张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膜（据说就是”能量”），当一只球落在膜上的时候会形成凹陷（据说就是”物质”），大球会形成比较大的凹陷，小球会形成大的凹陷，并且向大球身边聚集（据说就是”万有引力”）。在微博上，当你fo的人转发了一条信息，你看到的不只是那条信息的内容，你会看到原本发这条信息的人后的”V”字，还有10000次转发，8000次回复，提醒你这是一个大的凹陷。右侧栏的热门话题排行榜也会显示数字，数字成为传统媒体报道微博在公共事件中作用的重要援引资料。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技术上毫无新意、设计上粗鄙、营销上恶俗的网站，为什么好像一再地在那些可以被称为”minor-genre resistance”（用潘毅的词）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会被政权所利用（传统媒体中开始出现：由于微博上xx呼声很高…），把异议纳入到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轨道上来，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的特色：这里说”政治”，朗西埃会把它叫做”police”。最后会到何方？

我以前说过，推特影响的是冯正虎这样的人，微博影响的是钟如九这样的人。我总想套用德里达的话说：一个幽灵，1989的幽灵，在推特中文圈中徘徊。推特中文用户大多已经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所以awareness-raising的功能很小），关心民主，关心人权，关心被迫害的艺术家，关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但不会去关心（倒不是不想，而是用户群结构所限，没有可能）江苏某县因为强拆上访的小女孩——这样的女孩有成千上万，你可能会觉得，救了一个能怎样？制度还是在那里。

用微博的人，据说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2亿，大多对民主、人权这些大词没有概念（不像用推特的人，翻墙本身就构成一个statement），可能是为了好玩，为了追星，或者为了改变自身的困境：面临强拆的人，儿女被拐卖的人，一心救助患绝症的偏远地区的儿童的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即使是纯粹为了消遣的人，也常常被右侧栏的”公共话题”所吸引，投入到肤浅、吹灰不费、但是确实是”公共”的争论中。纯粹靠着人数，还有一些好运气，困境也许真的可以被改变，甚至形成风行一时的话题中心。这是一个公私领域界限模糊的地方，通过围绕着私人领域的事情的公共抗争，你也许可以真的找点一点公共性。即使他们并不在乎制度，而只在乎一时一地的情况改善。

刚才看到 @zaobitouguang 回复我说，”用twitter就像站在100米远的地方骂人，用微博就像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而且可以随时扇你两耳光。”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未必就不能说出有力的话，况且还可以啐唾沫呢。但是站在100米之外的话，别人听都未必听得见，多半是骂给自己听。

但这些当然不是因为推特本身，而是因为——它被禁了嘛，大家用不了嘛，没人知道嘛。没人知道怎么搞动员，怎么搞议题，只能谈谈理想，谈谈理论。在推特上天天号称感受”自由”的气息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的。也不是因为新浪微博这个网站本身，它依然是个恶心的网站，但任何此类网站都会提供一个平台，哪怕是被严格监控、自我审查的平台，这个平台上有太多不知道怎么翻墙、不知道墙外是怎样、因为种种原因被政权欺压或者被社会边缘化的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才是（通过网络）在·现·实·中进行微抗争、不得不微抗争的人。

不过，如我开始所说，这种建立在”幸运的”个案上的改变，很容易就被利用了（更不用说网站本身就在严格的监管下，随时都在自我审查了）。所以当你看到诸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之类的机构开始频频提到微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权太知道怎么把微抗争转变成体制合法性的一部分，但是只要dynamics在，就总有希望在。

据说上个月《城市画报》做了一个”谁是中国普通青年”的专题，据说该专题引起了成千上万普通青年的愤怒。可惜我没有读到这期杂志，所以我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基于二手资料，该二手资料就是”成千上万普通青年的愤怒”的代表之一，叫做”城画闭嘴“（以下简称为”闭嘴”），豆瓣9点（一个属于”城市青年”的网站）上有1829个推荐。

我很奇怪我这种每天都上豆瓣的人怎么会到今天才看到，而且越看越迷茫。被后殖民主义洗脑之后，我变得愈发偏激了，于是忍不住要吐槽几句。

1. 那段卷首语，关于”也许你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小城市们”，虽然看起来很恶心，其逻辑倒也是举世共知的：这个世界上有中心和边缘，西方和东方，城市和乡村。边缘/东方/乡村是无法表达的那一方，它们永远只能由别人来表达。这种权力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想象一下，在20世纪初，某个法国或者美国的人类学杂志，打算向社会科学界介绍一下”远离西方的光芒之外，某个也许你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太平洋岛国，他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剧院，更没有人类学杂志，它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一些勤奋的研究者，在那里做了3年的田野调查…”（这就是我讨厌人类学的原因，请小耕等童鞋自动忽略）

我知道，让你们恶心的是城画的标准：（臭名昭著的）星巴克、地铁、IMAX，如此浅薄，如此物质。如果换一种标准呢？按照那个”闭嘴”的作者在最后一段所说，有本地咖啡馆、独立书店、最好每人有辆车周末可以进城采购？没有一个人对单一性、同质化的现代性有问题：西方的现在就是东方的未来；大城市的现在就是小城镇的未来（请勿在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话，你们知道全球化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结果，毫无意外的，到了最后一段，他/她给出的”小镇青年之出路”，走向了理想化的美国小镇：因为讨厌中国的中心/边缘结构里的”中心”，还是YY一下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里的”中心”吧。

2. 是什么区别了城市和城镇/乡村？政治的，经济的，但我还是想说文化的。城市有生产知识/权力的机制–”城市画报”这样的杂志、其他的媒体、大学、研究所、blogbus这样的平台让你们骂城市画报、豆瓣、三校社会学论坛、各种各种，城市有无数的渠道来研究、代表和言说城镇和乡村，城镇和乡村就是被代表和被言说的那一方。城镇/乡村究竟有没有可能自己言说？有，除非它开始使用城市的话语，也就是接纳霸权的话语。如同那篇博客，那篇博客下面的留言，以及我这篇博客一样。但是我们这些使用霸权话语的人，凭什么说自己能够”为”小镇青年说话？

我又要提起后殖民主义的黑话了。subaltern studies(有翻译成”贱民/庶民研究”，其实跟贱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或者说，不是跟某种身份有关，而是跟某种关系有关–不过，身份不都是通过关系界定的吗？)经过了几个阶段：开始，有一帮批判者，觉得以前的学术研究都是精英主义的，the subaltern总是作为从属的、被影响的角色出现，而不是作为主体。他们宣称，the subaltern也是自治的主体，既不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它。（比较：小镇有自己的文化，毫不依赖于城市文化）后来，又有一些人批判上述批判，觉得后殖民主义批判本身才是精英主义的，自以为可以为the subaltern说话；而实际上，斯皮瓦克最著名的：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 再后来，又出现一些人，觉得前面这些批判都是解构而无建构的，此是后话。

在某个段落中，”闭嘴”中写道”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我看着我的表兄们，总是想到自己太幸运了。我的一切都是拜我父母所赐，是他们没有让我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我爱他们。”我的表兄们–我说的是我的，不是她的，他们也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于是他们成了”他们”（the Other），成了在城市霸权话语之外的”小镇青年”，我在这里为他们说话是荒唐可笑的，他们不说话。

在另一段中，她说：”我的身边全是小镇青年。我试着用一些细节来描述其特征：不用MSN；工作群是QQ群；看到某同事的QQ号是六位数五位数，因为这个事情讨论了一个早上；不知道IMDB；不看电影；不听独立音乐，独爱JJ、吴克群、周杰伦；不读文学作品；很爱玩手机；大部分人都住在棠下等地的城中村里。我和他们呆了半年，我每天都很难受。这种难受是正常的。因为人类只有跟自己的同类相处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看，只需要这一段，作者就承认了城市画报的全部逻辑(如何来“描述”“小镇青年”，原谅我用那么多引号，作者在说这些人和她那些沉默的“表兄们”时，难道不是和城画站在一起吗？)，和部分的标准（”不听独立音乐”这一项，比城画的标准还恶心）。她唯一的异议是，城市画报选取的角度很糟糕，在上网休闲、焦虑迷茫这些方面，所有的青年都一样。”所有的青年”，这个抽象的、同质的整体。

3. 如前面所说，身份都是取决于关系。没有他者就不会有自我，没有外地人就不会有上海人，没有内地人就不会有广州人深圳人。我不相信存在有什么可以普遍化的”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可以用”不用msn，不知道imdb，不听独立音乐”来概括。这个概念内部充满了各种杂质，矛盾，和暧昧不明。某人在推特上这段话提醒了我（可是后来她/他把这条推删了，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哪位推友）：

看到这段无感啊，我考不上高中的话就是这样的小镇青年，全市只有一家报摊能买到南方周末，所有新上线电影要半年后才租得到盗版碟，书店全是教辅，市民、公交车、煤气管道、居委会这种晚报场景词生活中都没有，打小被媒体主流语境忽略惯了，城画只是不留神直接说出来了而已。

有这位推友这样的小镇青年（真的在乎“晚报场景词”），有我这样的小镇青年，有c老师这样的小镇青年，也有”闭嘴”作者这样的小镇青年，而且，我们都是用城市的霸权话语来言说的小镇青年。我当然可以批评城市画报，不过，在批评的时候，我得意识到，我也是它的一部分，我不能觉得我在为”小镇青年”说话，因为，像我表兄那样的小镇青年，他们不说话。

P.S. 印度大叔第一次拉我去小酒馆时，叫上了所里另一个老师Val。后来他向我解释：印象中东亚的年轻姑娘都很害羞，叫上Val的原因是以防我害怕他这个怪蜀黍。所里另外一个老师Raf嘲笑了他，说CC是cosmopolitan，怎么会怕你。

再后来我跟他说起童年旧事，他说原来你是个little country girl，我说对啊。一个cosmopolitan也可以是一个little country girl，我对两个头衔都没问题。

P.P.S. 意大利全国都没有星巴克和IMAX，不过遍地是咖啡和电影。

此刻关于芮xx提问的事情再写一篇博客似乎是很不明智的事情，但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大家对”代表”两个字的热情，我觉得那完全是掩盖真正的问题。所以我想写一下，1 代表原来是什么意思 2 后来它怎么被政治化了。没兴趣看概念分析的请直接跳到第2部分。

1.

碰巧这学期在上一门课叫”政治代表”，从研究的角度看，我可以列出从霍布斯卢梭密尔到当代作家里的Pitkin（就是那个让我”一般是这样浪费时间”的Pitkin！）, Saward等人给出的一大堆对”政治代表”的理解。但是那样就没人会看了，所以我要写得简明。两种理解，一个是规范性的，一个是描述性的。

A. 规范性的，也就是对于”民主代议制”的传统理解。”代表”需要有三个要素：a. 被代表者的授权 ; b. 代表者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而采取的实质性行动 c. 对行为负责 (accountability不好翻哇)

但是这种理解不能解释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如国际组织，某些国际组织号称自己代表那些监狱里的人的利益，尽管那些人没有授权他们，那些人听都没听过他们。更不用说动物保护组织了。不过别的组织跟他们打交道时，还是会把他们当作某个团体或者某些动物的代表。又比如某国领导人（我没有特指中国），他不是民主选出来的，他在跟别的国家打交道时，他在参加UN会议时，到会的人还是都会把他当成某国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没有represent（规范意义地）他们，但是他是他们的representative。所以我们有了对”代表”的描述性的理解：

B. 某人X，为了某些特定的功能，在某些听众A面前声称代表Y，并得到了听众的认可。和上一个理解的区别是，这里重要的不再是被代表者Y的授权，而是听众A的认可。A会有一些判断标准，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不民主的，比如美国国会那些人，他们判断一个congressman是否为xx的代表时用的标准是民主选举，他们要发展军事合作时判断谁是某国的代表，标准就是谁掌握了该国的军队，哪怕他是个独裁者。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打算选一个代表去和你们的爸妈争取提高零花钱，你们选了A，爸妈也许接受了A做你们的代表，当他们采取民主标准时。但爸妈也许会很蛮横，说A说的不算，只有B过来谈判才算数。对于你们来说，A代表你们。但对于完成”提高零花钱”这个特定功能来说，B才是你们的代表。所以，”代表”这个概念本身和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生活中的”代表性”思维无处不在，因为人们倾向于把similarity（”代表”的形容词维度）等同于authorisation（”代表”的动词维度）。比如，假设你们班上只有两个台湾学生，你们讨论起问题，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两个台湾学生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学生的观点。老师可能会说：”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台湾的同学怎么说？”这种事情在留学生组成的班级里再普遍不过了。政客有时候会利用这种联想，比如他任命一个黑人做xx部长，大家可能会想，好呀，他是个黑人（similarity），所以就会采取一些增进黑人利益的行动（authorisation），事实真的会如此吗？这种联想很可能只是虚构的。

但人们还是会这样想。奥巴马说”这个问题留给韩国记者”的时候就等于建立了这样的联系，”韩国记者”在执行”提问”这个功能的时候，在”听众”奥巴马的面前，就是韩国的代表（描述性的），因为听众的认可。同样，芮xx也是中国的代表，不管他有没有说出来。考虑到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媒体发言，他说自己代表亚洲，在描述性的层面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有那个相似性。所以，如果仅仅是纠结”代表”这个词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要么，你觉得他不能代表你，那么他和你之间没有相似性，你没必要为他说什么而”难受”（王三表老师的词）。 要么，你觉得他确实在代表你，那么他说对了，你没必要难受。

（对于王老师的文章，我想说，三个代表在心中，您心中有代表，才会觉得谁说代表这个词谁就恶心。）

总结：即使芮xx没有用”代表”这个词，听众还是会把他当作中国的代表（描述性，不要再说什么你不承认了，描述意义上的代表不需要授权），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思维，发生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更是再自然不过。”代表”问题本身在这个例子上没有政治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政治意义。

（关于非政治的部分，这里还有一篇技术文值得推荐。）

2.

我们为什么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呢？首先是因为我政府有声名远播的”三个代表”理论，该理论被当作该政府/该党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也就是说，它理应是·规范性·的”代表”，它理应是建立在授权、实质行动和负责的基础上的。结果呢，它没有。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所有的”代表”都是虚伪的，包括那些本来就不该掺和到授权负责神马神马的描述性代表，从而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代表”。

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处吗？没有。有什么坏处吗？没有。重要的是，它没用。

我的意思是，反对描述性的代表没用，那根本就不干你的事儿。反对三个代表还是有用的，连昂山素姬女侠都熬到光明了呢。

更有趣的是，有这么两个主要的派别：

五毛党：芮xx为中国人民争到了话语权，让美帝难堪，赞！ 五美分党：芮xx是被CCTV洗脑的工具，又来洗脑人民，让我们丢脸（当然，如果你觉得”丢脸”，就等于承认”代表”了），可耻！

两者的主要分歧是，五毛党认为，中国人民就是中国政府；五美分党认为，中国人民就是和政府对立的，被政府压迫的那些人。但两个假设都是错的。人民和政府、社会和国家，固然是要分开研究的，但分开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不是苹果和橘子。

芮xx是否为cctv的代言人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他是否要争话语权（有人要说了：只是政府的话语权，这种说法的偏颇性见上一段）这个事情似乎是有答案的，他自己承认过，他在2009年G20峰会上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似乎已经成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印象：中国新资本主义的代表，年轻，聪明，民族主义。（这几个词来自纽约时报）也就是说，他是和政府合作的本土精英的代表，他想这一类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有话说，很多时候他和政府一样，表现出对该体系既迎合又反对的姿态。

于是我发现在虚拟空间里，我们的国家表现为一种和殖民地政治相反的结构。在殖民地政治里，本土精英阶层/统治者是迎合西方霸权、跟他们搞合作的；而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则既反对本土的统治者也反对西方霸权。在我们的虚拟空间呢，统治者经常要跟西方唱反调（虽然其实他们暗地里搞得欢畅），经常谴责一下某些国家某些委员会插手我国内政；被统治者呢则时刻盼望着西方的自由民主早日解放中国（再一遍，其实他们和有钱又有权的中国政府暗地里搞得欢畅）。

值得一提的是，我特地给印度同学看了视频，问他作为亚洲人有没有因为”被代表”觉得不爽。他说那要看他问什么问题了，看了问题之后他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这种话在记者会上也没什么奇怪的。而且他觉得在这个记者的行为中有勇敢的部分：1.告诉奥巴马亚洲是异质的，不是他觉得留给韩国人一个问题就能解决的。2. 因为奥前面一直在说翻译，这个记者的姿态表明”"we can talk to you now in your own terms”, 而不是只作为translated audience。这样的理解初看可能有点奇怪，但是考虑到此男是来自前殖民地、目前研究后殖民主义的民主理论的质疑男（没错，搞批判理论的人就爱质疑），就很自然了：他们总是觉得第三世界就是要为了有自己的声音而挑战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想象。

最后，我一直强调”虚拟空间”，指这只是五毛党和五美分党的对立，实际情况要复杂地多。自然没有那么和谐，也没有那么不和谐，这类大问题只有请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老师们来讲解了。我只觉得，不关心现实的人，无需醉心于吵架和批评（批评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关心现实的人，说理之外自当做些能实在促进社会正义的事情（比如这个）。 （靠，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想说吵架没用，结果自己又写了一篇吵架文。）

那天在推特瞅到据说是刘瑜老师在单向街的对话，有观众问她是否爱国（虽然这个问题也很傻），她回答说国有什么好爱的，不过是个暴力机器。这里当然有明显的置换概念，观众问的是nation，她答的是state。但让我又想起了另外一篇豆瓣的文章，是关于她没有回答的那一部分，人需不需要有归属感？人是不是需要爱他/她所属于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想大多数人会答是，后一个问题，也许需要讨论一下。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爱国心”的，源于当时日本知识圈里关于07年教育基本法改革的讨论：据说政府/国会执意修改教育基本法，要把“爱国心”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原则之一，《世界》等杂志（类似于“读书”性质的）纷纷开特辑批判之，表示在“爱”国之前必须要有“思考”国家的自由，而这种法律规定等于剥夺了一个人思考的自由。当时我的总结是，爱国主义是完全的私人事务，是选择而非义务，不该放到公共领域来谈。

现在我想说的是，讨论该不该“爱国”这个话题本身，已经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了。我当时说，“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多前现代的含义，可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从前现代的资源里寻找动力（在民族主义研究中，也总是有两派做斗争的，一派强调前现代的、族群性的部分；另外一派强调现代的、国家的部分），它用某种方式把前现代现代化了。好吧，什么是民族主义？翻开每一本教科书都会给你很多页的解释：意识形态也好，政治运动也好，各种各样。往最简单的方向说（冒着过分简单的危险），两个面相：1. 政治的面相，就是nation-state中间那个连字符，他们说现代政治全都是关于那个连字符。民族要和国家联系起来，要有民族自决权来实现“自治”。2. 文化的面相，每个民族都有些独自的传统、特性，或曰民族性。

有人强调前一方面，比如法国人勒南，他在著名的演讲里说，什么是nation? nation就是每天投票；也有人强调后一方面，比如费希特，也是著名演讲“告德意志民族书”。两方面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我倾向于同意盖尔纳的“先有民族主义后有民族”，那些传统那些文化是通过政治想象才获得了意义。

两个也都有问题，关于自决权，比如无论你支持西藏独立也好反对也好，都是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区别而已。—— 当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初版本，主要是反满，吸引了包括汪精卫章太炎在内的一帮激进派。梁启超其实也靠近过这个观点，觉得西方既然是靠民族主义强大起来的（他确实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富国强民的工具），中国也要学习，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族的国家。后来他觉得不对了，开始和革命派笔战了若干年（在东京和横滨），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大民族主义而非小民族主义，这其实也是孙中山后来接受了的版本，汉蒙回满藏“五族共和”（且不说那些别的少数族群哪里放）。一个民族是否需要一个国家，是个现在有点过时，但依然纠结的问题，看看世界各地的分裂主义就知道了。先独立的阻挡后独立的趋势，如同先富起来的阻挡后富起来的趋势一样。

关于民族性，比如日本，日本人执着于各种“日本例外论”（我说这句话本身，也是对日本人“特性”的某种描述咯）。当然也有反论，某著名的民俗学家纲野善彦写过一本该主题的代表作“日本論の視座”，不过我总觉得，这本书的构造基本上就是从一种日本例外论走向了另外一种日本例外论（好像说“摩羯座的人最不相信星座”=。=）。还有更好玩的例子呢，上面说的勒南的强调政治的民族主义被视为法国特性的代表；而费希特的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德国特性的代表。这么说，一个民族还真是有一些特性。关键是，这些特性不是自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表述）不断地再创造出来的。如同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总伴随着对他者的边缘化一样，文化上民族特性的建立也得依靠对他者的边缘化，有时候是压迫。

总之，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你说你爱也好恨也好，都得先响应民族主义的号召建立你的一块砖式的“中国”意向才行。在这方面，我觉得那些恨的比爱的更民族主义。爱可能是不自觉的乡土情怀，恨，还真得好好经历一番政治创造才行。那些淫淫网上经常出现的，怒斥“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形象”的论调；和推特上经常出现的，觉得该“形象”还不够丑化的论调，基本上是硬币的两面。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人只能出生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他/她是否必然对这个不能选择的环境产生归属感我不知道，这种归属感对于民主政治是否必要有待争论（这是现在许多围绕公民权的争论的焦点）。但我觉得我又回到了起点，感情问题不该拿来做政治筹码，它会被利用（爱或者恨），掩盖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可是事实是，它们经常被利用，不打算利用它们的人反而被误解。开头提到的文章里说“阿伦特不管在哪里，以何种立场思考，都还是一个犹太人”，但阿伦特不为犹太人说话，她受到犹太人组织的谴责和诽谤，她在艾希曼报告中指责审判的理由和目的都是不够公正的，是为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正当化理由。她是一个女性犹太裔政治哲学家，但她不只是一个“女性”政治哲学家，不只是一个“犹太裔”政治哲学家，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那篇文章里举阿伦特是个最坏的例子。她对自己的身份保持忠诚，但永远以独立的姿态书写政治。

1945年苏联的Dynamo足球俱乐部（现在属于乌克兰）访问英国，和英国的足球俱乐部踢了四场比赛，乔治·奥威尔就此事为Tribune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体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也算是他的散文名篇之一。他写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足球和其他的体育运动所引发的敌意和狂热，这在古典时期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不曾存在的。在那些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和缅甸，体育运动（game playing）和民族主义几乎是相伴相生地一同发展起来的。奥威尔最后说：”我当然不是暗示体育是国际对抗的主要起因，在我看来，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本身，不过是那些制造了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另一个结果而已”。

在二战刚刚结束、冷战初见端倪的时代，竞技体育引发的敌意和仇恨几乎是毫无意外、顺利成章的，如今体育精神的负面效应大多不再为人关注，看起来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我看了这期三联周刊（06/21）的专题”一支球队和一个国家的气质”之后，立刻又想起了奥威尔的文章，最初是在几年前的英国散文史课堂上读到的。半个多世纪过去，未变的是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得到表达的，民族、族群之间的敌意，比如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支球队的对立被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情绪所强化。变化则是许多新情况的出现–殖民体系的解体，前殖民地国家现在成了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迎合到拒斥，民主化的”第三波”起起伏伏，始终不能在通向自由繁荣的道路上走得畅通。

于是足球又承载了弱者反抗强权秩序的梦想，这是作家和电影导演们编织的马拉多纳传奇的主题。这位在身上纹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大叔，谁在乎他是不是真的革命者？即使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支持右翼政府，再即使他为自己当年加入那不勒斯足球队所找的托辞其实很值得怀疑–意大利北方是经济和金融中心，而贫穷落后和黑手党则是南方的象征，马拉多纳以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姿态说，尤文图斯是肮脏的权贵，他只想去那不勒斯。但他又在自传中澄清，其实当时只有那不勒斯一家提出收购。这都不妨碍他现在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和反全球化运动支持者，他不准女儿看蜘蛛侠和指环王，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告诉我，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出现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小孩都说着英语，所有男人都在为纽约扬基队尖叫。”

市场经济下职业体育运动由资本掌控，指令经济下有国家——在北朝鲜，就是军队。1966年朝鲜和意大利1:0的比赛中立功的朝鲜球员朴斗翼是军人出身，重返朝鲜人民军之后，军阶由下士升为中士。2002年有个英国导演拍了一部关于1966年朝鲜国家队的纪录片”Game of Their Lives “，朴在片中说：”我认识到足球不只是关于输赢的。无论我们去哪里，踢球都能促进外交关系、增进和平。”我没有看这部片，只能断章取义地理解这说法太乐观。踢球只是外交关系的调剂罢了，四十年过去，他的国家只是更加孤立了——”像是午饭时谁都不愿和他一起坐的怪孩子”，他的球队也依然是军队做支撑。最强大的一支叫做4.25，又称”常备国家队”，足球队和其所属的4.25体育团都属于朝鲜人民军，4.25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人民军的创建日（看比赛时，解说员说某某队员来自425，我还想：朝鲜的足球俱乐部都是按数字编号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管是体育、还是别的是什么，总归要么是资本逻辑，要么是国家机器的逻辑。

有时候看世界杯简直比看外交史的课本还能感受到强烈的地缘政治话语。无论是评论员还是看客，总要念叨着”欧洲球队”、”南美”、”亚洲”、”非洲”诸如此类。如果要因循马拉多纳传奇的思路，南美在绿茵场上是后发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那么朝鲜可看作坚持做”怪孩子”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挑战。再过度阐释一下，中国不出现是很合理的，既不挑战秩序，还能促和谐闷声发大财。但我得说，这些都是幻象罢了。好像真的有国家交战、区域争夺，白白增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带来不了任何改变。

套用奥威尔的话–这话说的真是一点不错，足球运动不是激化国际不平等秩序的原因，也不是改变它的手段，只是造成这不平等秩序的诸多因素的另一个结果而已。说足球和政治无关真是无稽之谈（马拉多纳回忆1986年的英阿之战时写道：赛前采访时我们都会说足球和政治无关，但那是谎言，我们满脑子都是复仇！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把这些英格兰球员当成了仇恨的对象，阿根廷人民遭受的苦难要有人偿还… 我们有种强烈的信念：我们要为国旗而战，为死去的小伙子们，也为幸存者们而战…），说足球可以改变政治也是无稽之谈，但作为一种梦想，做一下倒也无妨。三联的那篇文章结尾写得很煽情：

当第一个黑人选手代表英格兰和德国出战时，当非洲移民的后裔占据法国队的半壁江山时，当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孩子成为代表国家威望的英雄时，当一个弱小的国家获得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他们那面略显陌生的国旗时，我们相信，足球始终有一种平等的诉求，跨越种族、贫富，那些喜与悲都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它向等级森严、嫌贫爱富、大国欺负小国的秩序挥舞着愤怒的拳头，也许这其中包含象征的成分，也许现实世界还是一样的残酷，并不会因一场比赛而改变，但是，你只要认真看，就能看见那只愤怒的拳头。

愤怒可以助一支球队赢得比赛，却不能助一个国家摆脱情感的奴役，摆脱自大和自卑，摆脱孤立和贫穷。有时候我们寄希望”精神”太多，也许是因为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时，只有愤怒了。

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展，下图是这次展出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许遭到枪击的《对话》更有名？），看起来像是预言又像是警示（网上搜得到黑白版，这张是我翻拍自《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期的封底）：

初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对交通规则一无所知的我想当然地理解成”不许左转”，很久之后才明白是不许掉头的意思–确实这样才说得通。89以后的中国谁都知道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才是我最不能释怀的地方。从历史上看，隔了这么远的距离，邓小平做了一个当时来说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然后带给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延伸阅读，The Tank Man）。牺牲者，牺牲者只是牺牲了，我们从不回头。

我的毕业论文写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在导师和我众多的分歧里面，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客观到冷酷的态度：”你说文革暴力了，跟土改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他们来说，对邓小平来说，死几个人算什么啊，整死人算什么啊，大不了以后平反就是了。”可是他是对的。多年以来我企图消除人们对”政治”这个词的偏见，仿佛它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般高贵和美好，但最终还是得承认韦伯所说的–它是”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它是卡尔·施米特或者毛泽东的划分敌友，在争取朋友和消灭敌人之间，个人没有地位可言。

同样是1989年，陈嘉映和一些知青友人计划创办《精神》杂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办成。过了将近20年后，他又把当年写给这个杂志的序言拿出来，作为一本论文集的序，文末写道：

我们这代人有过什么呢？

十年后，几个朋友聚会在黑山沪。照样在庭院里摆出酒来，登山歌唱，踏着河沿探讨世纪的归宿。我们教育了自己十年，希腊的思想德国的音乐不再陌生。但他们照样新鲜。历史像生活一样，总把最美好的赠给爱它解它的心魂。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呢？ 据说，这是失学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受伤的一代。人们差不多要来可怜我们了。国家会有耻辱，时代会有伤痕，我们没那些。当然，我们也没有钱，没有权势，甚至没有很多普普通通的正当权利。 我们只有精神,于是我们在这里相会了。

我爱这段话，可是那样的年代不会再来。也不该再来。

再附几张现代艺术展的图片：

在”穿Prada的恶魔”中，对于风流作家对Miranda的嘲讽，Andy说：好吧，她是很厉害，但如果她是个男人，人们就会只看到她工作多么出色，而丝毫不会注意到其他任何事。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然后昨天我又在柴静小姐的博客上，看到善良网友留言说：”电视里柴静正在面对面，好像从来没见笑过，笑一下也是浅尝辄止，眼睛里都是忧患。女人一思想深刻，皱纹也跟着多了，可别成了女顾准，宁愿少一思想家，也要留一枚好女子。“

这些话让我心生感慨。作为在世界上最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成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我当然不是到今天才突然发现了女权问题、或者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等等；我也不打算化身为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鼓吹者者——虽然这在左派理论中很流行，而且说的都是大实话。从卢梭到罗尔斯的全部政治学说史中显然都排除了女人在政治关系中的存在，更不用说古典时期了。启蒙哲学最伟大的捍卫者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答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然而，”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所有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可以说，直到今天，女人没有脱离被加之于的不成熟状态–尽管并不是自己所加之，甚至”不成熟状态”这个概念也是由男人所界定的。然而我现在开始对于作为整体的女性充满崇拜之情，是因为她们安然于此，她们认识到这原初性的不公，但是绝大多数（想想女权主义者比例之小）并不试图改变，她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像康德这样的男人所揣测的，认为步入成熟状态是艰难而危险的，而是因为她们奉献于自己的天职，承受谦卑的重量。

她们安于承受子宫里胎儿的重量，男人的身体的重量，首饰华服的重量，更多的需要遵守的礼仪的重量，精致发型的重量，孤注一掷的爱情的重量，甚至神的重量。我没有任何宗教情怀，但是我很想搜索《浮士德》中那句”Das Ewig-Weibliche Zieht uns hinan“的意思，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的含义困扰了我很多年，直到我查到原文，Weibliche是feminine，形容词，the feminine该怎么说？女性性？这个困难就像翻译卡尔·施米特的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大陆译本是政治的概念，但显然不是politics的概念，台湾就翻译成了“政治性的概念”，日译是『政治的なものの概念』。「的なもの」是个很百搭的词，所以前面那句浮士德，就成了「永遠の女性的なるもの、我等を引きて昇らしむ」。

扯远了，继续说我搜索这句话的意思，见到一本书里解释说神圣智慧与上帝的意象相联系，而女性的、人的智慧则描绘了一副更为全面的，人性的图景。理性、独立和野心的局限性，必须由直觉、合作和谦卑来平衡。他引用路加福音中玛利亚对大天使所说的话：Here am I,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let it be with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拥有直觉的智慧和承受的美德，但是the feminine, 女性的なるもの正是如此：接受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且成为”美”这个形容词的化身。这是我崇拜女人、而未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原因。

据称，所有有跨越边界的行为的人，都可以叫做移民。

但是边界有很多种定义方法，其中最广为接受的－－也是为官方（官方当然是个很松散的所指）接受的定义是，国境。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和别人讨论nation，对于理所当然地应该熟悉政治史的我来说，nation和state的区别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和一个只从常识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人讨论时，才意识到，对一般人来说，nation和state并没有区别。当 然，近300年来，确实无甚区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nation state的世界体系中（当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外，比如在前殖民地的非洲国家，nation和state之间有相当的裂缝）。尽管在学界有所谓现代主义 者和前现代主义者之分，后者强调pre-state的nation；但是我觉得那是无意义的。我确实同意，nation作为一个彻底的现代概念，是只有通 过国家才进入历史进程的。因为它彻底的现代性，对于前现代的行为，很难用应用这个词汇－－在中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争论。

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复杂，因为直到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还不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Chinese Nation的东西。想想看条约的内容，英文版写‘中国政府’的地方，中文版写的是‘大清大皇帝’。中 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民报时期的汪精卫是政治理论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确切点说是汉族主义者，他援引很多19世纪 德国国家学的理论，力证西欧式的一民族一国家模式是实现民主共和的唯一条件，所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反满。但是梁启超坚决反对这个观点，虽然他也同样援引西 欧学说，但结论是国民与民族是不同的，中国的国民，可以由不同的民族组成。当然，这个字面区分只能在中文语境下成立（和日文），英文中的区分是加形容词： (有争议的)cultural nation和political nation。结果后来nation一词很难被理解为‘民族’了，‘民族’在中国大陆一般更多指ethnic group。在台湾nation翻译成‘国族’，是个不错的翻译，但依然有‘族’这个字。

在 其他国家，用语也没有清晰到哪里去。相对比较清晰的是德语，以national开头的复合词和以Staats开头的复合词有严格的区分。英语中的 national debt，显然是一个具体的、国家的概念，故德语则为Staatsanleihe；那些抽象一点的、象征性一点的概念则用nation，比如 Nationalcharakter，National Ehre（国民性、国民荣誉）。功能主义构成了联合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但是仅仅从字面上而言——联合国不是国家的联合，而是nation的联合。罗尔 斯的万民法，也许为了显得更少国家中心主义，叫做“the Law of Peoples”, people是另外一个容易和nation混淆的词。不过根本上，从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到罗尔斯的万民法，虽然措辞不同，仍然都是以nation- people-state这个边界重叠又冲突的共同体为中心的。美国是个奇怪的例子，把次国家级的共同体叫state，国家级的叫作national- xxx，而到了外交关系中又成了state，比如国务卿。

现在我要从用语的混乱中回到最初的主题上：何以nation state之间的边界成为了界定移民的唯一边界呢？或者说，谁来界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很晚近才发生的事情。19世纪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能力和兴趣数乘船前来的人的数量，更别提离开的人了——据称19世纪有20%去往 北美大陆的移民又回去了，但是无可查证，因为没有足够的记录。护照据说是法国人发明的，在还没有摄影技术的时候，记载的只是持护照人的身体特征，比如眼睛 的颜色、头发的颜色——这在东亚想必行不通，不管怎样，这种文件从19世纪到一战以前都没有真的成为一种制度，不会在你跨越边界的时候被要求出示。现代技 术的发展让现代国家有了绝对的能力控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的身份、行动、生活，以及生命。

关键在于：界定什么是移民的人与移民自身的观点是冲突的。这种冲突，还是要归结于国家意识形态和生命政治上去吧。

作为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们显然也把在国境以内跨越边界的人叫做移民：比如在中国，媒体常说，每年从西部及中部向东南沿海流动的人群，堪称目前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我有时会想起14世纪还是15世纪的瑞士，从别的封邑或者庄园之类的人到苏黎世，他们被称为移民，直到他们取得市民资格。在这种情况 下，移民是一个和市民相对的概念。那么在中国这个规模浩大的人群是不折不扣的移民，甚至比其他跨越国家边境并因此被剥夺某些权利的国际移民更少权利。他们 不能奢望市民资格——现在我们改叫公民了，公民权是奢侈品，至少可以挣得生存权？也许唯一的希望是挣得子女的受教育权，这后一点虽然颇受社会和党和政府的 关心，也未见得有何实质性进展。

我想从我自身的角度看，是认同自己为移民的——不是基于跨越国境的行为，而只是基于跨越边界的行为。和这个社会三十年来无数的从边缘地区涌向中心城市的人 一样，我是他们的一分子，我和他们一样被同化、被整合——但是我并不认为移民有义务被整合，虽然相当程度上他会被，并不代表他应该被。幸运的是，我得到了 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似乎是种恩赐），而且据称是“高等教育”。然而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强化边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与之相反，这是我们的教育失败之处 ——而是应该带来质疑边界的正当性与真实性，质疑整个历史进程的机会。

（接近子夜时分的新宿车站）

本来只是冲着John Hurt去看了BBC的HIROSHIMA，我深深迷恋这个老头的声音，所以发现由他做narrator的纪录片自然不想错过，其性质如同于为了听Tilda Swinton的声音而去看三集冗长的galapagos一样。但是后来这个片子另我久久不能平静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喜欢谈论广岛，而且每次谈论都是那么几句话，但是对我来说，它之所以意义重大，不光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人们对它的争论。人们对它的争论触及古老的神义论问题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根本冲突。

所以我对Amazon和youtube上面人们的评论格外有兴趣。评论并不多，但是焦点十分明确：全都集中于广岛能不能被justify这一点上。认为能够正当化或已经正当化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加快了战争的结束，减少了美军以及可能远远超过广岛长崎死亡人数的日本本土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美国给了日本机会投降，后者咎由自取。而所有认为不能正当化的人只有一个理由：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

有一位说：

It scares me to think that anyone could think those horrors could be justified at any cost…

另一位回复说：

What scares me even more is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o ideologically rigid that they can’t understand how things like this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这后一位同学的发言真是深得韦伯的责任伦理之精髓。韦伯说：“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哪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去做的事。”

他举了一个出名的例子，在一战期间，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同样的逻辑，想必也可以运用于我党八十多年历史中短暂的几段中。

但是韦伯从来不曾将信念伦理放在一边，他从来不曾认为任何人或理论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

当然，我引用这些并不是说，做出投放原子弹的决策是为了道德上为善的目的，事实上，关于当时的国际情势——主要是美苏关系，以及决策过程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中是个大有挖掘之处的宝藏，只是根本上来说外交史研究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开放，这用我院院长、某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再明白不过：外交/国际形势没什么好讲的。知道的人（亦指认识很多人）心里明白，不知道的人讲了也没用。所以他的讲课一般都是在讲述社交活动经历：“上个星期开会时遇到左克利，他说最近……”

回到广岛。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听一个广岛的民间团体来做交流，无非就是原爆体验者讲述经历——我相信他们的后半生就是由不断地讲述构成的，不断地讲述，人们如何在瞬间皮肤变成焦炭般地全黑，如何在烧灼中死去，如何爬到河边，如何在手术中取出身体中的大块玻璃。讲述这些的时候，他们语调平淡，与惨烈的内容如此对比鲜明。记忆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随着人的消失，如同奥斯威辛，如同南京，如同其他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朗读者”里的米歇尔（仅指小说，电影还没看）一定要去集中营，“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像，补全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悠游其中”。他说：我要的是事实，用事实来驱逐想像的陈词滥调。但是结局当然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只找到了一种最可怕的失落感。

这部关于广岛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书籍、电影、歌曲一样，构成我们的集体想像，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真实的广岛消失了。作为历史的广岛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非历史性的政治与道德的辨难。

Hiroshima

Wishful Thinking

Theres a shadow of man at Hiroshima Where he passed the moon In a wonderland at Hiroshima Beneath the augustmoon [...]]]> 本来只是冲着John Hurt去看了BBC的HIROSHIMA，我深深迷恋这个老头的声音，所以发现由他做narrator的纪录片自然不想错过，其性质如同于为了听Tilda
Swinton的声音而去看三集冗长的galapagos一样。但是后来这个片子另我久久不能平静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喜欢谈论广岛，而且每次谈论都是那么几句话，但是对我来说，它之所以意义重大，不光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人们对它的争论。人们对它的争论触及古老的神义论问题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根本冲突。

所以我对Amazon和youtube上面人们的评论格外有兴趣。评论并不多，但是焦点十分明确：全都集中于广岛能不能被justify这一点上。认为能够正当化或已经正当化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加快了战争的结束，减少了美军以及可能远远超过广岛长崎死亡人数的日本本土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美国给了日本机会投降，后者咎由自取。而所有认为不能正当化的人只有一个理由：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

有一位说：

It scares me to think that anyone could think those horrors could be
justified at any cost…

另一位回复说：

What scares me even more is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o
ideologically rigid that they can’t understand how things like this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这后一位同学的发言真是深得韦伯的责任伦理之精髓。韦伯说：“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哪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去做的事。”

他举了一个出名的例子，在一战期间，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同样的逻辑，想必也可以运用于我党八十多年历史中短暂的几段中。

但是韦伯从来不曾将信念伦理放在一边，他从来不曾认为任何人或理论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

当然，我引用这些并不是说，做出投放原子弹的决策是为了道德上为善的目的，事实上，关于当时的国际情势——主要是美苏关系，以及决策过程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中是个大有挖掘之处的宝藏，只是根本上来说外交史研究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开放，这用我院院长、某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再明白不过：外交/国际形势没什么好讲的。知道的人（亦指认识很多人）心里明白，不知道的人讲了也没用。所以他的讲课一般都是在讲述社交活动经历：“上个星期开会时遇到左克利，他说最近……”

回到广岛。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听一个广岛的民间团体来做交流，无非就是原爆体验者讲述经历——我相信他们的后半生就是由不断地讲述构成的，不断地讲述，人们如何在瞬间皮肤变成焦炭般地全黑，如何在烧灼中死去，如何爬到河边，如何在手术中取出身体中的大块玻璃。讲述这些的时候，他们语调平淡，与惨烈的内容如此对比鲜明。记忆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随着人的消失，如同奥斯威辛，如同南京，如同其他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朗读者”里的米歇尔（仅指小说，电影还没看）一定要去集中营，“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像，补全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悠游其中”。他说：我要的是事实，用事实来驱逐想像的陈词滥调。但是结局当然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只找到了一种最可怕的失落感。

这部关于广岛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书籍、电影、歌曲一样，构成我们的集体想像，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真实的广岛消失了。作为历史的广岛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非历史性的政治与道德的辨难。

Hiroshima

Wishful Thinking

Theres a shadow of man at Hiroshima

Where he passed the moon

In a wonderland at Hiroshima

Beneath the augustmoon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face

Remembers the place was here

Fly the metal bird to Hiroshima

And the way a load

Speak a magic word to Hiroshima

Let the sky explode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name

Remembers the flame was Hiroshima

And the world remembers his name

Remembers the flame was Hiroshima

Hiro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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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一部政治题材的面向公众的纪录片之难，在于它不但要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显然，在各种主题中，再没有比这个主题更难不偏不倚的了。而讲道理，本来就不是电视节目的应有功能，若要理解意识形态之战的虚妄，大可以去看书。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The Power of Nightmares 都神奇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堪称此类节目之典范–当然了，此类节目本来就不多。

1.殊途同归

故事从三十年前，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的起源讲起，这时我们就开始隐隐意识到，这两个如今在世界政治中水火不相容的势力，或者教派，是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以Al-Zawahiri在内的许多激进主义者，无疑都是受到了伊斯兰思想家Sayyid Qutb的著作的启发，这位思想家把现在的伊斯兰社会看作是Jahiliyyah（ignorance of divine guidance），因此从根本上，所有当前的伊斯兰国家都是非伊斯兰的，也是非合法（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侵蚀。这些侵蚀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滋生邪恶，摧毁正义。

同样从道德出发思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也告诉公众：正义与邪恶之争不可避免，我们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便是如此。区别在于，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来说，宗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目的；而对于新保守主义来说，宗教的力量更多是作为手段，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从而重塑社会道德与团结，改变美国。更高明的是，新保守主义通过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取向，还实质上模仿了马克思主义，也许说成列宁主义更准确一点。在片中，施特劳斯学派的若干代表人物，学者和官员（比如Paul Wolfowitz）悉数登场，无奈他们的努力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取得太大成功。转机出现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到这时，两个故事终于可以讲到一起了。

在冷战时期，苏联自然是邪恶力量的代表，恐怖主义的网络据说有一个指挥部在莫斯科，搞笑的事情层出不去。有一段时间，记不太清，好像是里根政府时，FBI新上任一个官员很相信苏联确实在搞神秘武器，另外一个知请者告诉他没这回事，他很自信地拿出一堆资料说这里有很明确的证明，知情者一看，都是FBI自己编出来搞宣传用的=。=。然后说到阿富汗，这下好了，美国出钱，伊斯兰组织出力，在阿富汗一起对付俄国人，最终苏联垮了，新保守主义很开心，以为自己胜利了–问题是，他们打败了谁呢？这个片子的观点是，他们打败了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

本拉登这个大户也在阿富汗战争中登场了，因为Zawahiri也是几番入狱穷得叮当响，听闻有有钱人自阿拉伯来，不亦乐乎。网络是没有的事儿，天知道整个阿富汗–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几个有武器有组织的人。不过，没有组织就不危险了吗？也不是，真正危险的是Qutb和Zawahira的思想，这思想可以鼓舞分散于全世界的孤立的个人。可是新保守派力气用错了地方，忽略了真正的危险，而去追逐一个影子敌人。

殊途同归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当他们分别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当他们联合（以某种形式，联盟或战争）起来的时候，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恐惧

克林顿的上台对新保守派是个打击，他们只好一心扑在总统的个人道德问题上。虽然有些证据确凿，有些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总之克林顿被搞得很郁闷。小布什的头个任期，大家都知道，被911给拯救了，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借911之际彻底翻身：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踏破铁鞋的”组织”啊。不过据一些受访者表示，因为要构成起诉，一定要有个组织，于是他们就想了个组织出来。

接下来就是制造恐惧了，又是笑话不断，部分事例我们在《华氏911》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这个电视片的目的是试图劝说公众不要恐惧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想想看，政府说：我们很有可能被袭击，所以要这样那样…… 比较理智的人说：没那回事，用不着慌，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容易遭袭击，概率并没有增加。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哪怕只有0.01%的可能性遭到袭击，那么恐惧就是有理由被制造的。更有甚，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编造了一种奇怪的袭击方式，恰好启发了某个恐怖分子，于是他便放出风声来说”我们将会如何如何”，即便两者都是无中生有，公众也只能选择相信某一边，而不敢两个都不信。

片中一位很靠谱的叫Bill Durodié的学者说：”我并不是说恐怖袭击不会在英国本土发生，我说的是，我们对于实际上能力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有着夸大的幻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回应方式改变了。”紧接着叙述者补充，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比如最近的马德里爆炸案，关键在于，政治家的回应方式改变了。当时是2004年，一年之后伦敦也发生爆炸案，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淡然观之。

政治家制造图景的方式变化，是这部片所宣称的主题。记得在各种教科书中，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规划一整套以待实现的图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方式变化了，曾经，革命者和政治家喜欢描述美好未来，后来，后工业社会之后如此不管用了，他们就开始描述恐惧了。因为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时代，敌托邦（dystopia）比乌托邦更奏效。

3. 信仰

《社会契约论》里的卢梭，在第四篇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结尾）突然讲起市民宗教，这成为让卢梭研究者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说，第一，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作为基础，国家的建设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基督教对于国家组织来说，与其说有益，毋宁说有害。 这后一个问题，放在古今之争（古典希腊对近世基督教世界）的背景下可以理解，前一个问题，则至今常被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争论过一段，不过最近的倾向，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趋同了。

关于世俗国家是否一定有先验的宗教的东西作为根基这个普遍的问题，也许两说；不过对于享有例外论的美国是否以宗教的资源为根基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肯定回答了。这一点，可以从罗伯特·贝拉的反驳哈贝马斯的文中得到证实，他从头到尾都在以一个特殊性的例子（即美国）来反驳哈试图构建的普遍性理论，同时暗示性地讽刺了一下哈贝马斯对美国历史之无知。

我记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拼接，是Zawahiri在埃及狱中的高喊和一呼百应，紧接着是美国的某个宗教集会，教坛上的演讲人高举双手的热血沸腾。最终，不免会觉得，这世界上如今最为对立的两个力量，其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太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

还是引用Bill Durodié的结尾，搜了一下他的主页，发现上面竟有他所有发表论文的电子版，此等共享精神真是很赞，推荐一下。

Whilst the 20th century was dominated between a conflict between a free-market Right and a socialist Left, even though both of those outlooks had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ir problems, at least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whereas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

拍一部政治题材的面向公众的纪录片之难，在于它不但要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显然，在各种主题中，再没有比这个主题更难不偏不倚的了。而讲道理，本来就不是电视节目的应有功能，若要理解意识形态之战的虚妄，大可以去看书。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The Power of Nightmares 都神奇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堪称此类节目之典范–当然了，此类节目本来就不多。

1.殊途同归

故事从三十年前，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的起源讲起，这时我们就开始隐隐意识到，这两个如今在世界政治中水火不相容的势力，或者教派，是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以Al-Zawahiri在内的许多激进主义者，无疑都是受到了伊斯兰思想家Sayyid Qutb的著作的启发，这位思想家把现在的伊斯兰社会看作是Jahiliyyah（ignorance of divine guidance），因此从根本上，所有当前的伊斯兰国家都是非伊斯兰的，也是非合法（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侵蚀。这些侵蚀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滋生邪恶，摧毁正义。

同样从道德出发思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也告诉公众：正义与邪恶之争不可避免，我们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便是如此。区别在于，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来说，宗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目的；而对于新保守主义来说，宗教的力量更多是作为手段，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从而重塑社会道德与团结，改变美国。更高明的是，新保守主义通过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取向，还实质上模仿了马克思主义，也许说成列宁主义更准确一点。在片中，施特劳斯学派的若干代表人物，学者和官员（比如Paul Wolfowitz）悉数登场，无奈他们的努力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取得太大成功。转机出现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到这时，两个故事终于可以讲到一起了。

在冷战时期，苏联自然是邪恶力量的代表，恐怖主义的网络据说有一个指挥部在莫斯科，搞笑的事情层出不去。有一段时间，记不太清，好像是里根政府时，FBI新上任一个官员很相信苏联确实在搞神秘武器，另外一个知请者告诉他没这回事，他很自信地拿出一堆资料说这里有很明确的证明，知情者一看，都是FBI自己编出来搞宣传用的=。=。然后说到阿富汗，这下好了，美国出钱，伊斯兰组织出力，在阿富汗一起对付俄国人，最终苏联垮了，新保守主义很开心，以为自己胜利了–问题是，他们打败了谁呢？这个片子的观点是，他们打败了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

本拉登这个大户也在阿富汗战争中登场了，因为Zawahiri也是几番入狱穷得叮当响，听闻有有钱人自阿拉伯来，不亦乐乎。网络是没有的事儿，天知道整个阿富汗–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几个有武器有组织的人。不过，没有组织就不危险了吗？也不是，真正危险的是Qutb和Zawahira的思想，这思想可以鼓舞分散于全世界的孤立的个人。可是新保守派力气用错了地方，忽略了真正的危险，而去追逐一个影子敌人。

殊途同归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当他们分别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当他们联合（以某种形式，联盟或战争）起来的时候，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恐惧

克林顿的上台对新保守派是个打击，他们只好一心扑在总统的个人道德问题上。虽然有些证据确凿，有些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总之克林顿被搞得很郁闷。小布什的头个任期，大家都知道，被911给拯救了，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借911之际彻底翻身：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踏破铁鞋的”组织”啊。不过据一些受访者表示，因为要构成起诉，一定要有个组织，于是他们就想了个组织出来。

接下来就是制造恐惧了，又是笑话不断，部分事例我们在《华氏911》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这个电视片的目的是试图劝说公众不要恐惧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想想看，政府说：我们很有可能被袭击，所以要这样那样…… 比较理智的人说：没那回事，用不着慌，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容易遭袭击，概率并没有增加。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哪怕只有0.01%的可能性遭到袭击，那么恐惧就是有理由被制造的。更有甚，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编造了一种奇怪的袭击方式，恰好启发了某个恐怖分子，于是他便放出风声来说”我们将会如何如何”，即便两者都是无中生有，公众也只能选择相信某一边，而不敢两个都不信。

片中一位很靠谱的叫Bill Durodié的学者说：”我并不是说恐怖袭击不会在英国本土发生，我说的是，我们对于实际上能力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有着夸大的幻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回应方式改变了。”紧接着叙述者补充，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比如最近的马德里爆炸案，关键在于，政治家的回应方式改变了。当时是2004年，一年之后伦敦也发生爆炸案，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淡然观之。

政治家制造图景的方式变化，是这部片所宣称的主题。记得在各种教科书中，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规划一整套以待实现的图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方式变化了，曾经，革命者和政治家喜欢描述美好未来，后来，后工业社会之后如此不管用了，他们就开始描述恐惧了。因为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时代，敌托邦（dystopia）比乌托邦更奏效。

3. 信仰

《社会契约论》里的卢梭，在第四篇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结尾）突然讲起市民宗教，这成为让卢梭研究者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说，第一，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作为基础，国家的建设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基督教对于国家组织来说，与其说有益，毋宁说有害。 这后一个问题，放在古今之争（古典希腊对近世基督教世界）的背景下可以理解，前一个问题，则至今常被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争论过一段，不过最近的倾向，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趋同了。

关于世俗国家是否一定有先验的宗教的东西作为根基这个普遍的问题，也许两说；不过对于享有例外论的美国是否以宗教的资源为根基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肯定回答了。这一点，可以从罗伯特·贝拉的反驳哈贝马斯的文中得到证实，他从头到尾都在以一个特殊性的例子（即美国）来反驳哈试图构建的普遍性理论，同时暗示性地讽刺了一下哈贝马斯对美国历史之无知。

我记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拼接，是Zawahiri在埃及狱中的高喊和一呼百应，紧接着是美国的某个宗教集会，教坛上的演讲人高举双手的热血沸腾。最终，不免会觉得，这世界上如今最为对立的两个力量，其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太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

还是引用Bill Durodié的结尾，搜了一下他的主页，发现上面竟有他所有发表论文的电子版，此等共享精神真是很赞，推荐一下。

Whilst the 20th century was dominated between a conflict between a free-market Right and a socialist Left, even though both of those outlooks had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ir problems, at least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whereas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And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nothing is particularly frightened by people who believe in anything.
And, therefore, we label those people as fundamentalists or fanatics and they have much greater purchase in terms of the fear that they instill in society than they truly deserve. But that’s a measure of how much we have become isolated|and atomised rather than of their inherent strength.

二十世纪被支持自由市场的右翼和社会主义左翼之间的冲突所主导，即便他们的看法都各自有局限性和问题，但至少他们相信某些东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社会。而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社会，就会特别害怕任何相信某些东西的人。
因此，我们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狂热分子的那些人，他们由于向这个社会灌输了恐惧从而付出的代价，比他们应该付的大得多。但是这个尺度不是衡量他们的内在力量的，而是衡量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孤立与分裂。

————-

另：该节目没有出过DVD，据说因为有大量的资料片，版权问题很难搞。google video上可以直接看完整的三集。

又另：每年都是这一句，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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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个非基督徒为什么要过圣诞节的问题，并不需要怎么较真。不过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想一下这个事情，想想有这么一个人（总之我就称之为人了，不认同的自动忽略）于两千零八年前降生，今天的人们仍然以最大的热情庆祝这一节日，和家人和朋友，和所有相爱的人们，人们当然是喜欢节日的，但是这一个稍微有点特别。

 虽然我对此并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喜欢看电视上和电影中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画面，听广播里每一个主播向每一个听众说Merry X’mas. 就像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城市流动的夜景，触摸不到但是很美好。

 我相信人世的一切美好的爱与神无关，神的爱不该被世俗化，这当然只是我的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再次引用Simone Weil（最近的励志书籍=。=）的随笔：Religion in so far as it is a source of consolation is a hindrance to true faith: in this sense atheism is a purification. I have to be atheistic with the part of myself which is not made for God. Among those men in whom the supernatural part has not been awakened, the atheists are right and the believers are wrong. 

 我还记得去年的春天，在吹着凉风的阳台上，我说我喜欢"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这句经文时，二姐斥责我说信仰不是一种慰藉。 也许宗教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慰藉吧。世人的爱从接触而来，神的爱则要求永远的距离。一个人很难成为Weil那样的信仰者，理解中国式的忘年忘义看起来比较轻松。古代中国人的心性真是让人喜欢（现在老觉得用这个词有点东方主义的嫌疑），看起来那么与自然天地无碍（虽然后来受到佛教很大影响，但还是要依着自己的性子弄出禅宗出来），开启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或者说开启了洞穴里另外的一个口，人们虽然仍然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确实完全不同的光。

 于是，下面要转入琐事部分了。去年今日和绍兴妹逛了街，吃了饭，前年看了场电影。05年不记得。今年收拾房间，迎接一位小朋友来访——还是称之为大叔吧，以及随之而来的便当水果和酒——我觉得我简直一年才会吃一次水果。吃饭，喝酒，读书会，确然是读出声音的读书会，但是又不好意思叫朗读会，那样太正二八经了。我们读的有：《学术与政治》（我最爱读这个，如果有人喜欢听的话请找我念吧=。=），《米沃什诗选》，《饮水词》，"A Tale of two cities", "Gravity and Grace"和「星の王子さま」（小王子）。结论是，大叔说，我还是最适合读童话。我也考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以诵读童书为业。

 然后是看了N遍的《真爱至上》，圣诞必备的百看不厌，艾玛汤普森阿姨的声音也是百听不厌挖，您无敌的气质完全压倒了您那臃肿的身躯。平安夜的意外终章是，小朋友回家时竟然错过末班车——倒不是错过，普通的地铁末班似乎是1点多，而今日莫非因为平安夜，到了12点多的某刻，突然所有电车都停了——于是不得不从中途停车的地方打车回家。真是令人羡慕，我是多么想找一个打车（“打车”这个词真有喜感）的机会而不得啊……

 开头说这个节日有点特别，我想还是因为很有爱。所以比利大叔才能把"love is all around"改成"chrismas is all around"，硬塞进去多一个音节。祝大家平安夜快乐不如祝你们每天都很有爱。我呢要把无敌温馨原声再去听一遍然后睡觉，不过下面这首不是来自那个原声，而是曾在本博客出现过的Vienna Teng的The [...]]]>  关于一个非基督徒为什么要过圣诞节的问题，并不需要怎么较真。不过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想一下这个事情，想想有这么一个人（总之我就称之为人了，不认同的自动忽略）于两千零八年前降生，今天的人们仍然以最大的热情庆祝这一节日，和家人和朋友，和所有相爱的人们，人们当然是喜欢节日的，但是这一个稍微有点特别。

 虽然我对此并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喜欢看电视上和电影中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画面，听广播里每一个主播向每一个听众说Merry X’mas. 就像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城市流动的夜景，触摸不到但是很美好。

 我相信人世的一切美好的爱与神无关，神的爱不该被世俗化，这当然只是我的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再次引用Simone Weil（最近的励志书籍=。=）的随笔：Religion in so far as it is a source of consolation is a hindrance to true faith: in this sense atheism is a purification. I have to be atheistic with the part of myself which is not made for God. Among those men in whom the supernatural part has not been awakened, the atheists are right and the believers are wrong. 

 我还记得去年的春天，在吹着凉风的阳台上，我说我喜欢"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这句经文时，二姐斥责我说信仰不是一种慰藉。 也许宗教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慰藉吧。世人的爱从接触而来，神的爱则要求永远的距离。一个人很难成为Weil那样的信仰者，理解中国式的忘年忘义看起来比较轻松。古代中国人的心性真是让人喜欢（现在老觉得用这个词有点东方主义的嫌疑），看起来那么与自然天地无碍（虽然后来受到佛教很大影响，但还是要依着自己的性子弄出禅宗出来），开启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或者说开启了洞穴里另外的一个口，人们虽然仍然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确实完全不同的光。

 于是，下面要转入琐事部分了。去年今日和绍兴妹逛了街，吃了饭，前年看了场电影。05年不记得。今年收拾房间，迎接一位小朋友来访——还是称之为大叔吧，以及随之而来的便当水果和酒——我觉得我简直一年才会吃一次水果。吃饭，喝酒，读书会，确然是读出声音的读书会，但是又不好意思叫朗读会，那样太正二八经了。我们读的有：《学术与政治》（我最爱读这个，如果有人喜欢听的话请找我念吧=。=），《米沃什诗选》，《饮水词》，"A Tale of two cities", "Gravity and Grace"和「星の王子さま」（小王子）。结论是，大叔说，我还是最适合读童话。我也考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以诵读童书为业。

 然后是看了N遍的《真爱至上》，圣诞必备的百看不厌，艾玛汤普森阿姨的声音也是百听不厌挖，您无敌的气质完全压倒了您那臃肿的身躯。平安夜的意外终章是，小朋友回家时竟然错过末班车——倒不是错过，普通的地铁末班似乎是1点多，而今日莫非因为平安夜，到了12点多的某刻，突然所有电车都停了——于是不得不从中途停车的地方打车回家。真是令人羡慕，我是多么想找一个打车（“打车”这个词真有喜感）的机会而不得啊……

 开头说这个节日有点特别，我想还是因为很有爱。所以比利大叔才能把"love is all around"改成"chrismas is all around"，硬塞进去多一个音节。祝大家平安夜快乐不如祝你们每天都很有爱。我呢要把无敌温馨原声再去听一遍然后睡觉，不过下面这首不是来自那个原声，而是曾在本博客出现过的Vienna Teng的The Athiest Christmas Carol。

the atheist christmas carol – Vienna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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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天空灰暗但道路姹紫嫣红的首都，突然觉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多么感人的口号啊。每一个从应然的维度来看待世界政 治的人，难道不是至少哪怕是一点抱有这样的想法？那是斯多葛派的世界公民，康德的永久和平，黑格尔的承认，德里达的友爱，——我以前总是不解像《永久和平 论》这样的没有任何现实性的论文，为什么两百多年来被不断的阐释，即使是在美国中心的国际关系学领域内，现在想来，这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力量阿 -。-

在那个梦想里，没有外来人和流亡者、没有驱逐者和居留者，人们只是相遇，与对方相遇，并承认。所以在每一个漫长的开幕式中，前面的节目再精彩，各国代表团 入场的部分再冗长而令人昏昏欲睡，它都有着更加美好的意味。与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的国际新闻议题不同，那些议题总是被部分角色限定，新闻由他们来写就。但是 此时此刻，仿佛世界真的一下子集中在了那个被烟火包围的体育场一样，人们平等而自由，友善而欢乐。（即便是忧心战事而面无表情的普京，在回去关心打仗之 前，也得先把这表演看完）

让人想起加缪写下的对世界的礼赞——确切点说是欧洲：

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我们的兄弟们和我们在同一天空下呼吸，正义是活生生的。于是帮助生活和死亡的 奇特快乐产生了，从此我们拒绝把它推向以后。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毒麦草、苦涩的食物、大海边吹来的寒风、古老的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 中，我们和这欢乐一起重造这时代的灵魂，重造一个将什么都不再驱逐的欧洲。

然后想起中国。中国在我心中过去，现在和将来 一直是个文化的概念，但却难以具象化。张ym的古代篇带有法西斯美学意味的演绎固然盛大而绚丽，气象万千，却总觉得少了一点能扣动心弦的感动——这样的要 求当然太过苛刻，毕竟只是场舞台演出。前些日子在“思维的乐趣”看到一篇blog“什么是中国”， 作者列举了许多被媒体报道的有中国意象的东西：天安门、飞跃鞋、功夫熊猫、金镶玉、中式庭院……每个人眼中都不一样，而我眼中的中国毋宁说存在于文字中， 所以觉得这篇blog下面的一则留言非常动人：

张一帆 说： 我的 somewhat reactionary素描： 中国是嘉峪关风沙里的长城的背影，是院子里唰唰唰洗牌的声音，是关公火红的一张脸，是人人一本 语录 的疯狂，也是内讨国贼的呐喊，是包公砍陈世美的头，是卧薪尝胆，是象牙筷子，冰糖燕窝，也是黄河里 的泥巴和长江上的航船，是白素珍的苦海无边，也是唐僧肉的长生不老，是白日依山尽时喝的一壶酒，是 三九四九时冻死的老狗，是十年寒窗，鞠躬尽瘁，一醉方休。

我总觉得文字里的中国，中国的文字，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家 园。歌舞里的盛唐气象，虽总是难令所有人认同，但一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就足以满足所有人的想象了。忍不住再贴两段我觉得很中国的文字，第一段很有 名，第二段不是那么有名：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 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

夜，雪大作，时欲登舟至沙市，竞为雨雪阻。然万竹中雪子敲戛，铮铮有声；暗窗红火，任意看数卷书，亦复有少趣。自 叹每有欲往，辄复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鲁直所谓“无处不可寄一梦”也。（袁中道·《游居柿录》）

这 里包含了我最喜欢的中国人的优良品质-。- 远比勤劳勇敢聪明善良之类优良的多，何况后者一点也不中国。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我有多么热爱 美丽的中国，虽然我对本届奥运会少有关心，对奖牌数也无甚兴趣，这只是因为我本身对体育缺乏兴趣而已，并不是对体制有何异见。但是我昨日倒是在百度贴吧看 到一篇批评本国体育体制的帖子，质疑奖牌的意义等等——这样的意见恐怕也不在少数，但是后来再去看时已经被删了，我不知道普遍如此还是只在百度贴吧如此。 总之，不宽容成了我们现在最不优良的品质，不宽容，是很可怕滴，即使是借着奥运的名义。

——以下为转载艾未未文，与Tracy Chapman歌一曲—-

08.08.08    开幕式 艾未未

8月8日是普 通的一天。这一天，世界聚在中国北京迎接奥运会。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国人梦想了一百年。

人们为这一天喝彩，因为它象征着中国和世界的关 系发生了真实的变化。当全世界的目光凝视中国之时，中国融于世界。世界变的小而紧密，与中国不可分割。

人们为这一天喝彩，因为在过去的三 十年中，中国人艰难地拆除壁垒，打开门户，面对眩目的阳光和无止境的风雨，真实的感受到了变化。人们期望那些汗水和期望，速度和力量，会激励中国改革的步 伐，更为坚定，更加从容。

中国和世界再次相遇，人们看到，地球变小了，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小。人们再一次告别傲慢和冷漠，告别陌生和歧 视，会聚在同一片土地，重新发现对方，握手言欢、鲜花美酒，为了和平友好。

为了这块土地上的这片阳光，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灾难、苦痛和屈 辱，令人绝望的黑暗。

今天，让我们回避分歧，忘却异同，忘却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的共和国，建国近六十个春秋后，仍然没有结束专制统 治，没有实现全民民主选举；忘却在这里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的代价比生命的价值更要奢侈。

在一个无处不政治化的世界里，今天人们说，必须反 对政治化。记住这仅仅是一次短暂体育游戏，与历史和心智无关，与伦理和道德无关，甚至与人性无关。因为政治可以是“别有用心”的，且是“反华”的。政治总 是在提醒人们，是谁筑建了截然不同的世界，驰骋着徊然不同的梦想。

人们有太多需要告别，让我们告别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专制，因为无论是 什么理由，其结果是践踏平等，拒绝正义。它窃走了民众的欢乐和笑容。

告别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歧视偏见，因为它狭隘愚昧，拒绝接触和温暖， 腐蚀着人类欢乐向上的信念和尊严。

捍卫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唯有这样才能避免战争与流血，给予真实的问候，关切和祝福。

国 家体育场的设计和建造，是奥林匹克公平竞技精神的胜利，她告诉人们，自由是可能的，但是需要公正勇气和力量。基于同样的原则，我远离不诚实的庆典，因为我 相信，选择的自由是公平竞技的前提，是我珍惜的权利。

《卫报》2008。08。08

附：

艾 未未 奥林匹克体育场设计者 采访人Jonathan Watts 2007年8月9日 星期四

英国 卫报

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场独特的钢椼架编织设计看来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它会让人们对中国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产生 敬畏。这里届时将成为开幕式、体育赛事和颁奖仪式的场地。

但 是同瑞士建筑家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共同设计出“鸟巢”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却说，他不想和有关这个体育场的政治宣传扯上任何关系。“我已经得到了设计的快乐， 那其余的都是垃圾。我对把自己同奥运会或是国家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兴趣。我很讨厌那种为了做推广或政治宣传而鼓动出来的感觉。我本能地想回避。这种感觉就 像是人们不坚持事实，而是试图去凭空编造些东西，去误导人们，使人们不能进行真正的讨论。这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

艾未未有足够的理由反对政治宣传。在清除右派的一次斗争中，其父艾青，中国最伟大的当代诗人之一，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起的二十多年中，被禁止出版一切作品。在被流放到新疆的日子里，他被迫去打扫厕所。那么又是为什么，他的儿子会参与这样一个明显被政党利用的工程呢？

“不是国家，而是瑞士的一支设计团队雇用了我。这个国家里没有人会找我去做这个项目。但即使有人找过我，我也不会去 做。我有太多的理由不去这么做。”

艾未未如是说，但他又补充说他没有后悔。“设计本身对我有一份意义，不管是一个体育场或是一个马桶，形式都是有趣的， 因为它们都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

” 对于一个想证明自己是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且想证明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的国家而言，这个体育场是一个大胆的设计。它代表着很多的激情和能量。作为一个建 筑作品，它象征着历史长河中的这一刻。我想很多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那里，这也会激发人们对于努力所能达到的成就的想象力”。

他 认为，国家体育场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不需要室内设计。“一切都是一体的，结构就是它的自身的艺术形式。由内至外它都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整体。这使 得它在概念上就非常独特。这比外观重要的多。”艾未未感到，“鸟巢”的标签损害了这一点。如果你注视的时间久了，它就又变成了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从 来不看它。我告诉别人我永远不会去看体育场。他们都说：“这个家伙疯了，他居然不想去看08年8月8日的开幕式。”如果我那时候头脑依然很清楚，我宁愿断 了和它的任何关系或是被人们遗忘。

对 于他的同龄人张艺谋导演，艾未未措辞也颇为苛刻。张艺谋正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联手编排奥运会开幕式。“世界上所有龌龊导演都参加了，真是令人作呕。”艾未 未做出了如此评论，“我不喜欢任何无耻地滥用自己职业的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判断。这是没有思想的行为。我非常公开地批评将文化用于政治宣传目的，而 摒弃了艺术和智力真正功能的倾向。所有人都倾向于不去谈论过去，而剩下的就是娱乐和欢庆。这简直是疯了。”

在 张艺谋的职业生涯中，他曾遭到来自当局和甚至当局的反对者的批评，而此番，斯皮尔伯格曾说他青睐2008年奥运会是因为它推动了全球共同的道德标准。不管 怎样，难道艾未未不是同样如此吗？“我有明确的政治标准。它并不是去反对国家，而是去争取个人立场，言论自由，人权以及公正。这些听起来都是些大词，但如 果你是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它们就不是什么大词。很遗憾我们总是要去思考这些事情，但是，它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今天如果你去读一份报纸，你会发现众多问题是由这个结构和维持权力所造成的。它反对一切人类社会应该争取的东西。我只 是个普通人，但是我很高兴成为了一个名人。成为名人对我唯一的意义就是我得到了更好的机会去争取那些东西。

“在北京你走不出一百米，就会忍不住自问，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座城 市里。

但同时人们却又在欢庆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这真是颇为讽刺。就看看上周北京的空气吧。但即便差，也没有这里的政治环境更 糟糕。”

我问艾未未他的言语为何如此激烈，而他又是否害怕带来的影响。他回答说：“这是我唯一不担心的事情。我是个50岁的人 了，我的父亲30岁的时候就被关到监 狱，随后又被流放。人总要做些事情，这永远都不晚。我们必须一直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事，去做出决定，去参与或是反抗，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尺度。”

据说，曾经在长崎，某日本记者采访一个美国游客说：“你认为美国扔原子弹，杀死数十万平民，对还是错？”这位美国游客答：“让我想想，同时你也想想，为什么这原子弹偏偏就扔到日本？”记者顿时很窘。

此事是否为实不可考，不过看起来，记者的问题问得确实很日本，傻不拉及的“对还是错”，游客的回答也很美国，油嘴滑舌。这样的对话初看没什么特别，但是却具有最一般的含义，记者的问题涉及手段，而游客的回答涉及目的。

本雅明的《暴力批判论》开头就断言：暴力批判的任务可以概括为解释暴力与法律和正义的关系，而法律——任何法律制度中最基本的关系都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如果暴力是一种手段，那么判断的标准就是：特定情况下是达到正义目的的手段还是非正义目的的手段？人们都是这么想的，前面那位游客也是这么想的，法律，也是这样想的。自然法的依据为自然目的，实法的依据为历史目的——然而其内在原则是一样的，即“自然法以目的的正义性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实在法则通过手段的正当性来保证目的的正义性。”但是问题在于：这样首先假定存在一个包含了诸正义目的的体系，只能作为衡量特定情况的标准，而不能作为衡量暴力本身的标准。

以上这段话是不是很拗口呢……如果把它用日文写就更拗口了，而我最近就在做这个痛苦的工作，写一篇关于《暴力批判论》的report。我手头上有中文、英文和日文版，奇怪的是，最难懂的竟然是中文版。任何语言，只要是翻译体，都很难懂（每当此时就想我为什么在同济四年都没有学德语呢！！后悔的想撞墙），中文翻译体尤甚，诸位请看这一句：然而，暴力需要以强迫的形式介入这种取消，因为它发生在某种或者与行动无关或者仅仅对行动稍试修改的环境下，发生在思想上随时准备恢复悬置的行动的情况下。（不要管上下语境，前文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取消”……）

同样是德文，冯克利先生的翻译就晓畅多了，请看下面摘自Weber《以政治为业》的这句：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所以在最后他告诫我们，不要怨恨，或者流于平庸，即使既非领袖又非英雄，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人是应当随时准备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的，因为政治与道德的无关，因为当下在变成历史之后只有一片废墟，因为“进步”是阻挡人看清废墟的风沙。

奥本海默也许具有一颗强韧的心吧，所以才能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很多年之后，重新对艺术家和科学家寄于这样的希望：

……但同时，在这世界里，对任何无知、麻木与冒失，也没有人能提出宗教的宽容与普遍的承认。即使友人告诉我们新的发现，我们也许不会了解；在工作上没有遭遇危机时，甚至不耐倾听。可是，在书籍与经典中都找不到允许我们无知的根据，而且也不该去找。如果有人和我们想法不同，或对美丑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会以精神疲累或感觉麻烦而离去，这是我们的弱点与缺陷。如果我们不断地意识到这世界与人类都远比我们伟大，而以此当做过重的负荷，那么，也许会只求认识，不求慰藉当作道德的尺度，而不会断言：我们能力之界限，正与我们人生、学识与选择美之特殊智慧相对应。

……艺术家与科学家有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希望，在他们极其不同的方法及逐渐繁杂的生活中，仍然有连带与类似的意识。无论科学家或艺术家，经常都环绕于神秘边缘或生活在神秘之中。他们尽力调和新奇，给新奇与综合间带来平衡，将整体混饨赋予部分的秩序。他们在工陆能够助己、互助并且助人，他们将艺术与科学之村与整个世界结合之道，当作世界共同体多样性、富变化之宝贵枷锁。

　　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为了心灵的开放、为了不失去兴趣、为了保存美感及孕育美感的能力，我们只有苦思。并尽力在我们的村子里保护这些庭院、保存繁复的通道，使它们在寒风凛例的开放世界中，能继续生长、繁荣。这是人的条件，在这条件之下，我们因为互爱，故能互助。　　　　　

最后，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因为今天是六一，下面这组图片显得尤为残酷，它过于残酷以至于我不敢把它们贴出来，链接地址如下。

http://www.nytimes.com/slideshow/2008/05/28/world/20080528QUAKE_index.html

前幾天在圖書館翻雜志，看到有一期《世界》（岩波書店）的特集是“内心的自由、表現的自由往何處去”。原來是針對當時、即07年教育基本法改革的討論。

教育基本法的改訂是什麼情況，我也不清楚，但看爭議的焦點似乎是當時的政府不顧市民的反對（市民到底有沒有反對也未知，知識分子喜歡自以為是）執意修改教育法，增添了以培養“愛國心”這樣的態度作為教育的原則之一。然后像《世界》這樣的雜志就很不滿，因為教育一個人的“態度”、實則是對其“表達的自由”的剥奪。藤本一男的《思考國家的自由》（国を考える自由）指出：國家何以成為“愛”的對象，本身是需要思考的。在「国を愛する」之前需要「国を考える自由」吧。而把所謂的愛國心放在教育法里，無異于對公共空間單純的再道德化、也是權力在全部生活領域中的普遍化和日常化。

后面的幾篇文章也差不多持此觀點，但視角有所不同，比如從靖國問題、教育訴訟（即「国歌斉唱義務不存在確認等請求訴訟」）或者互聯網的視角來討論。此雜志内容很豐富，但一期要近800yen，小窮如我還是只能在圖書館翻翻。本郷圖的雜志室十分華麗，巨大的枝型吊燈和巨大的狹長窗，如此古典的屋子顯然是沒有空調的，所以還放置了幾個落地扇，窗外一片濃蔭。此時插入這段描述是因為我要很不自然的轉移話題，轉到現如今很是熱門話題的愛國上來了。

愛國主義，即patriotism的拉丁詞源是“pater”，即父親；所以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相比有了更多的前現代含義和情感特征。如果說民族主義的對象更多的是政治共同體 nation-state ，愛國主義的對象則更加泛化的指向傳統、文化、土地等等（兩方都不指向政府）。就說我吧，我對祖國偉大文化傳統的熱愛頗可用顧城用過的一句話來表達：我們都是同一片云朵上落下來的雨滴，這跟nation-state沒多大關系。民族主義好歹還算一點公共性的東西的話，愛國主義則是完全的私人事務，不屬于公共領域，Primoratz說的到位：愛國主義並非一種道德義務，而只能是種道德選擇——一種“私德”。

前面日本知識分子的指責，也是因為政府強行把私人領域范疇的東西放到公共領域里、把道德選擇變成道德義務吧。我是否有一顆愛國心與我是否有一顆恨嫁心區別不大，這一點需要更多的寬容。盡管我也和很多人一起，乘凌晨的大巴去長野，在瑟瑟寒風和冷雨中站一上午，臉上貼著、手里拿著身上披著各種大小的國旗，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并沒有去想它的意義，我們和對面那些拿著雪山xx旗、星月旗以及不知道什么旗的日本人一樣無知。

在宣傳和輿論之下，所有的聲音連意見都稱不上，更別提真實了。李普曼和杜威的爭論，我想去了解一下了。

好像是斯宾格勒？说，真正的历史摆脱了规律的枷锁，却背上了命运的重负。当然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们的共和国史，确实规律太多、命运太少了。或者说，一次次的悲剧重演都是命中命中？

从批左到批右，欲扬先抑，欲擒故纵，每一次都没有一点新意。57年反右，一个疑问是毛到底是不是最初就有预谋的？是故意的引蛇出洞？我相信最开始不是的，他确实是要听意见，只不过没有预料到有意见的人那么多，于是从5月14号开始政策就变成了“引蛇出洞”。在5月到6月的时间内是强烈要求大家提意见，本来没有要说话的人也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讲两句，这些随便说的两句在6月8号之后自然成了对“右派”进行反击的口实。真的右派恐怕只有罗、储那些真的对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有所研究的人吧。

庐山会议，又是一样，先要纠左（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然后彭出来很真诚的说阿，我们总是左的东西很难纠正，然后一些同样真诚的人出来支持之。没想到一个月不到风头忽变，气氛急转直下又变成批右，先开全会又开七千人大会。

甚至有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有意见也不该说——“自找倒霉还要连累全国人民跟着遭殃”——所谓做岳飞容易做李鸿章难，袁承焕跟郑克爽又谁对谁错？那您说该怎么办呢？

然后经济调整，毛处于守势，但是规律表明毛每次处于守势的时候都是在策划反击。很快，四清来了，刘主持工作无非是进了这个局，刘夫人的桃园经验总有拿出来说事儿的一天。

文革那简直是欲擒故纵的经典范例，当领袖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让刘收拾北京的烂摊子，游完了回去——当时全国各地还掀起游泳高潮，据朱学勤回忆上海各中学都要把每个学生锻炼地可以横渡黄浦江——立马就从纵变成擒了。

二月政反，同样的情节，简直不用再重述了。这些个老干部要提意见怎么不早提呢，纵容了十几年，到了这时候再说，又是全国人民跟着遭殃。本来67年2月运动的火焰已经淡下来了，老干部们一提，毛一警觉，等于是重新又添了一把柴，直烧到夏天天下大乱的高潮。

80年代也差不多，永远不是见好就收，而是收不住了来个逆转。总是在两端摇摆，这到底是规律呢，还是命运？

最后，以Guevara大哥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共勉之：坚强起来，才不会丢失温柔

布尔乔亚 有一个贬低所有乐趣的乐趣 都会、洁净、性感 象飞虫扑窗般地撞碎你的脸，然后腐烂 自由在此停止 （越南）民 族解放阵线（FLN）胜利 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越南在越南 教授，您老了

消费社会必须暴死，异化社会必须从历史上 消灭

托老师和考试的福 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

咱们一起推倒托儿所、大学 和其他牢狱的大门吧

吻 你爱人的时候 枪不要离手

要做爱，不要作战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半吊子搞革命 无异自 掘坟墓

行动＝不是条件反射——而是创造

社会是一株食人花 石雨之间，我历劫归来

一旦国民议会变成 布尔乔亚剧院 布尔乔亚剧院就该变成国民议会

母校。甜蜜的母校， 私通的母校、父祖的母校

商品是人民的鸦片

当 最后一个资本家被最后一个官僚的肠子绞死 人类将手舞足蹈

前进，同志，旧世界已被你抛在脑后

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有 多少报道 就有多少质疑

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已经快活了十天啦

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 叫自由 （前进巴士底！） （前进市政厅！）

我们不询问，我们不要求， 我们把它拿下，接着就占领。

没 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你们虽富犹惧，虽生犹死。

严禁使用严禁。

实现梦想。

我 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昂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

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去继续战斗。

我们会回来

－－－－－－－－－－－－－－－－ 五 月风暴曾着实令西马的思想家们兴奋了一把，萨特跑去学校做演讲：“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次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马尔库塞激动的说这是颠覆的基层，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需要消灭的是使用 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新革命将越过一切陈见，打破一切障碍，并实现我们至今还很少意识到的成熟的梦想”……

尽管很快失 败了，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话——评论家们的意见总是善变，马尔库塞很快转变立场曰“这种青春发动期的造反只能取得短暂的效果，它常常是幼稚和笨拙的”——但是如贝乐登·菲尔兹在《法国的毛主义》中所说：“1968年创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组织的那些人和 1969年从“3·22”组织中退出加入到该组织的那些人，从未想像组织会永远存在。它只是一种促进和激励，只要群众自己走上了创造性的非法斗争道路，无 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组织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 可我们也知道，70年代以后无产阶级左派再也没有代表群众开展行动的机会了，西马在实践中也无可奈何的 衰落了。

68年的中国正是红卫兵在各地的街垒四处造反之时，法国的毛主义分子也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进行自发的起义，二者所反之 事是如此不同，造成的后果更是完全不同，却采取了相近的实践理论。萨特与青年维克多（传说2人有8g。。）、加维的对话《造反有理》充分体现了这种行动理论，“造反有理，这意味着造反产生新思想。我们的工作在于使就奴役 制度而言的不规则成为新的规则，使边缘行为成为新的行为”。

这件事对知识分子自身反思的影响也颇大，在福柯与德勒兹在72年的一场对话 中，前者指出曾经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从未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这句话8错。但是68年以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能更好的表达，比他们自己更好的表达，只是现实中“存在着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 这种言论和知识的权力制度”，那么知识分子更需要做的就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做斗争：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 的秩序。

如今，新保守主义似乎已经大行其道，看不出左派和造反派的立足之地了。对所谓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离商品社会的成熟期还 很远的中国似乎并没有什么现实需要，我们甚至还在面临启蒙和现代性的问题，68年的世界是多么奇特的错位。可是，偶尔也回想激情燃烧的时代，那时的青年如今也鬓染霜雪，无谓地看着无懈可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