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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制造它的陌生者/外国人(在罗曼语族里陌生者和外国人是一个词)。用齐美尔的话来说,陌生者(the stranger)是基本的社会类型之一,是团体本身的必要元素,就好像“穷人”,“内部敌人”一样。这是陌生人的威胁被放大到极端的年代。

其实,像苹果日报上这个引起众多争论的广告在印刷业出现以后可谓屡见不鲜。

比如前英国首相先生发明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

后来流行开来

下面这个则比较不知名了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拉脱维亚(定然有人心说,“拉脱维亚?这种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怎么富裕的国家也好意思排外”)的建筑公司,广告上的字是:“包办一切维修和建设,除了输入移民工”。

后来这个广告公司被某些有点良心但不怎么有力量的媒体举报了,有没有惩罚不知道,大概是不了了之。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边境控制会怎样?不是没有社会/政治学家这么主张过。有那么几个政治哲学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呼吁“开放边境”,他们的立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就是说,道理上说,伦理上说,是应该这样的。

道理上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不都号称是自由民主国家吗?自由主义最大的原则是神马,就是自由嘛。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由他的选择和努力、而非由先天属性决定的。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一个人的成就、幸福、健康、福利、bulabula,各种好处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能选择的出生国。这自由嘛?所以应该让大家自由移居!

若非要问我同意否,我觉得他们也说得没错。但是,我一直想要和规范理论家划清界限,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没用。论文写那么长,当然,当作思维训练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没了。他们还满足于此,要不然罗尔斯怎么叫他的万民法是现实主义乌托邦呢。

我可不想写一篇万字长文来呼吁:国家应该开放边界!因为,国家是不会开放边界的。但是,如果“no one is illegal”或者“no borders”这些移民运动团体搞什么动员让我来签名的话,我是肯定会签的。重要的是要求什么(这个动宾短语的重点在动而不在宾),要求的东西乃不可能之物并不重要。

主权国家们就是不肯冒险让自己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边界越开放,移居的人越不会长期居留;而国境线越封闭,好不容易穿越了边境的人越想要永远居留。毕竟,人们想要的不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权利,而是自由移动(欧盟的freedom of movement)的权利。

欧盟几十年来的自由流通政策已经证实了这点。在接纳波兰等东欧国家之前,最初的欧盟15国忧心忡忡了好多年,生怕一旦开发边境(主要是工作许可),会有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冲到西欧(用香港人民的话来说,像蝗虫一样),抢他们的工作,耗他们的福利,弄垮他们的经济。

后来这些事没有发生。当然,CEE(中东欧)国家移居去15国务工的人数确实增多了,但这种增多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移民潮(比如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还有官方的季节工人计划等等)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政客们不这么想,政客们善于利用移民/陌生人的象征意义,在争取选票阶段,总是各种承诺“我们一定要减少移民,控制申请避难者的人数,造福本地人”,上台之后就发现,根本做不到,只好偷偷奉行实用主义。

1993年法国内政部长帕斯卡提出了著名的“0移民”目标,但到了1998年,他不得不把1997-98年度移民合法化过程中所有提出申请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栅栏葺得再高,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飞地(唯一位于非洲的属于欧盟的领土,很多来自北非的潜在移民试图从这里前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建再多的电网和铁丝,没什么能阻挡想移居的人的念头。可以阻挡一些人,但没有降低总的移居人数,无非是增加了死亡人数,,引来人权机构的谴责。(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1500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的时候死亡,UNHCR的报告人称,实际人数应该远远多于这个,因为统计的难度。但这已经是2006年,unhcr开始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使地中海成为了死亡之海)

那些搭上一只腐朽的木船打算飘过地中海的人,是怀了怎样的勇气和愿望?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也未必会过上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像莫克姆湾拾贝惨案中的中国工人一样,葬身大海,或者陷入贫穷。

而那些通过努力和运气终于过上满意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后辈,也许会像当初人们敌视他们一样敌视“陌生人”。

但陌生人总是要来的,人总是要走路的,资本商品服务总是要流通的。尤其是,你不能让资本商品服务加速流通的时候却把人困在当地。

想写这个是源于有两个朋友讨论打算做一个项目来比较推特在欧洲与新浪微博(以下简称微博)在中国的政治动员、”awareness-raising”等方面的异同,这种比较——显然是建立在把微博当作推特在中国的对等物的前提上,作为一个比较积极的推特中国用户我自然有点意见,如果是我的话,宁愿来比较推特中文用户群和微博的政治动员与议题形成。

这两个东西之间的比较,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大多是技术层面的——比如,我觉得最本质的不同,推特是很典型的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你上来看到是很平的信息,没有熟轻孰重,没有谁告诉你今天需要/最好去讨论些什么。微博从最开始就是新旧媒体的中间之路,大概也是在我朝能走的唯一道路(饭否就玉碎了嘛),信息的等级性很明显。@flyingad老师举了个物理学上的例子给我,想象一张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膜(据说就是”能量”),当一只球落在膜上的时候会形成凹陷(据说就是”物质”),大球会形成比较大的凹陷,小球会形成大的凹陷,并且向大球身边聚集(据说就是”万有引力”)。在微博上,当你fo的人转发了一条信息,你看到的不只是那条信息的内容,你会看到原本发这条信息的人后的”V”字,还有10000次转发,8000次回复,提醒你这是一个大的凹陷。右侧栏的热门话题排行榜也会显示数字,数字成为传统媒体报道微博在公共事件中作用的重要援引资料。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技术上毫无新意、设计上粗鄙、营销上恶俗的网站,为什么好像一再地在那些可以被称为”minor-genre resistance”(用潘毅的词)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会被政权所利用(传统媒体中开始出现:由于微博上xx呼声很高…),把异议纳入到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轨道上来,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的特色:这里说”政治”,朗西埃会把它叫做”police”。最后会到何方?

我以前说过,推特影响的是冯正虎这样的人,微博影响的是钟如九这样的人。我总想套用德里达的话说:一个幽灵,1989的幽灵,在推特中文圈中徘徊。推特中文用户大多已经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所以awareness-raising的功能很小),关心民主,关心人权,关心被迫害的艺术家,关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但不会去关心(倒不是不想,而是用户群结构所限,没有可能)江苏某县因为强拆上访的小女孩——这样的女孩有成千上万,你可能会觉得,救了一个能怎样?制度还是在那里。

用微博的人,据说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2亿,大多对民主、人权这些大词没有概念(不像用推特的人,翻墙本身就构成一个statement),可能是为了好玩,为了追星,或者为了改变自身的困境:面临强拆的人,儿女被拐卖的人,一心救助患绝症的偏远地区的儿童的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即使是纯粹为了消遣的人,也常常被右侧栏的”公共话题”所吸引,投入到肤浅、吹灰不费、但是确实是”公共”的争论中。纯粹靠着人数,还有一些好运气,困境也许真的可以被改变,甚至形成风行一时的话题中心。这是一个公私领域界限模糊的地方,通过围绕着私人领域的事情的公共抗争,你也许可以真的找点一点公共性。即使他们并不在乎制度,而只在乎一时一地的情况改善。

刚才看到 @zaobitouguang 回复我说,”用twitter就像站在100米远的地方骂人,用微博就像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而且可以随时扇你两耳光。”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未必就不能说出有力的话,况且还可以啐唾沫呢。但是站在100米之外的话,别人听都未必听得见,多半是骂给自己听。

但这些当然不是因为推特本身,而是因为——它被禁了嘛,大家用不了嘛,没人知道嘛。没人知道怎么搞动员,怎么搞议题,只能谈谈理想,谈谈理论。在推特上天天号称感受”自由”的气息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的。也不是因为新浪微博这个网站本身,它依然是个恶心的网站,但任何此类网站都会提供一个平台,哪怕是被严格监控、自我审查的平台,这个平台上有太多不知道怎么翻墙、不知道墙外是怎样、因为种种原因被政权欺压或者被社会边缘化的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才是(通过网络)在·现·实·中进行微抗争、不得不微抗争的人。

不过,如我开始所说,这种建立在”幸运的”个案上的改变,很容易就被利用了(更不用说网站本身就在严格的监管下,随时都在自我审查了)。所以当你看到诸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之类的机构开始频频提到微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权太知道怎么把微抗争转变成体制合法性的一部分,但是只要dynamics在,就总有希望在。

据说上个月《城市画报》做了一个”谁是中国普通青年”的专题,据说该专题引起了成千上万普通青年的愤怒。可惜我没有读到这期杂志,所以我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基于二手资料,该二手资料就是”成千上万普通青年的愤怒”的代表之一,叫做”城画闭嘴“(以下简称为”闭嘴”),豆瓣9点(一个属于”城市青年”的网站)上有1829个推荐。

我很奇怪我这种每天都上豆瓣的人怎么会到今天才看到,而且越看越迷茫。被后殖民主义洗脑之后,我变得愈发偏激了,于是忍不住要吐槽几句。

1.
那段卷首语,关于”也许你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小城市们”,虽然看起来很恶心,其逻辑倒也是举世共知的:这个世界上有中心和边缘,西方和东方,城市和乡村。边缘/东方/乡村是无法表达的那一方,它们永远只能由别人来表达。这种权力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想象一下,在20世纪初,某个法国或者美国的人类学杂志,打算向社会科学界介绍一下”远离西方的光芒之外,某个也许你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的太平洋岛国,他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剧院,更没有人类学杂志,它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一些勤奋的研究者,在那里做了3年的田野调查…”(这就是我讨厌人类学的原因,请小耕等童鞋自动忽略)

我知道,让你们恶心的是城画的标准:(臭名昭著的)星巴克、地铁、IMAX,如此浅薄,如此物质。如果换一种标准呢?按照那个”闭嘴”的作者在最后一段所说,有本地咖啡馆、独立书店、最好每人有辆车周末可以进城采购?没有一个人对单一性、同质化的现代性有问题:西方的现在就是东方的未来;大城市的现在就是小城镇的未来(请勿在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话,你们知道全球化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结果,毫无意外的,到了最后一段,他/她给出的”小镇青年之出路”,走向了理想化的美国小镇:因为讨厌中国的中心/边缘结构里的”中心”,还是YY一下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里的”中心”吧。

2.
是什么区别了城市和城镇/乡村?政治的,经济的,但我还是想说文化的。城市有生产知识/权力的机制–”城市画报”这样的杂志、其他的媒体、大学、研究所、blogbus这样的平台让你们骂城市画报、豆瓣、三校社会学论坛、各种各种,城市有无数的渠道来研究、代表和言说城镇和乡村,城镇和乡村就是被代表和被言说的那一方。城镇/乡村究竟有没有可能自己言说?有,除非它开始使用城市的话语,也就是接纳霸权的话语。如同那篇博客,那篇博客下面的留言,以及我这篇博客一样。但是我们这些使用霸权话语的人,凭什么说自己能够”为”小镇青年说话?

我又要提起后殖民主义的黑话了。subaltern studies(有翻译成”贱民/庶民研究”,其实跟贱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或者说,不是跟某种身份有关,而是跟某种关系有关–不过,身份不都是通过关系界定的吗?)经过了几个阶段:开始,有一帮批判者,觉得以前的学术研究都是精英主义的,the subaltern总是作为从属的、被影响的角色出现,而不是作为主体。他们宣称,the subaltern也是自治的主体,既不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它。(比较:小镇有自己的文化,毫不依赖于城市文化)后来,又有一些人批判上述批判,觉得后殖民主义批判本身才是精英主义的,自以为可以为the subaltern说话;而实际上,斯皮瓦克最著名的: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 再后来,又出现一些人,觉得前面这些批判都是解构而无建构的,此是后话。

在某个段落中,”闭嘴”中写道”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我看着我的表兄们,总是想到自己太幸运了。我的一切都是拜我父母所赐,是他们没有让我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我爱他们。”我的表兄们–我说的是我的,不是她的,他们也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于是他们成了”他们”(the Other),成了在城市霸权话语之外的”小镇青年”,我在这里为他们说话是荒唐可笑的,他们不说话。

在另一段中,她说:”我的身边全是小镇青年。我试着用一些细节来描述其特征:不用MSN;工作群是QQ群;看到某同事的QQ号是六位数五位数,因为这个事情讨论了一个早上;不知道IMDB;不看电影;不听独立音乐,独爱JJ、吴克群、周杰伦;不读文学作品;很爱玩手机;大部分人都住在棠下等地的城中村里。我和他们呆了半年,我每天都很难受。这种难受是正常的。因为人类只有跟自己的同类相处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看,只需要这一段,作者就承认了城市画报的全部逻辑(如何来“描述”“小镇青年”,原谅我用那么多引号,作者在说这些人和她那些沉默的“表兄们”时,难道不是和城画站在一起吗?),和部分的标准(”不听独立音乐”这一项,比城画的标准还恶心)。她唯一的异议是,城市画报选取的角度很糟糕,在上网休闲、焦虑迷茫这些方面,所有的青年都一样。”所有的青年”,这个抽象的、同质的整体。

3.
如前面所说,身份都是取决于关系。没有他者就不会有自我,没有外地人就不会有上海人,没有内地人就不会有广州人深圳人。我不相信存在有什么可以普遍化的”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可以用”不用msn,不知道imdb,不听独立音乐”来概括。这个概念内部充满了各种杂质,矛盾,和暧昧不明。某人在推特上这段话提醒了我(可是后来她/他把这条推删了,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哪位推友):

看到这段无感啊,我考不上高中的话就是这样的小镇青年,全市只有一家报摊能买到南方周末,所有新上线电影要半年后才租得到盗版碟,书店全是教辅,市民、公交车、煤气管道、居委会这种晚报场景词生活中都没有,打小被媒体主流语境忽略惯了,城画只是不留神直接说出来了而已。

有这位推友这样的小镇青年(真的在乎“晚报场景词”),有我这样的小镇青年,有c老师这样的小镇青年,也有”闭嘴”作者这样的小镇青年,而且,我们都是用城市的霸权话语来言说的小镇青年。我当然可以批评城市画报,不过,在批评的时候,我得意识到,我也是它的一部分,我不能觉得我在为”小镇青年”说话,因为,像我表兄那样的小镇青年,他们不说话。

P.S. 印度大叔第一次拉我去小酒馆时,叫上了所里另一个老师Val。后来他向我解释:印象中东亚的年轻姑娘都很害羞,叫上Val的原因是以防我害怕他这个怪蜀黍。所里另外一个老师Raf嘲笑了他,说CC是cosmopolitan,怎么会怕你。

再后来我跟他说起童年旧事,他说原来你是个little country girl,我说对啊。一个cosmopolitan也可以是一个little country girl,我对两个头衔都没问题。

P.P.S. 意大利全国都没有星巴克和IMAX,不过遍地是咖啡和电影。

此刻关于芮xx提问的事情再写一篇博客似乎是很不明智的事情,但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大家对”代表”两个字的热情,我觉得那完全是掩盖真正的问题。所以我想写一下,1 代表原来是什么意思 2 后来它怎么被政治化了。没兴趣看概念分析的请直接跳到第2部分。

1.

碰巧这学期在上一门课叫”政治代表”,从研究的角度看,我可以列出从霍布斯卢梭密尔到当代作家里的Pitkin(就是那个让我”一般是这样浪费时间”的Pitkin!), Saward等人给出的一大堆对”政治代表”的理解。但是那样就没人会看了,所以我要写得简明。两种理解,一个是规范性的,一个是描述性的。

A. 规范性的,也就是对于”民主代议制”的传统理解。”代表”需要有三个要素:a. 被代表者的授权 ; b. 代表者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而采取的实质性行动 c. 对行为负责 (accountability不好翻哇)

但是这种理解不能解释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如国际组织,某些国际组织号称自己代表那些监狱里的人的利益,尽管那些人没有授权他们,那些人听都没听过他们。更不用说动物保护组织了。不过别的组织跟他们打交道时,还是会把他们当作某个团体或者某些动物的代表。又比如某国领导人(我没有特指中国),他不是民主选出来的,他在跟别的国家打交道时,他在参加UN会议时,到会的人还是都会把他当成某国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没有represent(规范意义地)他们,但是他是他们的representative。所以我们有了对”代表”的描述性的理解:

B.
某人X,为了某些特定的功能,在某些听众A面前声称代表Y,并得到了听众的认可。和上一个理解的区别是,这里重要的不再是被代表者Y的授权,而是听众A的认可。A会有一些判断标准,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不民主的,比如美国国会那些人,他们判断一个congressman是否为xx的代表时用的标准是民主选举,他们要发展军事合作时判断谁是某国的代表,标准就是谁掌握了该国的军队,哪怕他是个独裁者。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打算选一个代表去和你们的爸妈争取提高零花钱,你们选了A,爸妈也许接受了A做你们的代表,当他们采取民主标准时。但爸妈也许会很蛮横,说A说的不算,只有B过来谈判才算数。对于你们来说,A代表你们。但对于完成”提高零花钱”这个特定功能来说,B才是你们的代表。所以,”代表”这个概念本身和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生活中的”代表性”思维无处不在,因为人们倾向于把similarity(”代表”的形容词维度)等同于authorisation(”代表”的动词维度)。比如,假设你们班上只有两个台湾学生,你们讨论起问题,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两个台湾学生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学生的观点。老师可能会说:”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台湾的同学怎么说?”这种事情在留学生组成的班级里再普遍不过了。政客有时候会利用这种联想,比如他任命一个黑人做xx部长,大家可能会想,好呀,他是个黑人(similarity),所以就会采取一些增进黑人利益的行动(authorisation),事实真的会如此吗?这种联想很可能只是虚构的。

但人们还是会这样想。奥巴马说”这个问题留给韩国记者”的时候就等于建立了这样的联系,”韩国记者”在执行”提问”这个功能的时候,在”听众”奥巴马的面前,就是韩国的代表(描述性的),因为听众的认可。同样,芮xx也是中国的代表,不管他有没有说出来。考虑到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媒体发言,他说自己代表亚洲,在描述性的层面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有那个相似性。所以,如果仅仅是纠结”代表”这个词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要么,你觉得他不能代表你,那么他和你之间没有相似性,你没必要为他说什么而”难受”(王三表老师的词)。
要么,你觉得他确实在代表你,那么他说对了,你没必要难受。

(对于王老师的文章,我想说,三个代表在心中,您心中有代表,才会觉得谁说代表这个词谁就恶心。)

总结:即使芮xx没有用”代表”这个词,听众还是会把他当作中国的代表(描述性,不要再说什么你不承认了,描述意义上的代表不需要授权),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思维,发生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更是再自然不过。”代表”问题本身在这个例子上没有政治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政治意义。

(关于非政治的部分,这里还有一篇技术文值得推荐。)

2.

我们为什么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呢?首先是因为我政府有声名远播的”三个代表”理论,该理论被当作该政府/该党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也就是说,它理应是·规范性·的”代表”,它理应是建立在授权、实质行动和负责的基础上的。结果呢,它没有。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所有的”代表”都是虚伪的,包括那些本来就不该掺和到授权负责神马神马的描述性代表,从而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代表”。

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处吗?没有。有什么坏处吗?没有。重要的是,它没用。

我的意思是,反对描述性的代表没用,那根本就不干你的事儿。反对三个代表还是有用的,连昂山素姬女侠都熬到光明了呢。

更有趣的是,有这么两个主要的派别:

五毛党:芮xx为中国人民争到了话语权,让美帝难堪,赞!
五美分党:芮xx是被CCTV洗脑的工具,又来洗脑人民,让我们丢脸(当然,如果你觉得”丢脸”,就等于承认”代表”了),可耻!

两者的主要分歧是,五毛党认为,中国人民就是中国政府;五美分党认为,中国人民就是和政府对立的,被政府压迫的那些人。但两个假设都是错的。人民和政府、社会和国家,固然是要分开研究的,但分开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不是苹果和橘子。

芮xx是否为cctv的代言人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他是否要争话语权(有人要说了:只是政府的话语权,这种说法的偏颇性见上一段)这个事情似乎是有答案的,他自己承认过,他在2009年G20峰会上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似乎已经成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印象:中国新资本主义的代表,年轻,聪明,民族主义。(这几个词来自纽约时报)也就是说,他是和政府合作的本土精英的代表,他想这一类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有话说,很多时候他和政府一样,表现出对该体系既迎合又反对的姿态。

于是我发现在虚拟空间里,我们的国家表现为一种和殖民地政治相反的结构。在殖民地政治里,本土精英阶层/统治者是迎合西方霸权、跟他们搞合作的;而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则既反对本土的统治者也反对西方霸权。在我们的虚拟空间呢,统治者经常要跟西方唱反调(虽然其实他们暗地里搞得欢畅),经常谴责一下某些国家某些委员会插手我国内政;被统治者呢则时刻盼望着西方的自由民主早日解放中国(再一遍,其实他们和有钱又有权的中国政府暗地里搞得欢畅)。

值得一提的是,我特地给印度同学看了视频,问他作为亚洲人有没有因为”被代表”觉得不爽。他说那要看他问什么问题了,看了问题之后他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这种话在记者会上也没什么奇怪的。而且他觉得在这个记者的行为中有勇敢的部分:1.告诉奥巴马亚洲是异质的,不是他觉得留给韩国人一个问题就能解决的。2. 因为奥前面一直在说翻译,这个记者的姿态表明”"we can talk to you now in your own terms”, 而不是只作为translated audience。这样的理解初看可能有点奇怪,但是考虑到此男是来自前殖民地、目前研究后殖民主义的民主理论的质疑男(没错,搞批判理论的人就爱质疑),就很自然了:他们总是觉得第三世界就是要为了有自己的声音而挑战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想象。

最后,我一直强调”虚拟空间”,指这只是五毛党和五美分党的对立,实际情况要复杂地多。自然没有那么和谐,也没有那么不和谐,这类大问题只有请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老师们来讲解了。我只觉得,不关心现实的人,无需醉心于吵架和批评(批评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关心现实的人,说理之外自当做些能实在促进社会正义的事情(比如这个)。
(靠,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想说吵架没用,结果自己又写了一篇吵架文。)

那天在推特瞅到据说是刘瑜老师在单向街的对话,有观众问她是否爱国(虽然这个问题也很傻),她回答说国有什么好爱的,不过是个暴力机器。这里当然有明显的置换概念,观众问的是nation,她答的是state。但让我又想起了另外一篇豆瓣的文章,是关于她没有回答的那一部分,人需不需要有归属感?人是不是需要爱他/她所属于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想大多数人会答是,后一个问题,也许需要讨论一下。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爱国心”的,源于当时日本知识圈里关于07年教育基本法改革的讨论:据说政府/国会执意修改教育基本法,要把“爱国心”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原则之一,《世界》等杂志(类似于“读书”性质的)纷纷开特辑批判之,表示在“爱”国之前必须要有“思考”国家的自由,而这种法律规定等于剥夺了一个人思考的自由。当时我的总结是,爱国主义是完全的私人事务,是选择而非义务,不该放到公共领域来谈。

现在我想说的是,讨论该不该“爱国”这个话题本身,已经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了。我当时说,“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多前现代的含义,可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从前现代的资源里寻找动力(在民族主义研究中,也总是有两派做斗争的,一派强调前现代的、族群性的部分;另外一派强调现代的、国家的部分),它用某种方式把前现代现代化了。好吧,什么是民族主义?翻开每一本教科书都会给你很多页的解释:意识形态也好,政治运动也好,各种各样。往最简单的方向说(冒着过分简单的危险),两个面相:1. 政治的面相,就是nation-state中间那个连字符,他们说现代政治全都是关于那个连字符。民族要和国家联系起来,要有民族自决权来实现“自治”。2. 文化的面相,每个民族都有些独自的传统、特性,或曰民族性。

有人强调前一方面,比如法国人勒南,他在著名的演讲里说,什么是nation? nation就是每天投票;也有人强调后一方面,比如费希特,也是著名演讲“告德意志民族书”。两方面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我倾向于同意盖尔纳的“先有民族主义后有民族”,那些传统那些文化是通过政治想象才获得了意义。

两个也都有问题,关于自决权,比如无论你支持西藏独立也好反对也好,都是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区别而已。—— 当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初版本,主要是反满,吸引了包括汪精卫章太炎在内的一帮激进派。梁启超其实也靠近过这个观点,觉得西方既然是靠民族主义强大起来的(他确实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富国强民的工具),中国也要学习,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族的国家。后来他觉得不对了,开始和革命派笔战了若干年(在东京和横滨),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大民族主义而非小民族主义,这其实也是孙中山后来接受了的版本,汉蒙回满藏“五族共和”(且不说那些别的少数族群哪里放)。一个民族是否需要一个国家,是个现在有点过时,但依然纠结的问题,看看世界各地的分裂主义就知道了。先独立的阻挡后独立的趋势,如同先富起来的阻挡后富起来的趋势一样。

关于民族性,比如日本,日本人执着于各种“日本例外论”(我说这句话本身,也是对日本人“特性”的某种描述咯)。当然也有反论,某著名的民俗学家纲野善彦写过一本该主题的代表作“日本論の視座”,不过我总觉得,这本书的构造基本上就是从一种日本例外论走向了另外一种日本例外论(好像说“摩羯座的人最不相信星座”=。=)。还有更好玩的例子呢,上面说的勒南的强调政治的民族主义被视为法国特性的代表;而费希特的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德国特性的代表。这么说,一个民族还真是有一些特性。关键是,这些特性不是自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表述)不断地再创造出来的。如同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总伴随着对他者的边缘化一样,文化上民族特性的建立也得依靠对他者的边缘化,有时候是压迫。

总之,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你说你爱也好恨也好,都得先响应民族主义的号召建立你的一块砖式的“中国”意向才行。在这方面,我觉得那些恨的比爱的更民族主义。爱可能是不自觉的乡土情怀,恨,还真得好好经历一番政治创造才行。那些淫淫网上经常出现的,怒斥“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形象”的论调;和推特上经常出现的,觉得该“形象”还不够丑化的论调,基本上是硬币的两面。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人只能出生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他/她是否必然对这个不能选择的环境产生归属感我不知道,这种归属感对于民主政治是否必要有待争论(这是现在许多围绕公民权的争论的焦点)。但我觉得我又回到了起点,感情问题不该拿来做政治筹码,它会被利用(爱或者恨),掩盖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可是事实是,它们经常被利用,不打算利用它们的人反而被误解。开头提到的文章里说“阿伦特不管在哪里,以何种立场思考,都还是一个犹太人”,但阿伦特不为犹太人说话,她受到犹太人组织的谴责和诽谤,她在艾希曼报告中指责审判的理由和目的都是不够公正的,是为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正当化理由。她是一个女性犹太裔政治哲学家,但她不只是一个“女性”政治哲学家,不只是一个“犹太裔”政治哲学家,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那篇文章里举阿伦特是个最坏的例子。她对自己的身份保持忠诚,但永远以独立的姿态书写政治。

1945年苏联的Dynamo足球俱乐部(现在属于乌克兰)访问英国,和英国的足球俱乐部踢了四场比赛,乔治·奥威尔就此事为Tribune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体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也算是他的散文名篇之一。他写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足球和其他的体育运动所引发的敌意和狂热,这在古典时期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不曾存在的。在那些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和缅甸,体育运动(game playing)和民族主义几乎是相伴相生地一同发展起来的。奥威尔最后说:”我当然不是暗示体育是国际对抗的主要起因,在我看来,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本身,不过是那些制造了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另一个结果而已”。

在二战刚刚结束、冷战初见端倪的时代,竞技体育引发的敌意和仇恨几乎是毫无意外、顺利成章的,如今体育精神的负面效应大多不再为人关注,看起来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我看了这期三联周刊(06/21)的专题”一支球队和一个国家的气质”之后,立刻又想起了奥威尔的文章,最初是在几年前的英国散文史课堂上读到的。半个多世纪过去,未变的是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得到表达的,民族、族群之间的敌意,比如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支球队的对立被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情绪所强化。变化则是许多新情况的出现–殖民体系的解体,前殖民地国家现在成了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迎合到拒斥,民主化的”第三波”起起伏伏,始终不能在通向自由繁荣的道路上走得畅通。

于是足球又承载了弱者反抗强权秩序的梦想,这是作家和电影导演们编织的马拉多纳传奇的主题。这位在身上纹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大叔,谁在乎他是不是真的革命者?即使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支持右翼政府,再即使他为自己当年加入那不勒斯足球队所找的托辞其实很值得怀疑–意大利北方是经济和金融中心,而贫穷落后和黑手党则是南方的象征,马拉多纳以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姿态说,尤文图斯是肮脏的权贵,他只想去那不勒斯。但他又在自传中澄清,其实当时只有那不勒斯一家提出收购。这都不妨碍他现在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和反全球化运动支持者,他不准女儿看蜘蛛侠和指环王,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告诉我,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出现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小孩都说着英语,所有男人都在为纽约扬基队尖叫。”

市场经济下职业体育运动由资本掌控,指令经济下有国家——在北朝鲜,就是军队。1966年朝鲜和意大利1:0的比赛中立功的朝鲜球员朴斗翼是军人出身,重返朝鲜人民军之后,军阶由下士升为中士。2002年有个英国导演拍了一部关于1966年朝鲜国家队的纪录片”Game of Their Lives “,朴在片中说:”我认识到足球不只是关于输赢的。无论我们去哪里,踢球都能促进外交关系、增进和平。”我没有看这部片,只能断章取义地理解这说法太乐观。踢球只是外交关系的调剂罢了,四十年过去,他的国家只是更加孤立了——”像是午饭时谁都不愿和他一起坐的怪孩子”,他的球队也依然是军队做支撑。最强大的一支叫做4.25,又称”常备国家队”,足球队和其所属的4.25体育团都属于朝鲜人民军,4.25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人民军的创建日(看比赛时,解说员说某某队员来自425,我还想:朝鲜的足球俱乐部都是按数字编号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管是体育、还是别的是什么,总归要么是资本逻辑,要么是国家机器的逻辑。

有时候看世界杯简直比看外交史的课本还能感受到强烈的地缘政治话语。无论是评论员还是看客,总要念叨着”欧洲球队”、”南美”、”亚洲”、”非洲”诸如此类。如果要因循马拉多纳传奇的思路,南美在绿茵场上是后发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那么朝鲜可看作坚持做”怪孩子”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挑战。再过度阐释一下,中国不出现是很合理的,既不挑战秩序,还能促和谐闷声发大财。但我得说,这些都是幻象罢了。好像真的有国家交战、区域争夺,白白增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带来不了任何改变。

套用奥威尔的话–这话说的真是一点不错,足球运动不是激化国际不平等秩序的原因,也不是改变它的手段,只是造成这不平等秩序的诸多因素的另一个结果而已。说足球和政治无关真是无稽之谈(马拉多纳回忆1986年的英阿之战时写道:赛前采访时我们都会说足球和政治无关,但那是谎言,我们满脑子都是复仇!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把这些英格兰球员当成了仇恨的对象,阿根廷人民遭受的苦难要有人偿还… 我们有种强烈的信念:我们要为国旗而战,为死去的小伙子们,也为幸存者们而战…),说足球可以改变政治也是无稽之谈,但作为一种梦想,做一下倒也无妨。三联的那篇文章结尾写得很煽情:

当第一个黑人选手代表英格兰和德国出战时,当非洲移民的后裔占据法国队的半壁江山时,当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孩子成为代表国家威望的英雄时,当一个弱小的国家获得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他们那面略显陌生的国旗时,我们相信,足球始终有一种平等的诉求,跨越种族、贫富,那些喜与悲都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它向等级森严、嫌贫爱富、大国欺负小国的秩序挥舞着愤怒的拳头,也许这其中包含象征的成分,也许现实世界还是一样的残酷,并不会因一场比赛而改变,但是,你只要认真看,就能看见那只愤怒的拳头。

愤怒可以助一支球队赢得比赛,却不能助一个国家摆脱情感的奴役,摆脱自大和自卑,摆脱孤立和贫穷。有时候我们寄希望”精神”太多,也许是因为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时,只有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