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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犀利的天才,博古晓今,无所不能,比如E.H.卡尔。当我六年前刚刚开始学习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时候,就被告知这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是国际关系某派理论的鼻祖。当然,后来我觉得他跟那一派鲜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作为鼻祖的那本书很薄,叫做”二十年危机”,写战间的一些事情,怎么从一次大战走向了另一次大战,薄薄的小册子。他写了很多小册子,每一个都成为所在领域内绕不开的、不得不引用的经典。比如”After nationalism”, 似乎没有中文译本,出版以后就成了讲民族主义不得不提的文本。比如”历史是什么”,出版于1961年的小书,不同意的人很多,但就是不能不提它。卡尔教授留给我们的不是什么煌煌巨作,只是些演讲集、讲座集而已,但足以以洞若观火的犀利之风横扫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分开的吗?他可不这么认为。

近日身体诸多毛病,就是一大病灶。欲安心修养,书摘之:

4. 这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普遍常识的看法。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搬上餐桌。阿克顿(Lord Acton)的口味比较纯朴,便把它们做得清淡一些。……就拿乔治·克拉克爵士来说,尽管他批评了阿克顿的态度,他自己也是把历史中”事实的硬核”跟”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待争论的解释”相对比的–这里他也许竟忘记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给人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凭借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

11. 在阿克顿逝世不久后发表的剑桥近代史第一卷的序言里,他哀叹着压在历史学家身上的要求,”大有迫使他从一个饱学之士变成一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之势”,说这话的时候,他实际上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这里面是有毛病的。毛病就在于相信不知疲惫地、无止境地积累不可动摇的事实是历史的基础,相信事实自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绝不嫌事实之多。

16. 十九世纪关于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跟经济方面的自由竞争的学说是有血肉关系的–这也是一种沉着、自信的世界观的产物。让各人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好自为之,而那只神秘的手就会在暗中照应着整个世界的和谐。

17-18. 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在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记载下来的?1910年,美国哲学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r)故意使用挑战性的语言论证道: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

19. 奥克肖特教授在这一点上是跟克林伍德很接近的。他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

22. 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喜欢用诸如polis和plebs这类词的原文,仅仅为了说明他们没有掉进这个陷阱。其实这并不能帮他们多少忙。他们也是生活在现代的,他们不能靠采用一些冷僻的或者已废弃不用的词汇来欺骗自己,这好比他们即使穿上罗马人的短披风或者宽松的罩袍来讲学,也不能使他们变成更好的希腊或者罗马历史学家一样。

26. 阅读是由写作来引导、指导方向,并使它产生效果的:我写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也就越理解我所找到的东西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27. ……要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吉利卜迪斯大漩涡之间。这个巨岩就是那种站不住脚的理论,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认为事实应该无条件地比解释占住优先的地位。那个大漩涡同样也是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历史学家确立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解释的过程掌握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反映人的本质。人除了在他的婴儿时期和他的晚年以外,并不完全为他的环境所拖累,毫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也从来不曾独立于环境之外,成为环境的敌对的主人。人跟环境的关系就是历史学家跟他的研究主题的关系。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专制的主人。……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如果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都知道他所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

33. 如果我们用抽象的字眼来谈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局面,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紧张局面,我们便容易忘记这样一点:斗争并不是在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的。这些斗争并不是在个人作为个人与社会作为社会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之中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许多集团之间进行的。

34. 有时候我们把历史的进程叫做”在行进中的队伍”。这样的比喻,如果不会引起一位历史学家把自己想成一只老鹰,独立巉崖,眺望景色,或者想成一位显要,高踞检阅台上,那么它就是相当确切的。历史学家岂能是老鹰或显要!历史学家只是在队伍的另一部分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行进的另一种朦胧不清的人物而已。……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

39. 第二,那个立场本身是扎根在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的。正如马克思指出来的那样,别忘记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用现代的俗话来说就是: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是被洗过了的。

44. 不过,我敢大胆相信,一个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历史学家,跟那种大声抗议说自己只是单独的个人,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学家比起来,更能超越自己的处境,更能理解他自己的社会和观点跟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社会和观点之间的区别的主要性质。一个人超越他的社会处境和历史处境的能力,似乎是由他认识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程度的敏感性而决定的。

……

困困了,今天先到这里。

今天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老书,是1922年出版的,上面贴的图书馆标签显示入馆时间是‘民国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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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被这位馆员的字体所吸引,写得既漂亮又利落,绝不矫揉造作。然后呢,我又在书里看到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工整地写了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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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开始对这位尹朝桢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去搜索了一番。所幸关于这个名字的信息不多,可以确定都是同一个人,某郭沫若的同乡,四川乐山人。1905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在司法界任职。另外他们家好像很是书香门第:

“据史料载,尹家是当时乐山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尹海平有3个儿子,长子尹朝桢(1882—1951年),在1903年的省城会试中癸卯科举人,1905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同是帝国法政大学的同学,曾多年在我国司法界任高级职务。次子尹世桢在乐山发展祖业。三子尹维桢毕业于北京政法学堂,曾任劝业所所长,地方法院推事。三兄弟都有诗文留存《乐山历代诗选》。尹朝桢长子尹文敬1929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著有《草氓饾饤吟》。次子尹文宽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法系。”

虽然次子勉强和北大算有点关系,不过当时也无甚关系,这本书也不是燕京馆藏的。再看下去,发现此人还名列1925年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也就是民国14年……于是我想入非非:该不会是学校的某位教职员工拿到选议员的选票,随手夹在了书里忘了取吧>_< 更有某位同学推测有女同学或女老师暗恋他,我说25年他都43了,谁暗恋他去。。说来他和我认识的46岁的小兰姐还是校友(法政大学),于是陈同学认为定然是小兰姐穿越了——因为小兰姐的身世和气质是那么地适合穿越。。囧。

另外此尹朝桢君既然是在司法界任职,卡片还可以被崇拜者们用来搞模拟法庭角色扮演之类……

我室友的推测最囧:某个韩国留学生的名片吧。。他们韩国人不是喜欢做各种标签卡片和文具吗……

我用的电子词典里收录了学研出版社的“汉字源”字典,是对所有的汉字使用者来说都非常有用的工具。比如查“蝉”这个字,可以用部首输入法、日文训读、或者手写(可惜没有拼音输入……)输入,在这个字的条目中,会有汉音、吴音和现代普通话中的读法,日文意读的读法,意思,解字(会意兼形声)和单语家族等内容。条目下面的“熟语”一栏最有趣,收录了许多——我认为在日常日语中根本不会使用,在汉语中也很少使用的词汇和解释,比如:空蝉、蜿蝉、寒蝉、残蝉、蝉嫣、乱蝉(解释:语出:愁里残烟更乱蝉——元好问)、蝉鬓等等。

我要说的是,通过这个词典可以学到很多成语——尤其是对我这个成语颇差的人来说,其中之一便是“墓木已拱”,语出左传,真是让人一见难忘啊。虽然是不同的mu,不过我一下就想到了很多年前就一见难忘的一个网名:暮已成昼。似乎mu和yi两个音组合在一起总有特别的意味。加上,我对任何有树的意象的词语都难以忘怀。且不要说著名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单是念一句平白的“园中莫种树,种树四时愁”就能听到庭园里一棵孤树的掷地有声。想想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真是不发愁都难。

写坟墓的树,也不新鲜。最有名的恐怕是“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但是这个对比过于巨大,感触反而模糊。一个人15岁离家,80岁才回来,看到松柏冢累累的状况,大概是一种超时间感的悲伤吧。但是墓木已拱不一样,它仿佛是你经常去拜访这个地方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生者平淡的重复的生活中,死亡这件事情就这样丧失了任何戏剧性,被坟墓前郁郁葱葱、也许亭亭如盖(我想的是归有光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语文课上学这篇文据说很多人掉泪的,我也是)的树木所遮蔽了。

小时候看呼啸山庄——确实是很小的时候了,实在不敢说当时有看懂,但是怎么也忘不了的情景是凯瑟琳死前和男主角的对话,以及结尾,叙述者在三所邻接的坟墓前徘徊:

I sought, and soon discovered, the three headstones on the slope next the moor: on middle one grey, and half buried in the heath; Edgar Linton’s only harmonized by the turf and moss creeping up its foot; Heathcliff’s still bare.

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

坟墓上的植物生长状况暗示了死亡的时间,Heathcliff在他后半生漫长的时间里,是如何承受他曾经用生命爱和恨的女人的坟墓逐渐被树丛所掩盖这个事实的呢?

墓木已拱,这个词透露出的信息是谁也挡不住的时间的消磨,甚至不是洪流,只是消磨。曾经惊天动地的事和人就这样平静地成为了太阳下的一片树阴,风吹过树叶留下斑驳的影子。此时的悲伤比起当年,只是一个“不能言”。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心思不能言。

奥威尔君的政治与英语还没看过,只借用一下标题。20世纪的中文词汇当然曾经一度十分政治化,有趣的例子很多,今天只来说一下专政这个词。由于目前可用的党史资料甚少,所以我还搞不清楚,“专政”一词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被谁首先使用的。

可以确定的是在CCP之前定然是没有这个词的.当然,我们有“独裁”,独裁大概是从日文里来的,和其他很多现代社会政治双汉字词汇一样,都是日本人从汉语典籍里造出来再传回中国。日文的独裁、英文的dictatorship,都只有一种说法;何以中文中有“独裁”和“专政”两种说法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党的前辈们,在研究、翻译马克思与列宁的无产阶级独裁/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日文以音译直接写作“proletariat独裁”)理论时,觉得“独裁”这个词很不好听,给人以负面印象,于是造出了“专政”这个词。我想也许俄语里的“Диктатура”有别的意思也未可知?不过在google翻译里试了一下,单独查这个词的意思确实是“独裁”,不过如果翻译词组的话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google翻译还是很智能的……

那么中文里的“专政”和“独裁”到底有何区别呢?开始我以为专政一词只用在所有跟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表述中。后来发现,施米特的独裁理论(Die Diktatur)——有时候被翻译成独裁,有时候被翻译成专政,呈现出混乱状态。

而且,我记得在我读本科政治课的时候,老师完全不提醒我们注意专政与独裁的区分,反而去注意专政与专制的区分——后一个词完全是不同范畴里面的啊。专制大概也是日文过来,且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Kakei教授十分推崇天皇制下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梁启超受其影响,也在中国鼓吹开明专制论。在他们看来,既然开明专制是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的有效形式(伏尔泰当时也大力推崇),对于东亚的近代早期应该也行之有效吧。

顺便说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中文的wikipedia是很误导人的。它把dictatorship对应的条目写成专政、autocracy对应的条目写成独裁,这十分之混乱。尽管autocracy和despotism有一些区别,如果非要意译,都可以译为专制比较妥当。(前者作为democracy和oligarchy的比较(人民统治、少数人统治、自己统治);后者的典型应用是东方专制主义——埃及、中国,之类的)

 

 

OUP有一套可爱、简洁、无所不包的科普读物: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我经常在驹场生协书店的一角“立ち読み”,自由意志、佛教伦理、精神分裂、罗马帝国、哈贝马斯、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时间的历史——总之是无所不包,但是从来不曾想过买一本,这个页数对它的价格太不值得,在生协书店他们卖1600yen一本。但是这次既然在网上买de
Botton的新书,总归要花运费,不如多买几本,看到这套每本大概在5英镑左右,就忍不住点了几下,以及一个“The Thought Box
Set”,该盒子里还有一本附赠”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everything”,
属于那种让你读了觉得世界如此奇妙,又可以如此简洁——因此值得一活的介绍,我觉得科普读物做成这样,很不错。

 de Botton的“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
”还是硬纸版,似乎很对得起8英镑的价格,可是一如既往地掉书袋,对我来说很难看懂。

 昨日再次艳阳高照之下重访神保町,狭窄逼仄的楼梯间觅得一本“Idealism,
Politics and
History
”——确切点说不是我觅得的,是同去的目光如炬的张旭东老师先看到,然后拿给我看,而我当时完全没有领会意思,翻了一下说有意向买,他就一滴汗——“我也想买来着”,但是人家作为资源便利的xx教授xx主任自然不屑于跟我计较这么本小书,于是我就喜滋滋地捡了便宜。更觉捡便宜的是,回来后据我的google,所有网上可用的资源,都是卖30美元到140美元不等,而那家阴暗ws的田村书店卖800yen(8美元)!实在是我心甚慰。。

标题似乎是书,结果从头到尾都是在说价钱,惭愧。附赠一个段子,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萨义德,张就说很久以前跟他侄子是Duke时候的同学,于是总是听到一些萨义德叔叔给侄子的忠告。比如:如果你想批判美国学院的中东研究,千万不要去读中东系、阿拉伯文学系之类,你要去读英语文学——还不能是当代的,最迟也要是19世纪,然后往前。如果你是一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然后就可以对中东问题指手画脚,人们就觉得你很有学问、很有教养、还很有责任。但你要一搞中东外交的,谁都觉得你没文化——就说中国吧,你对下层表达有兴趣,但你不能跟人说你是研究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啊,你要是一红学权威,然后再去关心下层语文,偶尔还要对韩寒xx评头论足,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再一个段子,说在NYU带的博士生一般以上都女的,在华师大的博士生全都男的,且项目负责人方面明确声称:不要女的。问为什么呢?答曰,女的不能吃苦,做不了研究,而且,思想和生活严重脱节。怎么个脱节法呢?他说:比如吧,白天在课上,在那儿狂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物化、批判消费主义;离开了呢,比谁都消费主义,比谁都物化……

后来,我一边开网页看乐天、雅虎和amazon上面华丽丽的餐具,想着买怎样的碟子配怎样的叉子,一边告诉自己,我要阻止这一切,要生存,不要占有!

 

还想起M大叔曾经对我要在无聊的学校为了无聊的学位而读书表示不解:如果你只是想读书,想明理的话,又何必呆在学校呢?我当时大概说你对学院体制太有偏见,现在觉得有偏见大概是常态。拿萨义德做例子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们大概永远不可能成为他那样的,但是总归,对于规矩我们能改变的很少,只能想办法了解更多。伽利略大概曾说:“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

话说106年前,梁启超君花了12天从横滨度过太平洋到达温哥华(航行速度还是很快的),没隔几天,也就是4月3号,乘汽车穿越大陆前往渥太华,又没隔几天,也就是4月16号,到达纽约–据他自己的游记说,十分自豪地”同人迎于车站者数百。华人市皆罢工,观者如堵。”真的有那么轰动吗?据列文森先生的大作中所列的当时报纸来看,确实是有些阵势的。而且,那”波士顿先驱导报”的写作风格真是太许知远体了!–从时间顺序来说,似乎应该说,许知远的文章太20世纪初的波士顿先驱导报了。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整个唐人街颤抖。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热情。……东方的马克·安东尼告诉中国人他们怎样处在奴隶的地位。”


“当四个帮忙的中国人在他面前展开了像救生网一样的大旗时,梁启超登上了面前的讲坛,侃侃而谈地描绘了摇摇欲坠的已经压迫帝国多少代的制度和怎样挽救中国并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旗子是白色的,镶红边,上面有三颗红星。


“他用中国话演讲说:’第一颗星是自奋的象征……’演说家呼喊着,拍着自己的胸脯,然后像艾默生一样温和地微笑着。”


“第二颗星”,他弯到张开在他面前的旗子上,用他长而瘦削的手指划着它,像是马克·安东尼指点着凯撒宽外袍上的裂缝……(囧)


“另一颗星象征平等。起来吧,去争取你们的自由和与你们的统治者平等的权力。我们已经废除了叩头;当皇后的官员过来时,人们不必吻地和使前额擦泥(这个翻译真是太囧了!)。统治者不会高于臣民,每一个人都将处在平等的行列中。”


演说终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那些平时被视为像羊群一样麻木而不动声色地走在波士顿街头的中国人,走上前去握着演说家的手。

 

梁公的演说原文当然不可能那么撒狗血,要知道,以上的文本是由波士顿热衷于YY的记者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被列文森引用,然后又被我国的研究者翻译成中文–于是就成了这么个状态了。后来,梁在新英格兰地区逗留甚久,然后去了南方,然后8月份到达加州,据说,在洛杉矶的市政厅,许多显要人物参加了他的欢迎会。Levensen的书里这么说:

“市长做了漂亮的然而背离了梁启超某些政治原则的演讲。市长说,两年前,洛杉矶欢迎过麦金利总统;随后又欢迎过罗斯福总统。他继续说,现在,它又以激昂的乐曲欢迎梁启超先生到来。”……

总之,那一年,梁公在新大陆做了7个月的收获颇丰的旅行和观察,令美国华人中保皇派的人气高涨,另孙中山后来感到工作很难做。今天想到贴这个,是因另外一个同学听我讲这段轶事(他的评价是:一百年前的美国人理应很没见识=。=)之后受到启发编了另一段八卦,而不了解背景者可能会觉得费解,我特地提供一下背景材料。

另,深深感到列文森的书真是常读常新啊。比如很赞的下面这一段–请忽略糟糕的翻译。

“由于他的非文化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主义,他已经烧掉了他身后的桥梁;而且当他愉快地把中国的生活方式解释为一种错误时,他不会再抛弃中国的今天。今天是中国旧的生活方式所限定的样子,他蔑视旧的生活方式。虽然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能抛弃这些事物,而梁启超不能抛弃它。他是一个中国国家主义者,如果他感觉他的国家没有可尊敬的价值,他就必须为使国家值得尊敬而贡献出他的生命。因而,这个中国国家主义者的职责除了是谴责外,还应当更多。一个人只是热爱中国方式,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一个人只是蔑视中国方式,他就不能是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