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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豆瓣首页看到一枚“春娇与志明”的评论,大意说此片不适于月薪两万以下的屌丝观看。电影我没看过,无从判断,但从他举的几个例子来看:什么送IPAD啊,住长城公社啦,北京市区两套房子啦,实在是,弱爆了。而且,屌丝喜欢看这个,尤其是,考虑一下上映四周就成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的Intouchables, 其中的桥段,有几个是天天罢工要求增长退休金的普通法国人民可以买得起的?滑翔伞,私人飞机,艺术品收藏,没事儿就去花四万欧元买张“鼻血洒在画板上”的画。

当然,这不是说Intouchables不好看,它好看极了,笑料不断。对于黑人移民群体的描述也没有那么的stereotypical — 虽然有些矫情是必然的,特别是考虑到Driss的原型Abdel,是个阿尔及利亚人,不是黑人。但笑完了你觉得,不过是好笑而已。它首先绝对不励志,关于一个残疾的富人遇到了一个失业的问题青年然后两个人突然找到了生活的出路,那是运气。它某些时候有些嘲讽“高雅艺术”,但这些嘲讽无非是一些欲扬先抑,Driss从一个对歌剧绘画诗歌只会用污言秽语来嘲笑的文盲,变得听古典音乐、欣赏达利、跟人讲话时还要分析韵脚。让你觉得之前的笑料都白笑了。最后,我要回到开头的主题,没错,富可敌国的Philippe的遭遇是为了说明,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快乐,他后来遇到了对的人,但电影最终展现给我们的这些“快乐”,却大多仍然是各种物质财富的堆砌。

自古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只属于有“闲暇”的男性公民——想象一下在古希腊公民是多么特权的阶层,妇女、奴隶以及其他没有财产的人都不配有闲暇,不配有闲暇的人当然不能从事艺术活动。Driss可能真的有艺术天赋,但他不幸生在塞内加尔,然后被阿姨带到法国,做着banlieue的小混混,如果他没有遇到Philippe,这辈子都不会进画廊,更不会拿起画笔。但他遇上了,他被“civilise”了,这是他一个人的运气。问题是,从事艺术活动永远是件特权主义的事情,它跟平等不沾边。所以在19世纪末,那些还对旧世界怀有乡愁的思想家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民主世界,无不惊恐地感到民主将会让这个世界远离一切尊贵、高雅、伟大的东西,堕入平庸。

资本主义民主和大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商业社会,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些可以实现的欲望,可以买,可以向上爬,可以远离家乡和家庭的羁绊,从零开始。那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一个稀巴烂的城市, 人人都攥着个iphone, 男男女女却如野狗般抢出租车, 大街上的广告主要关注如何获得假乳房, 变成韩国美女, 提高性欲, 消灭痔疮, 无痛流产. 随地吐痰者的梦想是买一辆十万以上的车,然后和车一起变成一头横行霸道的畜生, 再把自家的伢送到有外教的幼儿园, 小学和中学。

资本主义会把这叫做社会进步,想想看在身份社会里,可以做整形、无痛流产、买车、让子女享受教育的阶层占整个社会人口的百分比吧。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即使不是每个人可以做,每个人都看到了可以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买,everything’s buyable.

后来另一个人E说到,“想胸大想變美想消除痔疮想买车不知道错在哪里。不懂得尊重世俗的愿望的人也配不上什么超然的美好。” 

我回复道:“每个人都没有错,错的是结构。就好像你批判奴隶制,贵族制,公司制,诸如此类,其实每个主人贵族资本家都善良地很,为人正直诚恳,经常捐钱济贫等等,不代表制度本身没有错。每个乐享消费主义的个体都做了对自己最正确的选择,不代表不能批判消费主义。

但现在我想再来领会一下第一条微博的意思。如果ta是说:整形、买车、送子女去外教幼儿园是庸俗的愿望,而对照地,比如说,听音乐会、玩滑翔伞、收藏现代艺术品就是高雅的愿望,那我倒宁愿去同意E了。在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有闲阶层和有钱阶层是同一拨人,他们制造艺术,确立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占上风。后来,世道变了,资产阶级嘲讽作为有闲阶层的贵族,闲暇本身不再被夸赞,艺术是市场上的又一种商品。最终,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在于交换,无论是高雅的,庸俗的。

电影中Philippe的原型,Philippe Pozzo di Borgo是Pozzo di Borgo公爵的儿子,当然,单单贵族身份还不足以让他可以那么富——他还是香槟生产商Pommery的老板,直到因滑翔伞事故而全身瘫痪。在妻子死后,他遇到了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私人护理Abdel,Abdel为他规划了许多出其不意的各种行程,据费加罗报说,比如“把他扔进飞机带他去了加勒比海的,以及加拿大北部。这只是一连串冒险的开始。” 他们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到摩洛哥,两人各自遇到了他们现在的妻子,就分开了。

所以,如果套用开头“春娇与志明”的句式,治愈系没那么容易的好吗?没有私人飞机至少也要可以全世界随便飞选择适宜定居地嘛,没有祖上留下来的豪宅至少也可以提供住所给所有的护理嘛。这当然不是这部电影想要讲的,至于他要讲什么,是关爱残疾人心理健康还是腐朽的贵族阶层需要新鲜血液,我也看得模棱两可。不过我看出了“加强对移民失业青年的艺术教育”的主题,以及“打着反civilisation幌子的角色如何被civilised”的主题,于是生出了以上的感慨。

跟随 @dreamingkitty 童鞋在围脖上讨论了一点点关于移民、移动的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事情;想转贴到推特上去,但因为字数问题比较困难。如果在博客上建个“微笔记”的标签吧,又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有下一篇。但是,姑且加入一下博客微博化的大潮吧。

Dreamingkitty: 内政部长T.May又提出要加强UKBA的管理力度,意图把这个部门分成两个部门。这个建议主要是针对之前UKBA部分官员提出放松边检的要求之后,实际执行的工作人员把检查放得更松了的情况。此事被踢爆后,May就已经三番四次提出要改进管理,今天有个独立调查员John Vine提交了报告,可戳http://t.cn/zOyMh2r

Dreamingkitty: 当前英国出入境事务以及签证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无法处理来自欧盟内部的移民骤增的情况。现在HO努力砍的,或者有能力砍的,是需要获得签证的non-EEA的入境人数。由于获得英国签证的门槛不低,审查也算比较严,这部分人的带来的“问题”比较少而钱比较多,能减的数量有限之外,减多了也不划算。

Dreamingkitty: 真正引起比较多现实问题的,是来自新东扩地区的EEA居民,他们入境时无需签证,可以分享不少公民福利,在某些方面受到比英国法要宽松的欧盟法的保护,但以低技术和低收入的人群为主,且进入的人数根本无法被控制。也就是说,HO试图减少A的时候用的是减少B的方法,而B可减少的空间又极小,方法值得围观。

dustette:“分享公民福利、受到欧盟法保护”什么的是官方说辞吧,来自CEE国家的工人、尤其是post-workers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为了移动的权利放弃社会权利,雇主(不一定是英国企业)会给波兰工人波兰薪水和社会保障,让他们在英国干活。欧洲法院当然有促进“平等对待”的案例,但那个是要自己争取的,去上诉去折腾

dustette:司法管辖权总是默认首先属于主权国家,所谓“受到欧盟法的保护”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实际作用,只有出现案例了才拿出来讨论一下。这也是他们总说的,“欧盟公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权利”之难题。

Dreamingkitty: 续前:英国/欧洲的雇主,给了来自东欧劳工非常低的工资和糟糕的待遇(另有非欧盟的劳工,有些是非法的),去干英国人不肯干的季节性、高强度的工作。在贫民社区中,下层英国人厌恶这些人的存在并假定他们是抢夺社会福利的罪魁祸首,但这些人才是低价售出自己的劳动力又得不到切实保障的。

Dreamingkitty: 至于欧盟法的益处,有个例子是关于入籍的。欧盟国成员配偶获得永居所需的年限比英国公民的配偶的要短,且附加要求低。在英国人的解读中,这可能导致一些人钻政策空子,通过假结婚的方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权,进而获得在英国永居和打工的机会,逃避所在国政府对涉外婚姻的限制和审查。

dustette: 你举的例子貌似是“作为EU公民的益处”,来钻英国的国籍法的空子,欧盟法是管不着国籍的,但是能管到居住权——确保自由移动的权利。有个著名的案例是个中国非法移民姓陈的女子,她先到英国,又去belfast生小孩(不能取得英国国籍,因为不是完全的属地原则;但可以取得爱尔兰国籍)

dustette: (先更正:她不是非法移民)继续,然后她带着8个月的女儿(爱尔兰公民)又申请英国的居留,被拒,被拒原因是虽然女儿根据EC协议是有移动权利的,但她才8个月,没履行过任何义务云云。ECJ判这个案子,是陈氏母女胜诉,因为移动权利不应该有年龄限制。而在这个情况下她妈妈是她生活的依靠。

回复@苦逼老流氓: 爱尔兰国籍法中的birthright citizenship,适用于整个爱尔兰岛,包括北爱。 //@苦逼老流氓:没明白。贝尔法斯特不是北爱么?和爱尔兰国籍有啥关系?

Dreamingkitty:说着说着都该去控诉那些滥用劳工的公司和雇主了,这是直接获利方,但这个似乎在控管的边界之外(不清楚,求说明)?他们送到英国的劳工,待遇差,生活条件也差,还要背负着本地下层人的仇恨和鄙弃,成为让所在国政府头疼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被各个派别当成移民牌来打,又都不提供解决的方案。

dustette:你看过那个讲拾贝惨案的Ghosts吗……

Dreamingkitty:回复@dustette:那么惨啊……非法移民真的超惨的……所以很佩服李明欢,敢跑到欧洲来做田野调查……本人是木有这个勇气、能力和心理承受度的~

回复@Dreamingkitty: 李明欢是谁…… 但那个电影是有点victimizing,立场太明显,感情太丰富,不好。这方面题材的电影我觉得更好的是it’s a free world; 会发现大家都很难的,包括那些非法中介……

每个社会都制造它的陌生者/外国人(在罗曼语族里陌生者和外国人是一个词)。用齐美尔的话来说,陌生者(the stranger)是基本的社会类型之一,是团体本身的必要元素,就好像“穷人”,“内部敌人”一样。这是陌生人的威胁被放大到极端的年代。

其实,像苹果日报上这个引起众多争论的广告在印刷业出现以后可谓屡见不鲜。

比如前英国首相先生发明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

后来流行开来

下面这个则比较不知名了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拉脱维亚(定然有人心说,“拉脱维亚?这种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怎么富裕的国家也好意思排外”)的建筑公司,广告上的字是:“包办一切维修和建设,除了输入移民工”。

后来这个广告公司被某些有点良心但不怎么有力量的媒体举报了,有没有惩罚不知道,大概是不了了之。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边境控制会怎样?不是没有社会/政治学家这么主张过。有那么几个政治哲学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呼吁“开放边境”,他们的立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就是说,道理上说,伦理上说,是应该这样的。

道理上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不都号称是自由民主国家吗?自由主义最大的原则是神马,就是自由嘛。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由他的选择和努力、而非由先天属性决定的。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一个人的成就、幸福、健康、福利、bulabula,各种好处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能选择的出生国。这自由嘛?所以应该让大家自由移居!

若非要问我同意否,我觉得他们也说得没错。但是,我一直想要和规范理论家划清界限,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没用。论文写那么长,当然,当作思维训练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没了。他们还满足于此,要不然罗尔斯怎么叫他的万民法是现实主义乌托邦呢。

我可不想写一篇万字长文来呼吁:国家应该开放边界!因为,国家是不会开放边界的。但是,如果“no one is illegal”或者“no borders”这些移民运动团体搞什么动员让我来签名的话,我是肯定会签的。重要的是要求什么(这个动宾短语的重点在动而不在宾),要求的东西乃不可能之物并不重要。

主权国家们就是不肯冒险让自己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边界越开放,移居的人越不会长期居留;而国境线越封闭,好不容易穿越了边境的人越想要永远居留。毕竟,人们想要的不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权利,而是自由移动(欧盟的freedom of movement)的权利。

欧盟几十年来的自由流通政策已经证实了这点。在接纳波兰等东欧国家之前,最初的欧盟15国忧心忡忡了好多年,生怕一旦开发边境(主要是工作许可),会有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冲到西欧(用香港人民的话来说,像蝗虫一样),抢他们的工作,耗他们的福利,弄垮他们的经济。

后来这些事没有发生。当然,CEE(中东欧)国家移居去15国务工的人数确实增多了,但这种增多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移民潮(比如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还有官方的季节工人计划等等)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政客们不这么想,政客们善于利用移民/陌生人的象征意义,在争取选票阶段,总是各种承诺“我们一定要减少移民,控制申请避难者的人数,造福本地人”,上台之后就发现,根本做不到,只好偷偷奉行实用主义。

1993年法国内政部长帕斯卡提出了著名的“0移民”目标,但到了1998年,他不得不把1997-98年度移民合法化过程中所有提出申请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栅栏葺得再高,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飞地(唯一位于非洲的属于欧盟的领土,很多来自北非的潜在移民试图从这里前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建再多的电网和铁丝,没什么能阻挡想移居的人的念头。可以阻挡一些人,但没有降低总的移居人数,无非是增加了死亡人数,,引来人权机构的谴责。(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1500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的时候死亡,UNHCR的报告人称,实际人数应该远远多于这个,因为统计的难度。但这已经是2006年,unhcr开始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使地中海成为了死亡之海)

那些搭上一只腐朽的木船打算飘过地中海的人,是怀了怎样的勇气和愿望?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也未必会过上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像莫克姆湾拾贝惨案中的中国工人一样,葬身大海,或者陷入贫穷。

而那些通过努力和运气终于过上满意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后辈,也许会像当初人们敌视他们一样敌视“陌生人”。

但陌生人总是要来的,人总是要走路的,资本商品服务总是要流通的。尤其是,你不能让资本商品服务加速流通的时候却把人困在当地。

天龙八部的结尾处,耶律洪基率军追赶萧峰和前来救他的江湖豪杰们,这些人从北京一路逃到雁门关,眼看进了雁门关就进了宋朝疆域,耶律若敢进关就等于向宋国宣战。但守门的将士却出其不意地不肯开城门:

    那军官已听到人丛中的叫骂之声,又见许多人穿着奇形怪状的衣饰,不类中土人士,说道:“老和尚,你说你们都是中土良民,我瞧有许多不是中国人吧?好!我就网开一面,大宋良民可以进关,不是大宋子民,可不得进关。”

    群豪面面相觑,无不愤怒。段誉的部属是大理国臣民,虚竹的部属更是各族人氏都有,或西域、或西夏、或吐蕃、或高丽,倘若只有大宋臣民方得进关,那么大理国、灵鹫宫两路人马,大部份都不能进去了。

此举间接导致了萧峰忠义不能两全的自杀,纵然段誉有“游鱼之捷”,虚竹有回春妙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哥将断箭插入心口,倒是成全了阿紫。当然,即使守关的军官开了城门,以萧峰的纠结心态也是自杀的命,除非有朝一日被扫地僧点化了学他父亲去出家。

但回过来看,此军官的举动可是合乎规矩之极,他守在这里不就是一边境检察官和immigration officer吗,工作就是区分国籍,拿正确护照的可以进,错误护照的不能进。就算是此刻这些人有生命危险,等于避难者,要申请避难资格也有各种行政程序,哪能一嚷嚷就让你进了。不过金庸后面对这守城军官大加讽刺,说他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情节向皇帝邀功云云。为神马?因为他的行为有悖于天龙八部的精神。整个天龙八部就是一波澜壮阔的以“中原”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大理,西夏和辽国分别分配了一个主角,但三位主角都和“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中流砥柱。吐蕃这个地方现在比较不省心,所以出现的鸠摩智和吐蕃小王子等人也都不怎么友好。

试想,现在的中国版图若不是现在这个局面,那天龙八部的国际关系史还会是这么写吗。那个谁谁不是说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金庸这个20世纪的人来写11世纪的事情,投射的其实还是20世纪的问题。这个问题,19/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说了,我们要大民族主义,不要小民族主义。当时反满主义盛行,孙中山也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现学现卖地从日本学了点德国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理论,表示国族不一定要和民族重合,一个国家可以有若干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出现在若干国家,我中华民族,素来汉满蒙回藏是一家。后来孙中山也觉得反满没什么用,于是接受了这个“五族共和”的主义。这是什么,这是鹿鼎记嘛。

鹿鼎记的结尾,韦小宝向他妈询问爹爹是什么人: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全书到此结束,唱响一曲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赞歌,宛然就是唱“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韦小宝这个鹿鼎记塑造的大英雄(韦爵爷是大英雄还是小流氓每个人想法不一,至少他在外交方面功不可没)可能是汉人,满人,回蒙藏,但就是不能是俄罗斯人荷兰人(同理,张无忌可以娶蒙古姑娘,但是不能娶波斯姑娘,哪怕是混血)。因为我们虽然不要小民族主义,要大民族主义,但毕竟还是民族主义嘛,接俄罗斯人荷兰人的就是烂婊子。

这可不是事实,宋元时候的泉州住着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民国时候的上海接纳了不少来自欧洲的难民,谁说他们去丽春院就不受欢迎了呢。

因为之前有推友推荐这篇关于欧元的文章,我批评了几句其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并且和作者在推特上交流了几句,就想写一点关于欧洲认同的闲言碎语。因为实在是个巨大的题目,相关的书上百本,论文大概上千,哪怕做个文献综述也可以写上好几天,幸好我们不搞那么认真。

先从刚才说的那篇文章讲起,他把欧盟的政治结构和美国比,然后说后者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前者稀里糊涂,而且不是直选不民主——欧洲议会EP是直选,但是没什么用,但也没他说的那么没用,考察人权状况的那是ECJ(欧洲法院)和ECHR(欧洲人权法院),议会通过的法律是要移植到成员国法律中去的。不过EP的弱点在于,虽然号称是直选,但是参与选举的公民少之又少,忘了具体数字,大概30%不到。这些问题,被叫做“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是讲了好多年的老问题了。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区域国际组织的民主问题,不是民族国家的民主问题,不是说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不能比,那也要看比什么。在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和部分外交防务政策很有的比,若是比选举民主,怎么不拿美国和ASEAN, MERCOSUR比呢?那样就会听起来很荒唐,和欧盟比倒还不那么荒唐,为神马,因为欧盟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但走得再远,也是个区域合作组织,舒曼也没想过把它搞成一个联邦制国家。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联合就没有别的政制形式了吗?各就是一些稍微激进一点的后xx(请自行填入各种词,民族、现代、殖民之类的)分子对欧盟抱有兴趣的地方,所谓政治想象力嘛。

但是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再次,民族国家不是唯一可能的政治共同体)这件事存疑,很多人觉得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构建欧洲认同(identity这个词很不好翻译,说身份也好啦)。但什么是认同?却何难解释清楚。首先它太多层面,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族群的,bulabula,然后它又多多少少有心理因素,所谓“集体归属感”,涉及到心理就有点难理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代,每个人首要的认同总是national identity——因为大陆木有好的词来对应nation,我只好按照台湾的译法叫它国族认同啦。就是说,你放眼望去,从小到大,遍布四周,所有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都是在给你建立这个国族认同,媒体和学校教育的重大功能自不待言,小说什么的也功不可没——金庸就是一国族教育的大师。所以当你到国外去,跟人见了面,说完名字,就要说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不说自己是哪个市县镇的,更不会说是亚洲来的。国族认同/身份压倒其他的认同/身份的例证。

尽管有很多“先贤”们很想有朝一日建立欧洲合众国(马志尼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愿望多半不能实现。欧盟官方的民调机构Eurobarometre调查了几十年,不要看欧盟一体化在这几十年来发展迅速(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呃不如叫煤钢合作社,到现在的区域‘帝国’),关于欧洲认同的调查结果可是没什么变化,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公民、其次是某国人”的人不是没有,有那么一点,多年来没有增长过。

那么是否便可认为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议题是大大的失败了呢?也不尽然。有两拨人不这么觉得。一拨人可以叫做自由民族主义者们,可谓自由派的大正统。尤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同济图书馆8楼的开架区抱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翻读的时候,主编的名字David Miller可是如雷贯耳。此人写了不少的书和论文,来力证national citizenship(国家的公民权?呃。。)如何重要,国民认同如何重要,没有被取代是大好事,云云。即使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棋手Kymlicka先生,也一在表示多元文化主义亦在驯服、加强liberal nationhood(自由主义国族性?呃。。),绝非取代之。再比如UCL的Bellamy先生,也是正统得不能在正统的政治理论家——那套very short introduction系列中的citizenship一册便是他写的。他亦觉得欧洲公民权之成功处便在于没有制造出可以与国民认同匹敌的超国民认同,否则的话national citizenship的价值就不保了。此人有次来讲学,欧陆学者大多不能赞同,我一个同学和他争执起来,觉得他对欧盟宪政太低估,此人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是法国人咯。同学顿觉此人甚无趣,当下不再理会。

另一拨人是各种批判理论家,后殖民、后结构、还有解构主义者之类。对他们来说,非但国族认同是批判对象,超国族或后国族或去国族认同也未必就更加包容了,也是一样的建立“自我”和“他者”、“包容”和“排除”的二元论嘛。他们批判欧洲认同的时候喜欢引德里达,此人玩文字游戏,说没有什么认同是和自身相同的——identity的原意不是相同吗,但“自我”跟其自身却并不相同,任何认同都是复数的,都是跟自身不同的,如此云云。本来这个立场是很彻底的解构主义的,但后来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和哈贝马斯合写了一篇文章来号称对抗美国霸权,“什么把欧洲绑在一起”,从那个很解构的立场退下来了。但谁知道是不是老哈主笔只是硬要拉他署名呢……

说来说去,也没说清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没错的,国族认同再强大,也不能沉默一切其他的身份/认同。而欧洲认同这个东西呢,没有后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殖民主义者说得那么坏(我直接忽略正统自由主义了),关键是认同这个概念不但认同也认异(瓦特,你着了德里达的道嘛)。看看欧洲性工作者权利宣言和其他打着欧洲旗号的社会运动,就觉得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公共空间还是充满许诺的。所以人说,要论的不是欧洲公民,而是公民在欧洲(同理,不是世界公民,而是公民在世界上)。

至于不怎么搞运动的消极公民们,大家只觉得,从罗马到巴黎,不用带护照,不用换通货,反正挺方便的呀。

但这又牵扯到另一个批评,觉得欧盟的公民概念太重经济,不够社会,把公民消费者化。“自由”(主要是移动自由)成了统治工具,云云。但批评归批评,像我,一开始写文章就要各种批判申根协议,但生活中不还是大感其方便吗?然后一边享受移动自由,一边便也不在乎所谓真正的自由了。

一群国际学生聚在一起,总是喜欢笑谈如何惹恼某个国家的人。容易成为靶子的自然是那些“小国”。比如说吧,惹恼一个斯洛伐克人的第一招,是搞不清楚(或装作搞不清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实在太普遍了,不要说那些远离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就是经常出入外交场合的政客们(确切点说是傻乎乎的政客们,有实例可查的是布什和贝鲁斯科尼)也经常搞混,更有坊间传说,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外交部每个月会见一次交换那些写错了地址的信件。第二招,“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里面比较穷的那部分嘛”,之类的。

但是惹恼比利时人就比较难了,因为,据说,他们不在乎。反正,连谁是比利时人这个问题都搞不太清楚,弗莱芒区和法语区互相瞧不顺眼,但也相安无事,因为大家不在乎嘛。

结果搞得布鲁塞尔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世界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布市法律上是“双语城市”,不过显然法语占绝对优势,但是四周都是讲荷语的市镇。所以我刚开始住在北边一个荷语小镇Grimbergen的时候,第一次对这种“边界”感有所体验,从该镇乘公交车到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刚开始上来的乘客都讲荷语,司机也对他们讲荷语,但不知不觉地,也不知道从哪一站开始的,突然注意到上车的乘客都讲法语,司机也开始讲法语了。在所谓的“欧盟区”,显然,大多数的广告标识都是英文。

外国人虽多,但是碎片化,不成(文化)气候。所以不光是这个城市本身没有“共同体”感,外国居民中,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也缺乏这样的认同。换句话说,不扎堆。

本来,我这样的人会想,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是理想的post-national城市吗?但讽刺地是,这样一个post-national都市的形成却(依然)全赖于national identity的想象。大多数在布市短期或长期工作的外国人,都是恰恰因为其“国籍”而取得这样的工作职位的。她/他的工作(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往往与作为其国家的代表进行区域协调有关,甚至有时候,就是为了在国际环境中增强/促进其所代表的国家/民族的政治统一、文化整合的幻象。所以,布鲁塞尔真是理论上所说的nationality和internationality互相依存的最佳体现啊。

刚才不是说,比利时人什么都不在乎吗,这话是一个师兄说的——他是个生长在这里,但身份很难界定、连母语是什么都很难界定的人。但后来他又以狂热粉丝的身份向我们力证:毕竟还是有一些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的,那就是丁丁!

师兄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手指翻飞,诉诸文字不能体现其生动性的十分之一。不过算了,反正事情是这样的:

丁丁历险记的知识产权归作者的遗孀所有,后来此女嫁了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办了一个公司负责所有关于丁丁的商业开发。后来该公司把电影拍摄权卖给了索尼,然后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这部电影,即将全球首映。本来大家都觉得,肯定首映是在布鲁塞尔咯。结果后来制片方由于各种商业考虑,决定把首映放在伦敦。然后比利时人就震惊了:神马??!!这怎么行??!!于是,虽然该国目前还木有政府,但还是极其效率地作出决定,排出一个部长去好莱坞谈判,谈判结果是,好啦好啦,我们不在伦敦首映啦。众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危机已经解除。没相当很快又传来噩耗:他们决定首映放在巴黎!还说:反正大家都是法语城市嘛,都差不多嘛。

(师兄评论说:神马,你们美国人把炸薯条叫做french fries(号称薯条是比利时人发明的)我们就忍了,从来不说什么,现在还要搞混丁丁的出身,那是怎么都不能忍的!)

于是比国的领导人们又是一阵紧急磋商,决定放出底牌:如果你们把首映放在布鲁塞尔,我们就派出一名皇室成员来参加哟。

于是制片方就动心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巴黎的诱惑。所以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好吧,首映仪式放在布市,然后有个下午茶,然后有一趟专列“丁丁火车”把所有人载到巴黎去,在那里举行晚上的宴会。

虽然是个妥协,也只好如此啦。比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不禁感慨道:虽然平时我们老埋怨皇室一点用都没有,但关键时刻只要运用得当,还是可以剥削一下的嘛。

结果呢,媒体们纷纷把此事当作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来大肆报道:你看,不要说我们没有政府,我们的外交官还是很能干的哟

若问师兄怎么知道这些个细节,只因他爸是外交官,在这件了不起的胜利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吧。于是乎师兄就有了首映礼第一排的VIP PASS,这周六下午一点,和斯皮尔伯格与比国公主一起圆他的丁丁梦。让我们祝贺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