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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制造它的陌生者/外国人(在罗曼语族里陌生者和外国人是一个词)。用齐美尔的话来说,陌生者(the stranger)是基本的社会类型之一,是团体本身的必要元素,就好像“穷人”,“内部敌人”一样。这是陌生人的威胁被放大到极端的年代。

其实,像苹果日报上这个引起众多争论的广告在印刷业出现以后可谓屡见不鲜。

比如前英国首相先生发明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

后来流行开来

下面这个则比较不知名了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拉脱维亚(定然有人心说,“拉脱维亚?这种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怎么富裕的国家也好意思排外”)的建筑公司,广告上的字是:“包办一切维修和建设,除了输入移民工”。

后来这个广告公司被某些有点良心但不怎么有力量的媒体举报了,有没有惩罚不知道,大概是不了了之。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边境控制会怎样?不是没有社会/政治学家这么主张过。有那么几个政治哲学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呼吁“开放边境”,他们的立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就是说,道理上说,伦理上说,是应该这样的。

道理上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不都号称是自由民主国家吗?自由主义最大的原则是神马,就是自由嘛。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由他的选择和努力、而非由先天属性决定的。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一个人的成就、幸福、健康、福利、bulabula,各种好处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能选择的出生国。这自由嘛?所以应该让大家自由移居!

若非要问我同意否,我觉得他们也说得没错。但是,我一直想要和规范理论家划清界限,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没用。论文写那么长,当然,当作思维训练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没了。他们还满足于此,要不然罗尔斯怎么叫他的万民法是现实主义乌托邦呢。

我可不想写一篇万字长文来呼吁:国家应该开放边界!因为,国家是不会开放边界的。但是,如果“no one is illegal”或者“no borders”这些移民运动团体搞什么动员让我来签名的话,我是肯定会签的。重要的是要求什么(这个动宾短语的重点在动而不在宾),要求的东西乃不可能之物并不重要。

主权国家们就是不肯冒险让自己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边界越开放,移居的人越不会长期居留;而国境线越封闭,好不容易穿越了边境的人越想要永远居留。毕竟,人们想要的不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权利,而是自由移动(欧盟的freedom of movement)的权利。

欧盟几十年来的自由流通政策已经证实了这点。在接纳波兰等东欧国家之前,最初的欧盟15国忧心忡忡了好多年,生怕一旦开发边境(主要是工作许可),会有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冲到西欧(用香港人民的话来说,像蝗虫一样),抢他们的工作,耗他们的福利,弄垮他们的经济。

后来这些事没有发生。当然,CEE(中东欧)国家移居去15国务工的人数确实增多了,但这种增多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移民潮(比如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还有官方的季节工人计划等等)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政客们不这么想,政客们善于利用移民/陌生人的象征意义,在争取选票阶段,总是各种承诺“我们一定要减少移民,控制申请避难者的人数,造福本地人”,上台之后就发现,根本做不到,只好偷偷奉行实用主义。

1993年法国内政部长帕斯卡提出了著名的“0移民”目标,但到了1998年,他不得不把1997-98年度移民合法化过程中所有提出申请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栅栏葺得再高,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飞地(唯一位于非洲的属于欧盟的领土,很多来自北非的潜在移民试图从这里前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建再多的电网和铁丝,没什么能阻挡想移居的人的念头。可以阻挡一些人,但没有降低总的移居人数,无非是增加了死亡人数,,引来人权机构的谴责。(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1500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的时候死亡,UNHCR的报告人称,实际人数应该远远多于这个,因为统计的难度。但这已经是2006年,unhcr开始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使地中海成为了死亡之海)

那些搭上一只腐朽的木船打算飘过地中海的人,是怀了怎样的勇气和愿望?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也未必会过上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像莫克姆湾拾贝惨案中的中国工人一样,葬身大海,或者陷入贫穷。

而那些通过努力和运气终于过上满意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后辈,也许会像当初人们敌视他们一样敌视“陌生人”。

但陌生人总是要来的,人总是要走路的,资本商品服务总是要流通的。尤其是,你不能让资本商品服务加速流通的时候却把人困在当地。

天龙八部的结尾处,耶律洪基率军追赶萧峰和前来救他的江湖豪杰们,这些人从北京一路逃到雁门关,眼看进了雁门关就进了宋朝疆域,耶律若敢进关就等于向宋国宣战。但守门的将士却出其不意地不肯开城门:

    那军官已听到人丛中的叫骂之声,又见许多人穿着奇形怪状的衣饰,不类中土人士,说道:“老和尚,你说你们都是中土良民,我瞧有许多不是中国人吧?好!我就网开一面,大宋良民可以进关,不是大宋子民,可不得进关。”

    群豪面面相觑,无不愤怒。段誉的部属是大理国臣民,虚竹的部属更是各族人氏都有,或西域、或西夏、或吐蕃、或高丽,倘若只有大宋臣民方得进关,那么大理国、灵鹫宫两路人马,大部份都不能进去了。

此举间接导致了萧峰忠义不能两全的自杀,纵然段誉有“游鱼之捷”,虚竹有回春妙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哥将断箭插入心口,倒是成全了阿紫。当然,即使守关的军官开了城门,以萧峰的纠结心态也是自杀的命,除非有朝一日被扫地僧点化了学他父亲去出家。

但回过来看,此军官的举动可是合乎规矩之极,他守在这里不就是一边境检察官和immigration officer吗,工作就是区分国籍,拿正确护照的可以进,错误护照的不能进。就算是此刻这些人有生命危险,等于避难者,要申请避难资格也有各种行政程序,哪能一嚷嚷就让你进了。不过金庸后面对这守城军官大加讽刺,说他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情节向皇帝邀功云云。为神马?因为他的行为有悖于天龙八部的精神。整个天龙八部就是一波澜壮阔的以“中原”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大理,西夏和辽国分别分配了一个主角,但三位主角都和“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中流砥柱。吐蕃这个地方现在比较不省心,所以出现的鸠摩智和吐蕃小王子等人也都不怎么友好。

试想,现在的中国版图若不是现在这个局面,那天龙八部的国际关系史还会是这么写吗。那个谁谁不是说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金庸这个20世纪的人来写11世纪的事情,投射的其实还是20世纪的问题。这个问题,19/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说了,我们要大民族主义,不要小民族主义。当时反满主义盛行,孙中山也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现学现卖地从日本学了点德国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理论,表示国族不一定要和民族重合,一个国家可以有若干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出现在若干国家,我中华民族,素来汉满蒙回藏是一家。后来孙中山也觉得反满没什么用,于是接受了这个“五族共和”的主义。这是什么,这是鹿鼎记嘛。

鹿鼎记的结尾,韦小宝向他妈询问爹爹是什么人: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全书到此结束,唱响一曲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赞歌,宛然就是唱“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韦小宝这个鹿鼎记塑造的大英雄(韦爵爷是大英雄还是小流氓每个人想法不一,至少他在外交方面功不可没)可能是汉人,满人,回蒙藏,但就是不能是俄罗斯人荷兰人(同理,张无忌可以娶蒙古姑娘,但是不能娶波斯姑娘,哪怕是混血)。因为我们虽然不要小民族主义,要大民族主义,但毕竟还是民族主义嘛,接俄罗斯人荷兰人的就是烂婊子。

这可不是事实,宋元时候的泉州住着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民国时候的上海接纳了不少来自欧洲的难民,谁说他们去丽春院就不受欢迎了呢。

因为之前有推友推荐这篇关于欧元的文章,我批评了几句其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并且和作者在推特上交流了几句,就想写一点关于欧洲认同的闲言碎语。因为实在是个巨大的题目,相关的书上百本,论文大概上千,哪怕做个文献综述也可以写上好几天,幸好我们不搞那么认真。

先从刚才说的那篇文章讲起,他把欧盟的政治结构和美国比,然后说后者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前者稀里糊涂,而且不是直选不民主——欧洲议会EP是直选,但是没什么用,但也没他说的那么没用,考察人权状况的那是ECJ(欧洲法院)和ECHR(欧洲人权法院),议会通过的法律是要移植到成员国法律中去的。不过EP的弱点在于,虽然号称是直选,但是参与选举的公民少之又少,忘了具体数字,大概30%不到。这些问题,被叫做“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是讲了好多年的老问题了。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区域国际组织的民主问题,不是民族国家的民主问题,不是说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不能比,那也要看比什么。在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和部分外交防务政策很有的比,若是比选举民主,怎么不拿美国和ASEAN, MERCOSUR比呢?那样就会听起来很荒唐,和欧盟比倒还不那么荒唐,为神马,因为欧盟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但走得再远,也是个区域合作组织,舒曼也没想过把它搞成一个联邦制国家。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联合就没有别的政制形式了吗?各就是一些稍微激进一点的后xx(请自行填入各种词,民族、现代、殖民之类的)分子对欧盟抱有兴趣的地方,所谓政治想象力嘛。

但是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再次,民族国家不是唯一可能的政治共同体)这件事存疑,很多人觉得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构建欧洲认同(identity这个词很不好翻译,说身份也好啦)。但什么是认同?却何难解释清楚。首先它太多层面,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族群的,bulabula,然后它又多多少少有心理因素,所谓“集体归属感”,涉及到心理就有点难理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代,每个人首要的认同总是national identity——因为大陆木有好的词来对应nation,我只好按照台湾的译法叫它国族认同啦。就是说,你放眼望去,从小到大,遍布四周,所有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都是在给你建立这个国族认同,媒体和学校教育的重大功能自不待言,小说什么的也功不可没——金庸就是一国族教育的大师。所以当你到国外去,跟人见了面,说完名字,就要说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不说自己是哪个市县镇的,更不会说是亚洲来的。国族认同/身份压倒其他的认同/身份的例证。

尽管有很多“先贤”们很想有朝一日建立欧洲合众国(马志尼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愿望多半不能实现。欧盟官方的民调机构Eurobarometre调查了几十年,不要看欧盟一体化在这几十年来发展迅速(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呃不如叫煤钢合作社,到现在的区域‘帝国’),关于欧洲认同的调查结果可是没什么变化,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公民、其次是某国人”的人不是没有,有那么一点,多年来没有增长过。

那么是否便可认为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议题是大大的失败了呢?也不尽然。有两拨人不这么觉得。一拨人可以叫做自由民族主义者们,可谓自由派的大正统。尤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同济图书馆8楼的开架区抱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翻读的时候,主编的名字David Miller可是如雷贯耳。此人写了不少的书和论文,来力证national citizenship(国家的公民权?呃。。)如何重要,国民认同如何重要,没有被取代是大好事,云云。即使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棋手Kymlicka先生,也一在表示多元文化主义亦在驯服、加强liberal nationhood(自由主义国族性?呃。。),绝非取代之。再比如UCL的Bellamy先生,也是正统得不能在正统的政治理论家——那套very short introduction系列中的citizenship一册便是他写的。他亦觉得欧洲公民权之成功处便在于没有制造出可以与国民认同匹敌的超国民认同,否则的话national citizenship的价值就不保了。此人有次来讲学,欧陆学者大多不能赞同,我一个同学和他争执起来,觉得他对欧盟宪政太低估,此人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是法国人咯。同学顿觉此人甚无趣,当下不再理会。

另一拨人是各种批判理论家,后殖民、后结构、还有解构主义者之类。对他们来说,非但国族认同是批判对象,超国族或后国族或去国族认同也未必就更加包容了,也是一样的建立“自我”和“他者”、“包容”和“排除”的二元论嘛。他们批判欧洲认同的时候喜欢引德里达,此人玩文字游戏,说没有什么认同是和自身相同的——identity的原意不是相同吗,但“自我”跟其自身却并不相同,任何认同都是复数的,都是跟自身不同的,如此云云。本来这个立场是很彻底的解构主义的,但后来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和哈贝马斯合写了一篇文章来号称对抗美国霸权,“什么把欧洲绑在一起”,从那个很解构的立场退下来了。但谁知道是不是老哈主笔只是硬要拉他署名呢……

说来说去,也没说清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没错的,国族认同再强大,也不能沉默一切其他的身份/认同。而欧洲认同这个东西呢,没有后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殖民主义者说得那么坏(我直接忽略正统自由主义了),关键是认同这个概念不但认同也认异(瓦特,你着了德里达的道嘛)。看看欧洲性工作者权利宣言和其他打着欧洲旗号的社会运动,就觉得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公共空间还是充满许诺的。所以人说,要论的不是欧洲公民,而是公民在欧洲(同理,不是世界公民,而是公民在世界上)。

至于不怎么搞运动的消极公民们,大家只觉得,从罗马到巴黎,不用带护照,不用换通货,反正挺方便的呀。

但这又牵扯到另一个批评,觉得欧盟的公民概念太重经济,不够社会,把公民消费者化。“自由”(主要是移动自由)成了统治工具,云云。但批评归批评,像我,一开始写文章就要各种批判申根协议,但生活中不还是大感其方便吗?然后一边享受移动自由,一边便也不在乎所谓真正的自由了。

一群国际学生聚在一起,总是喜欢笑谈如何惹恼某个国家的人。容易成为靶子的自然是那些“小国”。比如说吧,惹恼一个斯洛伐克人的第一招,是搞不清楚(或装作搞不清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实在太普遍了,不要说那些远离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就是经常出入外交场合的政客们(确切点说是傻乎乎的政客们,有实例可查的是布什和贝鲁斯科尼)也经常搞混,更有坊间传说,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外交部每个月会见一次交换那些写错了地址的信件。第二招,“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里面比较穷的那部分嘛”,之类的。

但是惹恼比利时人就比较难了,因为,据说,他们不在乎。反正,连谁是比利时人这个问题都搞不太清楚,弗莱芒区和法语区互相瞧不顺眼,但也相安无事,因为大家不在乎嘛。

结果搞得布鲁塞尔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世界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布市法律上是“双语城市”,不过显然法语占绝对优势,但是四周都是讲荷语的市镇。所以我刚开始住在北边一个荷语小镇Grimbergen的时候,第一次对这种“边界”感有所体验,从该镇乘公交车到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刚开始上来的乘客都讲荷语,司机也对他们讲荷语,但不知不觉地,也不知道从哪一站开始的,突然注意到上车的乘客都讲法语,司机也开始讲法语了。在所谓的“欧盟区”,显然,大多数的广告标识都是英文。

外国人虽多,但是碎片化,不成(文化)气候。所以不光是这个城市本身没有“共同体”感,外国居民中,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也缺乏这样的认同。换句话说,不扎堆。

本来,我这样的人会想,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是理想的post-national城市吗?但讽刺地是,这样一个post-national都市的形成却(依然)全赖于national identity的想象。大多数在布市短期或长期工作的外国人,都是恰恰因为其“国籍”而取得这样的工作职位的。她/他的工作(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往往与作为其国家的代表进行区域协调有关,甚至有时候,就是为了在国际环境中增强/促进其所代表的国家/民族的政治统一、文化整合的幻象。所以,布鲁塞尔真是理论上所说的nationality和internationality互相依存的最佳体现啊。

刚才不是说,比利时人什么都不在乎吗,这话是一个师兄说的——他是个生长在这里,但身份很难界定、连母语是什么都很难界定的人。但后来他又以狂热粉丝的身份向我们力证:毕竟还是有一些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的,那就是丁丁!

师兄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手指翻飞,诉诸文字不能体现其生动性的十分之一。不过算了,反正事情是这样的:

丁丁历险记的知识产权归作者的遗孀所有,后来此女嫁了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办了一个公司负责所有关于丁丁的商业开发。后来该公司把电影拍摄权卖给了索尼,然后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这部电影,即将全球首映。本来大家都觉得,肯定首映是在布鲁塞尔咯。结果后来制片方由于各种商业考虑,决定把首映放在伦敦。然后比利时人就震惊了:神马??!!这怎么行??!!于是,虽然该国目前还木有政府,但还是极其效率地作出决定,排出一个部长去好莱坞谈判,谈判结果是,好啦好啦,我们不在伦敦首映啦。众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危机已经解除。没相当很快又传来噩耗:他们决定首映放在巴黎!还说:反正大家都是法语城市嘛,都差不多嘛。

(师兄评论说:神马,你们美国人把炸薯条叫做french fries(号称薯条是比利时人发明的)我们就忍了,从来不说什么,现在还要搞混丁丁的出身,那是怎么都不能忍的!)

于是比国的领导人们又是一阵紧急磋商,决定放出底牌:如果你们把首映放在布鲁塞尔,我们就派出一名皇室成员来参加哟。

于是制片方就动心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巴黎的诱惑。所以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好吧,首映仪式放在布市,然后有个下午茶,然后有一趟专列“丁丁火车”把所有人载到巴黎去,在那里举行晚上的宴会。

虽然是个妥协,也只好如此啦。比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不禁感慨道:虽然平时我们老埋怨皇室一点用都没有,但关键时刻只要运用得当,还是可以剥削一下的嘛。

结果呢,媒体们纷纷把此事当作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来大肆报道:你看,不要说我们没有政府,我们的外交官还是很能干的哟

若问师兄怎么知道这些个细节,只因他爸是外交官,在这件了不起的胜利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吧。于是乎师兄就有了首映礼第一排的VIP PASS,这周六下午一点,和斯皮尔伯格与比国公主一起圆他的丁丁梦。让我们祝贺他吧。

想写这个是源于有两个朋友讨论打算做一个项目来比较推特在欧洲与新浪微博(以下简称微博)在中国的政治动员、”awareness-raising”等方面的异同,这种比较——显然是建立在把微博当作推特在中国的对等物的前提上,作为一个比较积极的推特中国用户我自然有点意见,如果是我的话,宁愿来比较推特中文用户群和微博的政治动员与议题形成。

这两个东西之间的比较,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大多是技术层面的——比如,我觉得最本质的不同,推特是很典型的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你上来看到是很平的信息,没有熟轻孰重,没有谁告诉你今天需要/最好去讨论些什么。微博从最开始就是新旧媒体的中间之路,大概也是在我朝能走的唯一道路(饭否就玉碎了嘛),信息的等级性很明显。@flyingad老师举了个物理学上的例子给我,想象一张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膜(据说就是”能量”),当一只球落在膜上的时候会形成凹陷(据说就是”物质”),大球会形成比较大的凹陷,小球会形成大的凹陷,并且向大球身边聚集(据说就是”万有引力”)。在微博上,当你fo的人转发了一条信息,你看到的不只是那条信息的内容,你会看到原本发这条信息的人后的”V”字,还有10000次转发,8000次回复,提醒你这是一个大的凹陷。右侧栏的热门话题排行榜也会显示数字,数字成为传统媒体报道微博在公共事件中作用的重要援引资料。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技术上毫无新意、设计上粗鄙、营销上恶俗的网站,为什么好像一再地在那些可以被称为”minor-genre resistance”(用潘毅的词)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会被政权所利用(传统媒体中开始出现:由于微博上xx呼声很高…),把异议纳入到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轨道上来,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的特色:这里说”政治”,朗西埃会把它叫做”police”。最后会到何方?

我以前说过,推特影响的是冯正虎这样的人,微博影响的是钟如九这样的人。我总想套用德里达的话说:一个幽灵,1989的幽灵,在推特中文圈中徘徊。推特中文用户大多已经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所以awareness-raising的功能很小),关心民主,关心人权,关心被迫害的艺术家,关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但不会去关心(倒不是不想,而是用户群结构所限,没有可能)江苏某县因为强拆上访的小女孩——这样的女孩有成千上万,你可能会觉得,救了一个能怎样?制度还是在那里。

用微博的人,据说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2亿,大多对民主、人权这些大词没有概念(不像用推特的人,翻墙本身就构成一个statement),可能是为了好玩,为了追星,或者为了改变自身的困境:面临强拆的人,儿女被拐卖的人,一心救助患绝症的偏远地区的儿童的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即使是纯粹为了消遣的人,也常常被右侧栏的”公共话题”所吸引,投入到肤浅、吹灰不费、但是确实是”公共”的争论中。纯粹靠着人数,还有一些好运气,困境也许真的可以被改变,甚至形成风行一时的话题中心。这是一个公私领域界限模糊的地方,通过围绕着私人领域的事情的公共抗争,你也许可以真的找点一点公共性。即使他们并不在乎制度,而只在乎一时一地的情况改善。

刚才看到 @zaobitouguang 回复我说,”用twitter就像站在100米远的地方骂人,用微博就像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而且可以随时扇你两耳光。”被人捆住了手脚说话,未必就不能说出有力的话,况且还可以啐唾沫呢。但是站在100米之外的话,别人听都未必听得见,多半是骂给自己听。

但这些当然不是因为推特本身,而是因为——它被禁了嘛,大家用不了嘛,没人知道嘛。没人知道怎么搞动员,怎么搞议题,只能谈谈理想,谈谈理论。在推特上天天号称感受”自由”的气息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的。也不是因为新浪微博这个网站本身,它依然是个恶心的网站,但任何此类网站都会提供一个平台,哪怕是被严格监控、自我审查的平台,这个平台上有太多不知道怎么翻墙、不知道墙外是怎样、因为种种原因被政权欺压或者被社会边缘化的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才是(通过网络)在·现·实·中进行微抗争、不得不微抗争的人。

不过,如我开始所说,这种建立在”幸运的”个案上的改变,很容易就被利用了(更不用说网站本身就在严格的监管下,随时都在自我审查了)。所以当你看到诸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之类的机构开始频频提到微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权太知道怎么把微抗争转变成体制合法性的一部分,但是只要dynamics在,就总有希望在。

在学年末,开始奔忙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三星期前在法兰克福,两星期前在首尔。结果是法兰克福的那伙人,因为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后殖民主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所谓的global south的所谓的’people of colour’,而在首尔这帮人,一半德国人,剩下的一半里一半会讲德语,还都研究一些关于日本和韩国的陈年旧事,简直成了德语学界东方学会。这我可没料到,因为主题是关于border的,不是关于东亚史的。有这么一些插曲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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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克福,我所在的panel负责人aylin介绍我住在她的朋友杰罗姆在奥芬巴赫的合租公寓里。是个很舒服的公寓,我睡在客厅,书架上放着整套的弗洛伊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的著作。显然它们不只是摆设,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社会学对我来说是很实证的学科,但他们的研究题目都跟实证一点关系也没有,要么是某个特定的思想家,要么是某个特定的概念,subjectivisation之类的……

话说回来,那几天我和aylin和其他人经常在城里喝啤酒,期间聊起我的host杰罗姆,aylin说他是个“anti-german racist”。当然,这是个听起来很奇怪的描述,racist也是个很坏的词。但我还是理解成某种自嘲,而且aylin应该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像我们这种成天跟各种意识形态概念打交道的人,有时会毫无恶意地开玩笑说对方是racist,就好像我的同性恋室友,每当邀我出去玩而我正好有事去不了时,他就会说我是homophobia。所以我离开那天跟杰罗姆简短聊天时,提到“我听Aylin说你是anti-german racist”,他当时显得很镇定,回道“是吗?” 但后来我就见识到了德国人的固执,他发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来表示他的愤懑和不解,先是分析我们那段简短的对话是如何的有违常理,继而向我解释他的立场——激进的反-反犹主义立场,无论如何都不是racism。我只好也回复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来分析我那段简短对话后面的友好动机,和aylin这么说的友好动机,以及您无论如何都不是racist。

不过,从他的解释来看,他怎么说也是激进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我当然没有把这个写进回信。我曾在会场遇到他,但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在第二天出现在会场,穿了一件印了以色列国旗的T恤,我说了我当时完全没注意到他穿了以色列国旗。他后来在邮件里跟我解释,他觉得有必要警告这些后殖民主义者。而且他反对反犹主义到什么程度呢?前一阵子judith butler来法兰克福做一个什么演讲,aylin问他去不过去,他说:“不去,如果我去了会忍不住扔她番茄鸡蛋的”。而巴特勒又算哪门子的反犹主义呢,不过是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说了几句话而已。我觉得搞不好他觉得阿伦特也反犹,最终没有跟他继续通信。

2.

后来我在首尔遇到这些德国人,聊起此事,大家说德国的anti-german leftist势力还是很庞大的。但这些搞历史的人一点也不批判,其中只有一个,长得挺像齐泽克,论调也蛮齐泽克。那天晚上我们在吃烤肉(顺便说一下,我在韩国每吃烤肉事后必胃痛),这位齐泽克男Robert和一个美国小哥Mat在辩论。美国小哥M在研究“国际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以,你们可以想见。我跟R帮腔讲了几句,然后说:“不管怎样,你们自由派需要我们。” M说:擦,我才不是自由派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句什么,R大笑,拍着我说:“you are right, he’s a fucking liberal”,然后我们干了一杯。

但是我喜欢后殖民主义者吗?其实不然。在法兰克福的那场,最终成了一个关于文化/肤色/身份的陷阱。尤其是谈个人经验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关于个人教育体验的panel,于是”women of colour”成了有话语权的群体,”白人男性”注定没法说话。于是这边有个小哥,白人小哥,就做迷茫状了,说在这样的场合下不知道如何说话,是否应该回家去反省?这位报告者,一位显然是在德国长大的,棕色女子,说:“你是应该回家,然后反省。”

这小哥的问题是挺傻的,总以为自己在结构之外,而这女生自以为代表了她要代表的群体也挺傻。结构这东西,我的panel里这个丹麦/哥伦比亚女J和印度小哥M的对话也很有代表性。J(作为白人女性)说:“最恨那些自以为无辜的。我如果说你傻,我就是种族主义;你如果说我傻,你不是。而我其实是从这个结构中受益的,那些自以为无辜的,不知道他们的特权,就是表达solidarity。”她说丹麦还是瑞典哪里的国际妇女节游行,这些个女性主义团体,觉得为了体现她们的国际性,也邀请了穆斯林妇女团体一起,游行的时候,穆斯林女性团体打出了“solidarity”的标语,她们就愤怒了:“谁让你们solidarity的?” —— 处在主导/控制地位的标志就是,只准我们说“我们支持你们”(也就是同情你们),而不准你们说。

3.

后来,我们坐在汉江岸边喝酒,下起了雨,就躲到一个奇怪的高架桥结构下面去了。柏林女孩在讲从柏林到苏黎世的各种德语城市的gay bar和dark room,性和毒品;R和M继续在争论革命的正当性。旁边有两个中国女孩,路人,她们在打羽毛球。时而有一列火车在头顶的桥上呼啸而过,我想,好吧,首尔也是个挺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