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ton一家人，用旧时说法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中韩丁（William Hinton）和卡玛（Carma Hinton）父女名气更大一些，前者因为他的煌煌巨著《翻身》和《深翻》，跻身于”最出色的中国革命编年史学家”（德里克语）之列；后者制作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天安门”、”初月”、”小喜”等等，成了我们这代青年学生了解共和国史最生动而直观的工具。韩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则不是那么的有名–她和她的丈夫阳早不过是中国某农场的奶牛饲养和农机改良专家而已，虽然他们被中国农机院授予过”个人贡献奖”，被机械部聘为顾问，而且，寒春在2004年成为第一个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果她愿意，她当然可以拥有中国国籍，可是她并无此意，在中国的农场里养了五十多年的奶牛，寒春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

2010年6月8日寒春在北京去世，才又把这个老人的传奇一生带到公众的面前。很多新闻标题是”中国绿卡第一人”逝世，她大概会觉得这个头衔可笑，她只是个革命者，而且是无限沉溺于革命时代的革命者。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一个走不出陕北时代的美国老人”，做了一个摘要如下。

当寒春还是琼·辛顿的时候，她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Los Alamos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受到哥哥韩丁的影响，她也对中国革命产生极大的热情，她对追求她的Erwin Engst（后来的阳早）说：”到中国去，我就跟你在一起。”于是1946年，Engst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奶牛专家（赞这个title）的身份到了中国，据说将奶牛从上海徒步送到延安。延安党中央说：”牛我们收下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多住几天，看看革命形势。”阳早留下了，两年后29岁的寒春来到延安和他汇合，次年两人在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1953年有美刊发表文章《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中说掌握美国核秘密的年轻物理学家琼·辛顿突然失踪，之后在中国出现，很有可能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但事实上阳早夫妇除了养牛和改造农机之外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另外一篇报道中说，有关部门曾问寒春是否愿继续研制原子弹，她摇头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是牛奶）

寒春痛恨不平等，在物质上有”近乎偏执的朴素追求”。1955年年轻的刘国经被分配到草滩牧场给阳早夫妇做助手，他说那时他刚参加工作，每个月只有20多块钱，阳早是120块，寒春80块。后来刘的工资涨到30，阳早160，寒春120，还是差丈夫40块钱。她认为这不平等，应该男女都一样，而且革命不分先后，一直向领导反映，要求同工同酬，终于在1966年调到北京前争取到了：两个人都变成140.

1950年代时，美国人苏锦也追随丈夫来到陕西，一次送牛奶的人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人。然后寒春来探望她，她激动死了–说好多年没有见过美国女人了，然后两人从下午三点聊到次日中午。还有个小插曲是1962年圣诞节时，寒春的母亲来西安探亲，寒春找来一颗大树做圣诞树，农场的领导从城里最高档的旅馆找来厨师，据说是整个西安城唯一会做西餐的人，做了烤火鸡和苹果派。苏锦说：我做梦都没想过在中国还可以过圣诞节，寒春还拉了小提琴，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

那时苏锦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她听说要把孩子也变成公有的。寒春就给她解释：”这都是那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一时不能理解新政策，搞得太过头了，你再等一个月看看还是不是这样。”（堪比资深政委啊）”过了一个月，果然大家都理解了”。

阳早夫妇本来在陕西农村过简朴但舒服的生活，文革开始之后他们被调到北京做翻译工作，住进了外国专家楼，他们反而觉得无法接受了。66年8月，他们联合另外两名美国专家写了一篇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要求外国专家局取消对他们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要求和普通中国人民一样参加劳动，参加思想改造，参加文化大革命。

寒春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从1979年作为奶牛机械化代表团的顾问访问美国的例子可见一斑。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回忆道：当时我们14人，赴美42天，我都不知道美国的宾馆什么样。我们到农场参观，就住在农场里，到了城里，不是住在华侨家就是住在他们的亲戚朋友家。刘国经回忆说，”租了两辆车，开始请华侨来开车，后来为了省钱，寒春自己当司机。她又要做向导、翻译，还要当司机，我们说请人来开，她坚决不同意，她说，革命就是要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最后，代表团仅用了1/3的出国经费（这让现在的公费出国考察/旅游团情何以堪啊），还有1/3用来买了农机设备、零部件和冷冻的公牛精液（公牛精液很贵的……囧），最后剩了2万多美元回去后上交国家。

晚年的阳早夫妇住在昌平大王庄的农机试验站，依然每天去牛场上班。但寒春越来越沉默了，尤其是2003年阳早逝世以后。苏锦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不喜欢现在的中国，不喜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认为过去那样挺好。她回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家餐厅吃饭，楼梯很窄，每次只能并肩走两个人，寒春就说：After you. 我趁机说：你看这不就是一部分人先走了嘛，没那么大地方嘛。她一听这话不上楼了，很生气地说：我不吃了。”

寒春的哥哥韩丁逝世于2004年，在生前他也和妹妹一样对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政策表示不满，而且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他可以在文章和讲座中公开表达他的批评。我没有时间去找他更新的作品，就偷懒把毕业论文里引用他的部分贴过来。三联的文章里面说《翻身》是小说，属硬伤一处，《翻身》和《深翻》都是讲山西长治县张庄的社会革命史，前者是土地改革，后者是文化革命；前者是伟大的自我解放，后者是不知怎么形容的自我消耗。

“于是这些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一步步地从片面的知识走向了普遍的知识，从自发的行动走向了指导下的行动，从有限的成功走向了全面成功。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将自己从自然与社会力量的消极牺牲品转变成了新世界的积极建设者。”（翻身）

“事后看来，文化大革命似乎原可成为历史分水岭–一次使人们摆脱旧中国的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摆脱所有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文化，并对它们加以改造使之与新的公社生产关系相协调，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场革命现已沦为一场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厮杀，一场自上而下、彻头彻尾的派性斗争；只要能击倒对手，一切都无关紧要，为了达到目的，所有的不择手段都成为正当的。”（深翻）

《深翻》的中文版还附录了1971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韩丁一家人的谈话，但现在离开学校，不能读到这篇文章，只有推特里面记了一句，是在结尾的时候，卡玛（当时22岁）问起林彪的事情，周恩来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的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韩丁和寒春的祖上名人挺多，其中一个，他们的姑奶奶是《牛虻》（北大教授们最爱的书）的作者伏尼契，也许血统里就有革命精神。阳早去世的时候，寒春执意在丈夫的讣告中加上一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她解释说：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不是为养牛而来的，是为信仰而来。她甚至因为骨灰安葬事宜和领导部门起争执，因为领导要把副部级待遇的阳早的骨灰安置在职位相符之地（”副部级骨灰处”？），执着于平等主义的寒春当然不同意，她要求埋在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

这个固执的老太太的一生让我很感动得很，不是因为她是个国际主义者，而是因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肯定是不分国界的。她碰巧在年轻时来到中国，这块土地当时正符合她的梦想，而后风云变幻，当这个国家离理想越来越远时，也无可留恋。

而且，她一直和最爱的人一起。

重看”乱世佳人”，发现一句以前重视不够的台词，逃离亚特兰大之夜，白瑞德弃斯嘉丽而去参军，斯嘉丽不解为什么，他回答：”大概因为我总是对失去的理想无法抗拒，当它们真的失去时（Maybe it’s because I’ve always had a weakness for lost causes, once they’re really lost）。”

纽约时报报道寒春去世的文章中说：她和他的丈夫依然是毛主义理想的忠实信徒（She and her husband remained true believers in the Maoist cause）。在她去世之前，这就已经是一个失去的理想了，谁也不能否认。她以及她所代表的精神的离去只是让这一点更加明确。失去的理想和破碎的革命，不再来的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