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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的,边境控制是这个世界(民族国家的世界)上最坑爹的制度之一,签证制则仅仅是此坑爹制度的一环而已——国家通过它实现所谓的surveillance à distance。关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和反自由主义的边境控制的各种矛盾关系,算是我目前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不过今天我就不讲这个了,我有其他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讲。得益于我的国籍(你们知道的,和你们都一样),我遭遇各种因为边境政策引起的麻烦的次数也不少了,后来成了我的谈资——每次去参加这方面的会议都可以现身说法一下,后来一个老师告诉我,这种方式,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auto-ethnography。那我就再来autoethnography一下吧。

首先,我回来北京,来办比利时长期签证,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有经验者告诉我一个月很可能不够(因为要去搞体检公证什么的,MD此时此刻我又多么怀念意大利的效率,神马体检统统不要),但是我没办法呀,9月初要去法国美丽的chambery开会呀(还叫神马“No Borders?”,多么讽刺啊!!)。各么我为神马不能在意大利办呢?原因一,你可以说,我思念某人!原因二,根本原因,因为人家木有居留啊,木有居留不能在当地办啊(MD此时此刻我又多么痛恨意大利的效率啊)。

总之,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在8月5号那天提交了材料,抱着能在三个星期内搞定的一线希望。

一个星期过去了,木有音信。两个星期过去了,木有音信。到第三周,当姐在青岛海滩舒舒服服日光浴的时候,丫打来一电话说我没有录取信,要补交那个。我说有的呀,试图理论之,但她说那个不算,然后就砰挂了。擦,我说你要让我补交不能当时就说嘛?不能第一周说嘛?不能第二周说嘛?但是没办法,给负责人写邮件,要传真,自动回复一刚!说丫在度假一刚!肿么办,又发了另外两个人,木有音信。等到第三天,我觉得不能指望这帮懒散的后工业社会的闲人,自己打电话,打了一下午才接通,继续理论,费了老大的劲才说服她其中的一个信可以当作录取信使用。然后我问:还要多久。回答肯定是:不知道。

貌似到了30号,木有音信,我想机票改期吧还是(本来是9月1号凌晨)。打电话给expedia.it,以往都能找到几个会讲英文的话务员,这次肿么一个也没有了,转接来转接去,每一个人都说‘a momento’(等一下哈),后来我不等了,挂掉了。开始写邮件。邮件的结果是,可以改到6号,其他日期要么没航班要么没位子,6号要升舱,750欧块。瓦特,坑爹吗。

然后给chambery负责人写邮件,吐槽此事件的讽刺意义:不好意思啊,因为我遭遇边境政策,不能过去和你们一起控诉边境政策了!负责人表示同情,并表示可以退注册费,虽然只有几十块,但苍蝇蚊子也是肉啊!我表示感激。

31号,木有电话。9月1号,我突然想到去网站上查了一下,说是31号已经返还签证中心了,可以去拿了。瓦特?!原来是不打电话的呀,那你们不早说嘛,那你们还写那么大一电话号码在封袋上有毛用啊。不过烦过烦,总算可以去拿护照了。

但是这时一块阴影免不了笼罩心头。如果我31号去拿了,岂不是就不会错过那31号深夜1号凌晨的灰机了嘛?!500块啊!可以买1.5只da饼干镜了好嘛!

但一块更深的阴影是,我还是有机会去那个no border的呀。去还是不去?presentation就算了,都已经说过取消了,况且我也没准备。可是确实有个大偶像的题目我真的很想听啊很想听,于是狂纠结,列了一下去的成本:

需要继续机票改期(需要把9月4号改成3号);巨奔波,需要马不停蹄地从罗马到里昂、再火车到香佩里,再穿过整个小城,才能赶上那个环节;时间很近,机票略贵(不过反正是easyjet,贵也贵不到哪里去;我甚至还研究了从都灵坐火车的路线);各种奔波,仅仅为了那一个环节?因为其他的环节我兴趣不大(除了我自己的那个环节。。)

总之我各种纠结之后,简直在想去的最高点上给土耳其航空打了电话。遭遇了一个声音很性感、算数很差的小哥。我问他改明天多少钱?他说:手续费60,差价33,加起来就是83. 我说:哦。

我觉得,这么多倒霉事儿之后,还是省点钱买衣服吧。至于大偶像,以后再说咯。

此情此景,唯有发张皂片攒人品。

As you probably have been, or will be, told,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Well, not always. But if you have spent many nights drinking beer and wine at the square of San Lorenzo, having dinner in one of those fine restaurants in Trastevere; if you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tram at Piazzale Flaminio, staring at the obelisk in Piazza del Popolo through Porta del Popolo — the northern gate of the ancient Walls; if you have seen the skyline of the city from the platform (reportedly built by Napoleon) in Villa Borghese, a skyline composed by domes, pine trees, the big fountain (fontanone) on the small hill, and the ‘ugly’ wedding cake in Piazza Venezia; if you have been wandering around those broken fountains, unrepaired houses and (seemingly) deserted historical sites; if you have been moved by the smile of a stranger who asked you for directions; if you have been sitting at the bank, watching the Tevere river coloured by the sunset flowing silently, while ignoring the splendid view of St. Peter’s basilica lit up not far away. That’s enough. There’s no great happiness here, only trivial pleasure.

Then in an early morning you’ll walk through the cobble stone streets near Piazza Navona — you must not wear heels. You’ll have breakfast standing at the bar: an average cornetto and a nice cappucino. You’ll reach Lungotevere in a few minutes, and you’ll see the Castel S’angelo and other things being there, glowing in the morning sunshine and under the transparently blue sky. You’ll remember this morning, and many mornings like this. Nothing unusal, as if the city has been as chaotic, un-exquisite, yet astonishingly beautiful as this for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years.

Once a friend said to me, ‘Rome will be here when you get back’. My gloomy reply was, ‘Rome will be no longer there for you once you leave’. But you don’t have to throw coins to the Trevi Fountain,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come back. It will be always with you. I know this is cliché, but it contains some truth.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another banal saying, which is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have a romance here: if you spell Roma the other way round, you get Amor. Believe it or not, in the end it will go as the ending of La meglio gioventù tells: Forse avevi ragione: tutto è veramente bello.

(这个词是从小红帽的博客上学来的)

上一篇已经说过,自从6月中旬以来就一直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旅行,7月份尤甚:

04/07 Seoul –>Rome

09/07 Rome –>Lyon –>Oyonnax

10/07 Oyonnax –>Lyon –>London –>Birmingham

13/07 Birmingham –>Sheffield

15/07 Sheffield –>London

16/07 London –>Rome

28/07 Rome –>Beijing

其实目的地不多,可是总是在中转,才停留一下,就要离开。在Oyonnax是yy的婚礼,说是只是在市政厅签个字,还是来了不少亲朋好友。从市政厅出来,大家纷纷走上去亲吻祝福——我还是比较喜欢法国/意大利式的greeting方式:人们的心理距离已经有那么多,身体上应该亲密一些才对。

仪式上市长先生bulabula讲个不停,大家一直笑,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他们翻译给我,说是一直在开玩笑,比如:“做市长之前我是个摄影师,做了二十几年摄影师,拍过许多美丽的人,不过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 遇到yy的妈妈时,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我们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上次见到她是大学毕业时,现在她不停地说着:“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她第一次见到我时是8年前,在同济沪西校区那阴凉潮湿的宿舍里,从8年前到现在我该变了许多。

在岛国,我不停地思念我镇的透明蓝天和永恒阳光。伯明翰那个会议又是关于后殖民主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归入过这个范畴。不过因为有个偶像君P会出现,所以我就去了。偶像君是做欧洲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的后殖民主义条件)的,我现在做的虽然也跟欧盟有关,却很难和殖民主义扯上关系。最后,我竟然交了一篇关于梁启超的——硕士论文的一小部分,因为看起来和其中一个叫imperial enlightenment的panel很契合。我从来没有指望在伯明翰会有人对梁启超有兴趣,更没有指望研究欧盟的偶像君会有兴趣,可是他竟然特地来听了我的(所谓特地就是,听完我的、问完问题就走了。。忽视了后面的两个发言者),之后还聊了很多,要我把paper发给他。我说其实我没有paper,只有一篇一百多页的硕士论文。另外,我发现我喜爱的作者总是面容姣好。这位偶像君是瑞典人,出奇地年轻,和我一样只戴一边耳钉,唯一的缺憾是金发——哦,我不喜欢金发的男人。

在谢村遇到秀外慧中的 dreamingkitty同学,关于这一节可以看她的记述。我们去了一个用以下两个词语即可概括的庄园:寂寞和欲望,在文末的图片中,请自行代入这两个词。

回到罗马那天晚上,从机场坐大巴到城里的时候已经将近12点,依然熙熙攘攘。穷一点的人们站在街头,坐在河边;有钱一点的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河岸的酒吧,所有的人在喝酒聊天。穿吊带裙的姑娘们吃着冰淇淋走过,大小不一的教堂圆顶们遥遥地互相凝望,我想,这就是我镇嘛。

大概因为夏天到了,各种欲望滋长,我也开始有屡撞桃花的迹象。在岛国时,R发来短信说我看起来ravishing,可是原谅我的土鳖英文啊,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于是问正在一起喝酒的牙买加男,什么是ravish。他笑着看着我,说:you are ravishing.

但我的夏天就要结束了呀,待我离开这里。离开永恒的台伯河,离开它的黄昏、正午和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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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村到处都是这么美艳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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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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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的……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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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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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年末,开始奔忙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三星期前在法兰克福,两星期前在首尔。结果是法兰克福的那伙人,因为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后殖民主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所谓的global south的所谓的’people of colour’,而在首尔这帮人,一半德国人,剩下的一半里一半会讲德语,还都研究一些关于日本和韩国的陈年旧事,简直成了德语学界东方学会。这我可没料到,因为主题是关于border的,不是关于东亚史的。有这么一些插曲值得一提。

1

在法兰克福,我所在的panel负责人aylin介绍我住在她的朋友杰罗姆在奥芬巴赫的合租公寓里。是个很舒服的公寓,我睡在客厅,书架上放着整套的弗洛伊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的著作。显然它们不只是摆设,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社会学对我来说是很实证的学科,但他们的研究题目都跟实证一点关系也没有,要么是某个特定的思想家,要么是某个特定的概念,subjectivisation之类的……

话说回来,那几天我和aylin和其他人经常在城里喝啤酒,期间聊起我的host杰罗姆,aylin说他是个“anti-german racist”。当然,这是个听起来很奇怪的描述,racist也是个很坏的词。但我还是理解成某种自嘲,而且aylin应该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像我们这种成天跟各种意识形态概念打交道的人,有时会毫无恶意地开玩笑说对方是racist,就好像我的同性恋室友,每当邀我出去玩而我正好有事去不了时,他就会说我是homophobia。所以我离开那天跟杰罗姆简短聊天时,提到“我听Aylin说你是anti-german racist”,他当时显得很镇定,回道“是吗?” 但后来我就见识到了德国人的固执,他发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来表示他的愤懑和不解,先是分析我们那段简短的对话是如何的有违常理,继而向我解释他的立场——激进的反-反犹主义立场,无论如何都不是racism。我只好也回复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来分析我那段简短对话后面的友好动机,和aylin这么说的友好动机,以及您无论如何都不是racist。

不过,从他的解释来看,他怎么说也是激进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我当然没有把这个写进回信。我曾在会场遇到他,但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在第二天出现在会场,穿了一件印了以色列国旗的T恤,我说了我当时完全没注意到他穿了以色列国旗。他后来在邮件里跟我解释,他觉得有必要警告这些后殖民主义者。而且他反对反犹主义到什么程度呢?前一阵子judith butler来法兰克福做一个什么演讲,aylin问他去不过去,他说:“不去,如果我去了会忍不住扔她番茄鸡蛋的”。而巴特勒又算哪门子的反犹主义呢,不过是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说了几句话而已。我觉得搞不好他觉得阿伦特也反犹,最终没有跟他继续通信。

2.

后来我在首尔遇到这些德国人,聊起此事,大家说德国的anti-german leftist势力还是很庞大的。但这些搞历史的人一点也不批判,其中只有一个,长得挺像齐泽克,论调也蛮齐泽克。那天晚上我们在吃烤肉(顺便说一下,我在韩国每吃烤肉事后必胃痛),这位齐泽克男Robert和一个美国小哥Mat在辩论。美国小哥M在研究“国际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以,你们可以想见。我跟R帮腔讲了几句,然后说:“不管怎样,你们自由派需要我们。” M说:擦,我才不是自由派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句什么,R大笑,拍着我说:“you are right, he’s a fucking liberal”,然后我们干了一杯。

但是我喜欢后殖民主义者吗?其实不然。在法兰克福的那场,最终成了一个关于文化/肤色/身份的陷阱。尤其是谈个人经验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关于个人教育体验的panel,于是”women of colour”成了有话语权的群体,”白人男性”注定没法说话。于是这边有个小哥,白人小哥,就做迷茫状了,说在这样的场合下不知道如何说话,是否应该回家去反省?这位报告者,一位显然是在德国长大的,棕色女子,说:“你是应该回家,然后反省。”

这小哥的问题是挺傻的,总以为自己在结构之外,而这女生自以为代表了她要代表的群体也挺傻。结构这东西,我的panel里这个丹麦/哥伦比亚女J和印度小哥M的对话也很有代表性。J(作为白人女性)说:“最恨那些自以为无辜的。我如果说你傻,我就是种族主义;你如果说我傻,你不是。而我其实是从这个结构中受益的,那些自以为无辜的,不知道他们的特权,就是表达solidarity。”她说丹麦还是瑞典哪里的国际妇女节游行,这些个女性主义团体,觉得为了体现她们的国际性,也邀请了穆斯林妇女团体一起,游行的时候,穆斯林女性团体打出了“solidarity”的标语,她们就愤怒了:“谁让你们solidarity的?” —— 处在主导/控制地位的标志就是,只准我们说“我们支持你们”(也就是同情你们),而不准你们说。

3.

后来,我们坐在汉江岸边喝酒,下起了雨,就躲到一个奇怪的高架桥结构下面去了。柏林女孩在讲从柏林到苏黎世的各种德语城市的gay bar和dark room,性和毒品;R和M继续在争论革命的正当性。旁边有两个中国女孩,路人,她们在打羽毛球。时而有一列火车在头顶的桥上呼啸而过,我想,好吧,首尔也是个挺好的城市。

大概是前一阵子过得太快活,后来就受到了惩罚,在一家H&M店里丢了钱包,确切点说是被人拿了。

当然是我的错。我把它放在一只购物袋里,尤记得是一只zara的,然后我当时拿了很多购物袋(女人们啊,一个人逛街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开始试衣服,把袋子放在地板上。试完后我把其他几个袋子拿走了,忘了那一只,五分钟后我发现了,又回去找,袋子还在那里,里面的衣服也在(擦),钱包没了。里面没多少钱,我一只有着钱包里不会超过50欧现金的良好习惯,如果再早一天,里面不超过2块钱,可是偏偏那天早些时候我没有钱吃午饭了嘛,就在atm取了50块钱,花了十几块,丢失的现金大概是三十几块。

但我真的很爱那个钱包!!很想咆哮!!!

然后我又找出这张图,我看着它的时候心情有多么复杂啊!!一方面我想再看它一眼,另一方面多看一眼心就要多纠结一下!!

尤记得那是两年半以前,那是姐第一笔“打工”的收入,虽然那个所谓“打工”不过是翻译了两篇很短的小短文,竟然如天上掉馅饼一般有不小的酬劳。于是我跑去上野的丸井百货买了这只看上许久的小小的paul smith的钱包,简直像每当变幻时里面的杨千嬅一样嘛!!

然后无数次,买东西结帐的时候,收银员或者同行者会说:钱包真好看呀。我都很开心!!虽然有用了两年多,虽然还浸过水短暂地肿胀过,但很快就自己恢复了,依然美丽如昔!!

关于第二天的轶事:

第二天我最先乘了88路去H&M店里看有没有一线生机被清洁大妈找到,然后乘了491路、60路和3路到银行去办新的银行卡,遇到一个很热心的职员,他跟我说要去警察局搞一个证明才能办新的卡。他说话很神经质,基本上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事是锁定丢失的卡!这关系到你的未来,知道吗宝贝。你刚刚说lost,动词不应该是lose吗?为神马用lost?你要跑到警察局去宝贝!用跑的!!啊你的手真漂亮。你知道怎么跟警察说吗?”

“不知道。”

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在纸上,交给我,说:“念一遍。”

我念了一遍,他纠正了一下发音,说记住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在路上多背几遍嘛。

热情男和银行保安都跟我描述了警察局怎么走,两个版本不太一样,而且都是错的!我tm最后竟然还是找到了!!保安说:“在第一个路口向右转,到一个锡耶纳银行,银行过去就是了。” (而且他们都不知道地址,否则我还可以在手机上查一下)事实是第二个路口,而且那个银行也不是锡耶纳银行,是个别的什么银行,感谢人肉gps的直觉,顺利找到警察局,路上还吃了顿12点的早饭。

虽然路上也背了几遍纸条,但到了警察局之后还是不由自主地直接把纸条给了他。然后莫名其妙地坐在椅子上等了半个小时,没有别的人等,而且有很多工作人员,但他们就是不做事,他们在闲聊,然后让我等。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让我进去了。我一看,负责办事的大叔竟然和我穿一样的黄色夹克!靠,我为什么总是和男人撞衫!!办公室的样子和80年代的中国相仿,也就是说和现在我县的乡镇政府相当,就差热水壶了。

但好歹有台电脑,他开始在电脑上输入我的信息,你是哪里人?我说Cina,问题来了,他的系统里有Cina Repubblica nazionale 和 Cina Popolare两个选项,他问我是哪个?我很迷茫,第一个看起来有点像,但应该是repubblica popolare才对嘛,台湾那个才应该是xxx nazionale嘛,我觉得是系统有问题,把两个名字混在一起了。正当我苦思冥想之际,黄色夹克男说:算了,无所谓啦。我就选了cina popolare。

然后拿到证明回到银行的时候,他们关门休息鸟,我也就一身疲倦地乘了3路公交车换乘88路去校区A吃午饭(还下错站,多走了许多路),吃完饭又乘90路和3路回到银行办卡片,然后又乘鸟3路和90路回家休息片刻 (我可是从一大早就起来奔波的,其间五六个小时没有机会上厕所,对于经期第二天来说,我只想称赞这次买的卫生巾质量太好了),又乘90路和3路到了银行附近的校区B上课,晚上乘了3路和60路回家,回家还没完呢,竟然还要做饭!!

我还在爱着你。

明天上午要上课,所以今天特地早早关了电脑(一点多吧)爬到床上去,辗转了一会儿睡不着,大概因为晚上8点多的时候经过一家可爱的甜品店,忍不住要了一杯咖啡。于是又起来写这篇博客。

小陈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年在婺源那些烟雨迷漫的山村里的每一个细节。 —— 我总是提到过去,并不是因为现在就不那么可珍视,而是时间的痕迹给过去增添了难以名状的甜蜜,那些没有照片只有只言片语的细节,巷子里清明果的香气,梨花院落一堆雪,每一次回忆都被浪漫化。在那之后听到莫文蔚的歌里唱,“第一次牵手,是什么理由”,我就笑着想起那个“逃票”的理由。我们想去看李坑还是什么坑,但我们不想买票,于是爬上旁边一座荒草丛生的小丘,我弱弱地爬山不给力,于是被他拽上去。最终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我真的很想再去那里,看看那个村子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五年之后我们还是对门票耿耿于怀,在“美人如花隔云端”的ravello镇,我们去大名鼎鼎的villa cimbrone,爬了半个小时的山路才走到,却发现我们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门票。于是小陈没有进去,在门外同样美丽的庭院草地上睡了一觉,我一个人进去,拍了几张照片,沮丧地想,再美的花园,不能和你分享又有什么意思。

那年的4月2号,我们从婺源坐长途汽车去杭州,然后从杭州转火车回上海,一路大概十个小时,局促又颠簸,其实难受得很。于是小陈给我唱歌,唱了好多。我后来的游记里关于这一段写的是,“第一盏路灯开了,你在想什么,歌声好快乐。” 他的则是:“开始有晕车迹象,沉默不语,痛苦状。此心甚疼,给彼唱歌解闷,却也不分宫商角徵,一段一段的就这么唱将下去。”

其实五年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挺长的时间(切,说得你好像很年轻一样),一切都好像不一样了。那时我不买漂亮衣服,不化妆,不用智能手机,没有相机。——不过我还是记得那天我穿的什么,那件买了七年的绿色外套至今还在我的衣橱里(对比一下有些去年冬天买的衣服现在已经被抛弃),我也记得第一次和第二次见他的时候穿的衣服——不过第三次么,就不记得了。—— 这些不过是外观,最重要是想的事情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18岁时在想什么,我18岁时想的无非是:读更多的书,懂得更多智识的乐趣,得到更多的爱,被喜欢的人喜欢。现在烦恼的事情,当时是梦也不会梦到,神马如何共同生活,在哪里生活,如何生活之类的。他是否喜欢我?她是否喜欢我?就是那时被偶遇旅伴们当作“私奔的初中生”的我们,所想的全部了吧。

却不知喜欢之后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那么多次要把破碎的心拾起,那么多恨在爱的后面,于是那么多想要忘记的努力化作云烟。

但一切又好像没有太多不一样,今年的4月1号,我们从阿玛菲乘巴士去那不勒斯,然后从那不勒斯转火车回罗马。我们依然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和那年一样,沿路风景当然美不胜收,每一秒钟都在变幻的海岸线。但因为海岸线曲折,也更容易晕车,小陈依然“唱歌解闷”,唱的歌也变化不大,最多的依然是罗大佑。那些受过的苦,仿佛都没有受过。

那天一个好友给我看他和gtk上小姑娘的暧昧聊天片段,我说我已经过了欣赏能打情骂俏乐趣的阶段了,他说:“那陈老师岂不是觉得很无趣?” 我说我们海誓山盟,不打情骂俏。这是假的,我们的玩笑话也远远多于严肃话——虽然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写严肃的苦情信,我只是觉得,拥有一段值得相信的感情,虽然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却是一件有时候想起会让人喜极而泣的事。我说“值得相信”,而不是“值得依赖”,对我来说仍然没有什么可以依赖,但是有可以相信的东西。薇依说“深信他人的真实存在便是爱”,他的真实是相看两不厌的真实,如同山,如同石头,如同呼啸山庄中凯瑟琳说“脚下恒久不变的岩石”,怎么会有沧桑?

我喜欢相看两不厌这五个字,尽管我们并不能时常相见。

小陈去年的博客写:

“走过了那么多的路,我们还是没能找到回家的那条。

Not Yet。”

但我们至少知道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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