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名声大噪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之后发现此书的内容基本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当然主要是知识范围。初看起来它比较像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恶意或善意的解读的又一个版本（像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那样），但作为经济史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当然属于激进的政治经济学），阿里吉的兴趣远不止于此。他真正的关心在于19世纪中期之前，欧洲与东亚分别代表的资本主义式和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以及迟至19世纪晚期（晚于工业革命）才发生的”大分流”（东亚的衰落，欧洲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的原因。搞清楚历史源流，才能真正理解现在所说的”东亚的复兴”的内容和意义。
1970年代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复兴，或曰”资本主义群岛”的兴盛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却去向不明。因为当年西欧的经济繁荣和全球扩张是以军事力量的大跃进为基础或保障的，而那些新兴的经济体：新加坡、香港都不能算主权国家，韩国、日本和台湾都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它们中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大”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分岔在资本主义编年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前景可能光明，也可能黯淡。熊彼特就曾悲观地（并辩证地）认为：”在窒息（或沐恩）于西方中心的全球帝国或东亚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的地狱（或天堂）之前，人类很可能在伴随冷战世界秩序消失而来的暴力升级的恐惧（或荣光）中化为灰烬“。有了这些考虑，对阿里吉而言中国崛起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中国不像70年代的那批经济奇迹国家，她的军事力量即使不能和超级大国相比，也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庸；在这个国家财富和力量又一次结合在一起，他的总论题就是：”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失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结合起来看，已经使亚当·斯密（温总犀利？）的预见比《国富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在各种文明更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社会。
今天要抄的一段书却和这个主题没有多大关系，对我这个隔行如隔山的而言，看正文的乐趣还不如看开头大卫·哈维（那个地理学家，”希望的空间”作者）跟他的访谈录的乐趣来得大。这里面讲到作者的经历：出生于米兰，外祖父和父亲都有自己的企业，毕业于博科尼大学经济系，其后到了非洲南部的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某大学工作，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研究让他觉得高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设计毫无助益，从此踏上了”从新古典主义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长征”。由于当地政府的镇压，阿里吉还曾和其他8名教师一起因政治活动而被捕，关了一个星期后被放逐，他去了坦桑尼亚，兴趣又从劳动供给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新兴政权的经济发展问题。在非洲6年之后他才重回到意大利，70年代末的时候去了美国的费南德·布罗代尔中心投奔沃勒斯坦。和一般的经济学者（即使是激进派经济学者）比起来，阿里吉可以称得上是实战经验丰富：除了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经历以外，在各种大小企业任职的经历也活生生阐释了资本主义自身适应性的历史。
这段源于哈维提及阿里吉对”国际体系结构中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特点的解读”，并询问他这种灵活性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如何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阿里吉答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适应性，一个是模式的周期。他这么解释第一个问题：
这一定程度上与我年轻时的商业经历有关。刚开始我尽力经营我父亲的生意，那相对来说是个小生意；然后我根据我外祖父的生意做了博士论文，我外祖父的生意要做得大一些–属于中型公司。接着，我和外祖父吵了架，然后去了联合利华，从雇员的角度来讲，它是当时第二大跨国公司。所以，我运气很好–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角度看–能一步一步进入更大的公司。这有助于我理解我们不能概括地谈资本主义企业这一点，因为，我父亲的生意、外祖父的公司和联合利华之间是非常不同的。例如，我父亲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拜访纺织区的客户和研究机器上的技术问题。然后，他会回到工厂和他的工程师讨论这些问题，会针对客户需求调整机器。当我开始经营这家公司时，我一点头绪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父亲通过实践和经验所获得的技术和知识的基础上的。我可以去各个地方拜访客户，但是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甚至都不能理解他们的问题。所以，那是很无望的感觉。事实上，我年轻时常对父亲说：”要是共产党来了，您就有麻烦了。”他回答说：”不，我不会有麻烦的，我会继续做我现在的工作。他们需要有人来做这些。”当我关闭父亲的公司去外祖父公司时，它已经有点像一个福特制公司了。他们不研究客户的问题，他们生产标准化的机器，客户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这些产品。他们的工程师根据他们设想的市场设计机器，并告诉客户：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这是大规模生产的雏形，有初期的流水生产线。当我进入联合利华时，我很少能看到生产的部分。联合利华有很多不同的工厂–这个生产人造黄油，那个生产肥皂，那个生产香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但是联合利华活动的主要场所既不是市场营销部门也不是生产部门，而是资金筹措和广告部门。所以，这些经历教会了我，要把某一特定的形式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是非常困难的。后来，通过对布罗代尔的学习，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突出的适应性强的本质，这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观察到的。左翼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同时也是右翼的问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它历史性地使自身得到了再生产；但资本主义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已经使自身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基础上。……
另：这篇访谈最先发表于新左评论（NLR），所以在NLR网站上能下载到中文翻译全文。
又跑题另：在72松建了一个专门复制转贴时尚博客（纯转载图片）的博客，有兴趣者请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