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国际学生聚在一起，总是喜欢笑谈如何惹恼某个国家的人。容易成为靶子的自然是那些“小国”。比如说吧，惹恼一个斯洛伐克人的第一招，是搞不清楚（或装作搞不清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实在太普遍了，不要说那些远离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就是经常出入外交场合的政客们（确切点说是傻乎乎的政客们，有实例可查的是布什和贝鲁斯科尼）也经常搞混，更有坊间传说，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外交部每个月会见一次交换那些写错了地址的信件。第二招，“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里面比较穷的那部分嘛”，之类的。
但是惹恼比利时人就比较难了，因为，据说，他们不在乎。反正，连谁是比利时人这个问题都搞不太清楚，弗莱芒区和法语区互相瞧不顺眼，但也相安无事，因为大家不在乎嘛。
结果搞得布鲁塞尔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世界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布市法律上是“双语城市”，不过显然法语占绝对优势，但是四周都是讲荷语的市镇。所以我刚开始住在北边一个荷语小镇Grimbergen的时候，第一次对这种“边界”感有所体验，从该镇乘公交车到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刚开始上来的乘客都讲荷语，司机也对他们讲荷语，但不知不觉地，也不知道从哪一站开始的，突然注意到上车的乘客都讲法语，司机也开始讲法语了。在所谓的“欧盟区”，显然，大多数的广告标识都是英文。
外国人虽多，但是碎片化，不成（文化）气候。所以不光是这个城市本身没有“共同体”感，外国居民中，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也缺乏这样的认同。换句话说，不扎堆。
本来，我这样的人会想，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是理想的post-national城市吗？但讽刺地是，这样一个post-national都市的形成却（依然）全赖于national identity的想象。大多数在布市短期或长期工作的外国人，都是恰恰因为其“国籍”而取得这样的工作职位的。她/他的工作（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往往与作为其国家的代表进行区域协调有关，甚至有时候，就是为了在国际环境中增强/促进其所代表的国家/民族的政治统一、文化整合的幻象。所以，布鲁塞尔真是理论上所说的nationality和internationality互相依存的最佳体现啊。
刚才不是说，比利时人什么都不在乎吗，这话是一个师兄说的——他是个生长在这里，但身份很难界定、连母语是什么都很难界定的人。但后来他又以狂热粉丝的身份向我们力证：毕竟还是有一些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的，那就是丁丁！
师兄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手指翻飞，诉诸文字不能体现其生动性的十分之一。不过算了，反正事情是这样的：
丁丁历险记的知识产权归作者的遗孀所有，后来此女嫁了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办了一个公司负责所有关于丁丁的商业开发。后来该公司把电影拍摄权卖给了索尼，然后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这部电影，即将全球首映。本来大家都觉得，肯定首映是在布鲁塞尔咯。结果后来制片方由于各种商业考虑，决定把首映放在伦敦。然后比利时人就震惊了：神马？？！！这怎么行？？！！于是，虽然该国目前还木有政府，但还是极其效率地作出决定，排出一个部长去好莱坞谈判，谈判结果是，好啦好啦，我们不在伦敦首映啦。众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危机已经解除。没相当很快又传来噩耗：他们决定首映放在巴黎！还说：反正大家都是法语城市嘛，都差不多嘛。
（师兄评论说：神马，你们美国人把炸薯条叫做french fries（号称薯条是比利时人发明的）我们就忍了，从来不说什么，现在还要搞混丁丁的出身，那是怎么都不能忍的！）
于是比国的领导人们又是一阵紧急磋商，决定放出底牌：如果你们把首映放在布鲁塞尔，我们就派出一名皇室成员来参加哟。
于是制片方就动心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巴黎的诱惑。所以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好吧，首映仪式放在布市，然后有个下午茶，然后有一趟专列“丁丁火车”把所有人载到巴黎去，在那里举行晚上的宴会。
虽然是个妥协，也只好如此啦。比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不禁感慨道：虽然平时我们老埋怨皇室一点用都没有，但关键时刻只要运用得当，还是可以剥削一下的嘛。
结果呢，媒体们纷纷把此事当作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来大肆报道：你看，不要说我们没有政府，我们的外交官还是很能干的哟。
若问师兄怎么知道这些个细节，只因他爸是外交官，在这件了不起的胜利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吧。于是乎师兄就有了首映礼第一排的VIP PASS，这周六下午一点，和斯皮尔伯格与比国公主一起圆他的丁丁梦。让我们祝贺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