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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苏联的Dynamo足球俱乐部(现在属于乌克兰)访问英国,和英国的足球俱乐部踢了四场比赛,乔治·奥威尔就此事为Tribune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体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也算是他的散文名篇之一。他写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足球和其他的体育运动所引发的敌意和狂热,这在古典时期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不曾存在的。在那些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和缅甸,体育运动(game playing)和民族主义几乎是相伴相生地一同发展起来的。奥威尔最后说:”我当然不是暗示体育是国际对抗的主要起因,在我看来,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本身,不过是那些制造了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另一个结果而已”。

在二战刚刚结束、冷战初见端倪的时代,竞技体育引发的敌意和仇恨几乎是毫无意外、顺利成章的,如今体育精神的负面效应大多不再为人关注,看起来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我看了这期三联周刊(06/21)的专题”一支球队和一个国家的气质”之后,立刻又想起了奥威尔的文章,最初是在几年前的英国散文史课堂上读到的。半个多世纪过去,未变的是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得到表达的,民族、族群之间的敌意,比如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支球队的对立被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情绪所强化。变化则是许多新情况的出现–殖民体系的解体,前殖民地国家现在成了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迎合到拒斥,民主化的”第三波”起起伏伏,始终不能在通向自由繁荣的道路上走得畅通。

于是足球又承载了弱者反抗强权秩序的梦想,这是作家和电影导演们编织的马拉多纳传奇的主题。这位在身上纹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大叔,谁在乎他是不是真的革命者?即使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支持右翼政府,再即使他为自己当年加入那不勒斯足球队所找的托辞其实很值得怀疑–意大利北方是经济和金融中心,而贫穷落后和黑手党则是南方的象征,马拉多纳以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姿态说,尤文图斯是肮脏的权贵,他只想去那不勒斯。但他又在自传中澄清,其实当时只有那不勒斯一家提出收购。这都不妨碍他现在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和反全球化运动支持者,他不准女儿看蜘蛛侠和指环王,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告诉我,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出现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小孩都说着英语,所有男人都在为纽约扬基队尖叫。”

市场经济下职业体育运动由资本掌控,指令经济下有国家——在北朝鲜,就是军队。1966年朝鲜和意大利1:0的比赛中立功的朝鲜球员朴斗翼是军人出身,重返朝鲜人民军之后,军阶由下士升为中士。2002年有个英国导演拍了一部关于1966年朝鲜国家队的纪录片”Game of Their Lives “,朴在片中说:”我认识到足球不只是关于输赢的。无论我们去哪里,踢球都能促进外交关系、增进和平。”我没有看这部片,只能断章取义地理解这说法太乐观。踢球只是外交关系的调剂罢了,四十年过去,他的国家只是更加孤立了——”像是午饭时谁都不愿和他一起坐的怪孩子”,他的球队也依然是军队做支撑。最强大的一支叫做4.25,又称”常备国家队”,足球队和其所属的4.25体育团都属于朝鲜人民军,4.25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人民军的创建日(看比赛时,解说员说某某队员来自425,我还想:朝鲜的足球俱乐部都是按数字编号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管是体育、还是别的是什么,总归要么是资本逻辑,要么是国家机器的逻辑。

有时候看世界杯简直比看外交史的课本还能感受到强烈的地缘政治话语。无论是评论员还是看客,总要念叨着”欧洲球队”、”南美”、”亚洲”、”非洲”诸如此类。如果要因循马拉多纳传奇的思路,南美在绿茵场上是后发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那么朝鲜可看作坚持做”怪孩子”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挑战。再过度阐释一下,中国不出现是很合理的,既不挑战秩序,还能促和谐闷声发大财。但我得说,这些都是幻象罢了。好像真的有国家交战、区域争夺,白白增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带来不了任何改变。

套用奥威尔的话–这话说的真是一点不错,足球运动不是激化国际不平等秩序的原因,也不是改变它的手段,只是造成这不平等秩序的诸多因素的另一个结果而已。说足球和政治无关真是无稽之谈(马拉多纳回忆1986年的英阿之战时写道:赛前采访时我们都会说足球和政治无关,但那是谎言,我们满脑子都是复仇!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把这些英格兰球员当成了仇恨的对象,阿根廷人民遭受的苦难要有人偿还… 我们有种强烈的信念:我们要为国旗而战,为死去的小伙子们,也为幸存者们而战…),说足球可以改变政治也是无稽之谈,但作为一种梦想,做一下倒也无妨。三联的那篇文章结尾写得很煽情:

当第一个黑人选手代表英格兰和德国出战时,当非洲移民的后裔占据法国队的半壁江山时,当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孩子成为代表国家威望的英雄时,当一个弱小的国家获得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他们那面略显陌生的国旗时,我们相信,足球始终有一种平等的诉求,跨越种族、贫富,那些喜与悲都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它向等级森严、嫌贫爱富、大国欺负小国的秩序挥舞着愤怒的拳头,也许这其中包含象征的成分,也许现实世界还是一样的残酷,并不会因一场比赛而改变,但是,你只要认真看,就能看见那只愤怒的拳头。

愤怒可以助一支球队赢得比赛,却不能助一个国家摆脱情感的奴役,摆脱自大和自卑,摆脱孤立和贫穷。有时候我们寄希望”精神”太多,也许是因为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时,只有愤怒了。

为什么这首总是让我内牛满面?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Father and Son /Cat Stevens

Father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
To be calm when you’ve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But 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
Why,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For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 but your dreams may not.

Son
How can I try to explain, 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same old story.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rdered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Father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sit down, take it slowl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Son– Away Away Away, I know I have to
Make this decision alone – no)

Son
All the times that I cried, keeping all the things I knew inside,
It’s hard, but it’s harder to ignore it.
If they were right, I’d agree, but it’s them They know not me.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Father– Stay Stay Stay, Why must you go and
make this decision alone?)

补:1978年开始Cat Stevens改信伊斯兰教,改名为Yusuf Islam,这带来了很大争议也让很多歌迷不解。2004年曾经被拒绝入境美国,并被FBI短暂拘留。在Youtube上找到(较)老年Yusuf Islam在BBC演出此首:

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展,下图是这次展出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许遭到枪击的《对话》更有名?),看起来像是预言又像是警示(网上搜得到黑白版,这张是我翻拍自《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期的封底):


不许掉头

初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对交通规则一无所知的我想当然地理解成”不许左转”,很久之后才明白是不许掉头的意思–确实这样才说得通。89以后的中国谁都知道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才是我最不能释怀的地方。从历史上看,隔了这么远的距离,邓小平做了一个当时来说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然后带给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延伸阅读,The Tank Man)。牺牲者,牺牲者只是牺牲了,我们从不回头。

我的毕业论文写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在导师和我众多的分歧里面,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客观到冷酷的态度:”你说文革暴力了,跟土改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他们来说,对邓小平来说,死几个人算什么啊,整死人算什么啊,大不了以后平反就是了。”可是他是对的。多年以来我企图消除人们对”政治”这个词的偏见,仿佛它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般高贵和美好,但最终还是得承认韦伯所说的–它是”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它是卡尔·施米特或者毛泽东的划分敌友,在争取朋友和消灭敌人之间,个人没有地位可言。

同样是1989年,陈嘉映和一些知青友人计划创办《精神》杂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办成。过了将近20年后,他又把当年写给这个杂志的序言拿出来,作为一本论文集的序,文末写道:

我们这代人有过什么呢?

十年后,几个朋友聚会在黑山沪。照样在庭院里摆出酒来,登山歌唱,踏着河沿探讨世纪的归宿。我们教育了自己十年,希腊的思想德国的音乐不再陌生。但他们照样新鲜。历史像生活一样,总把最美好的赠给爱它解它的心魂。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呢?
据说,这是失学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受伤的一代。人们差不多要来可怜我们了。国家会有耻辱,时代会有伤痕,我们没那些。当然,我们也没有钱,没有权势,甚至没有很多普普通通的正当权利。
我们只有精神,于是我们在这里相会了。

我爱这段话,可是那样的年代不会再来。也不该再来。

再附几张现代艺术展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