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理想色彩的人很看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实的人会意识到可能的后果，也许这个后果比抽象原则更重要。
围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表达自由”的斗争史看起来激动人心，但复杂的背景在波澜壮阔的自由画卷中容易被人忽略。

记得听一个老师讲代议政府的制度安排：基于同意的宪法；公正定期的选举；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接触多种信息的来源……他说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危险的是在现在的中国，总有些人抓住其中的一个当作救命稻草，有人要普选，有人要司法独立，有人要言论自由，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救命稻草。

可是那怎么办呢？如果不能从其中一个做起，那实现所有岂不是更成了虚妄之谈？但我理解他的意思，如果社会动员的幅度大于制度改革，动员起来的力量势必要通过其他的途径释放出来，就是出乱子，而我们需要秩序。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是大多数历史的真相。革命的后果是以暴易暴，但人们会说意义非凡。对国家来说也许意义非凡，对某些个人也是，但对其他个人来说只有灾难。

很多时候我想不出很多问题的答案，像布里丹的驴子一样，觉得这样有道理，那样也有道理，最后摇头晃脑地饿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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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关于陈独秀第5次被捕的资料，当时南京政府抓了那么多年终于得手自然欲除之而后快，江西的党也是幸灾乐祸，机会主义分子自是罪有应得。只是全国的教师学生之类纷纷设法营救之。

（申报载 1932年10月24日） 昨日，上海学术界领袖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共八人），致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一电：

……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犹有间接之助，此非个人恩怨之私所可抹杀者也。不幸以政治主张之差异，遂致背道而驰，顾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学术幸甚，文化幸甚，临电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晨报，10月26日） ……沪方柳亚子奔走尤力，胡适之亦有电致蔡元培营救。北大燕大师生亦纷起设法，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均愿任陈辩护。盖陈思想虽不容于社会，惟其能牺牲一己，而推行其本人认为拯救民众之主义，即其人格弥可钦佩。

（壬申半月刊，11月1日）……若共产党而不再扰乱社会秩序的条件之下，专从事于理论的宣传，思想的鼓吹，论理政府尚应认定其党的存在，其党及党员均应享受法律上的保障。……自陈等被捕解京，我当局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独立，由蒋委员（长）提议，经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全案移交法院审理，此诚不失为法治国家持平的态度。

（陈的自辩）……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已。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汪致胡）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 著安

弟汪兆铭顿首（37年8月19日）

他在江苏高等法院的自辩书很长，而且还声称“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天津的《益世报》全文刊登了章士钊的辩词（章是那种高薪奉请也难得应允的大律师，这次自愿为陈作辩完全不取酬劳，二人当年也打过笔仗）和陈的自辩，这两篇还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当然，其他学校也想用的只是当局自然不答应，教会学校管制就松些。光看我引的这段是看不出他为何坚持要以“我的辩护为准”，章的文也是讲了党国之分那一套，关键是陈还是坚持宣传了共产主义，真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报上为他辩护的文章当然要拿他和共党的分歧说事儿，但他自己始终不提。

但其实又反对暴力，回到德莫克拉系，结果搞到左右都不容他。陈与胡也是打过不少笔仗，但算是老友。对于胡从杜威走到蒋介石，走到华盛顿当大使，陈很是惋惜：“你若只做学术研究，也许不会被人鄙视的”。结果胡说，“我也为你惋惜，你若不当政党领袖，专心研究学术，想来也会有些成就不致身陷囹圄。”他们俩怎么说都是读书人，行的不是政客那条路。

37年出狱后，中央派代表找他长谈，说以国家为重，抛弃偏见，写份检讨可以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顾我所愿，检讨碍难遵命。蒋也差人劝诱之做劳动部长，自然给他骂回去了。穷困潦倒之际，有些尊敬他的国民党高官要救济，他亦回绝了，只接受几个同学以北大校友会名义的捐助。我老师的老师（不记得名字了，某近代史学者）讲，陈是失败的毛，毛是成功的陈。若是可以比，陈就是太知识分子气了，太看重信仰之类。不过他晚期文稿真的很有预见性，像是1979之后邓提倡的东西。

一个老师说，很遗憾的是学校里没有陈的像，那么多塑像就没有他的，但将来应该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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